九死一生攀高峰(三)[转贴][分享]

难民

第十五章 踏上麦金利山之巅
王勇峰

从文森峰归来后，迈克和生死与共的我们成了好朋友，不久，他又邀请中国登
山队员一起攀登北美洲的最高峰麦金利山。1992年5月6日，我和李致新、陈建军及
一位随行记者启程赴美，由素有中国登山队五虎将之一之称的陈建军出任中方队长
兼教练，并再次与3位美国人合作组成中美联合登山队。

麦金利山耸立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境内，靠近高纬度的北极圈，不仅山势险峻，
而且气候特别寒冷恶劣，冬季最冷时低于零下50度。世界著名探险家、日本的植村
知己就是在1984年冬季攀登此山时遇难身亡，成为麦金利山攀登史上第44位殉难者
的。迈克曾经沿着最安全的传统路线攀上过麦金利山，所以这次他们选择了另一条
难度很大的西壁路线上山。历史上只有23人沿西壁路线登顶成功，却有8 人在下山
途中搭上性命。

山地飞机在海拔2193米的山脚下平稳地降落了。天气出奇地好，没有一丝云，
也没有一点风。我们从没到过北美阿拉斯加的麦金利峰，甚至连一张照片也没看过。
以前关于麦金利峰的“知识”似乎总和残废联系在一起。在美国碰到一些并不是搞
登山运动的人，他们听说我们要去麦金利，都不约而同地说起这座名山的“性格”，
植村知己、山田升……这些知名的登山家就是在这里走到人生的尽头的。但每年还
是有那么多的人来到这里。在大本营已经有100 多名分属不同国家的登山队员在这
里安营扎寨，热闹得很。第一次见到麦金利，发现她有一种难以言传的独特的美。
这些年我们从世界的珠穆朗玛峰，到南极的文森峰……。名山也算见过不少，那么
麦金利峰的魁力又在何处呢？

从大本营算起，麦金利峰的相对高差近4000米。麦金利峰第一眼给我们的印象
是拔地而起，十分宏伟。天气实在是太好了，在大本营祥和的气氛笼罩之下，我们
这支只有7 人的中美联合登山队的所有成员似乎都感受到一种成功在即的冲动。一
边眺望着麦金利峰，一边说起在麦金利峰的最快登顶记录——10天。“我们也许只
用一星期就够了吧？”我和李致新说。

51岁的美国队长老迈克表示赞同。说实话，当医生的迈克先生看上去要比我们
信心更足。我们好像暂时忘记了我们要走的是西壁路线，在这条路线上历史上曾经
有23人成功地登上过顶峰，但是有8人却在下撤的途中消失了。

因为麦金利峰临近北极圈，从春末开始，麦金利峰的太阳开始显示出她那缠绵
可爱的特性。凌晨3 时她就向山上爬来，晚上11时以后才恋恋不舍地隐没在西面的
地平线下，但是天空却未因此黑下来。这个季节，最黑的夜晚，也能清晰地看到群
山的轮廓。这个特殊的地理现象，为登山者大大提供了方便。

5月10日下午1时30分，中美联合登山队6 人起程，开始向一号营地进发，《中
国体育报》记者刘文彪一人独守大本营。

通往一号营地的道路是一段十分漫长的缓坡。登山行动伊始就出现了意想不到
的问题，我们的中方队长兼教练陈建军本来心脏就有点儿毛病，因为患了重感冒，
行动十分困难。为了不影响整个队伍，贻误战机，陈建军决定自己下撤至大本营。
他向我们一再嘱咐了要注意的安全问题后，带着遗憾回到了大本营。我们约定每天
定时联系一次，汇报山上的情况。

可是就在当天晚上，一个更坏的消息传来了。

说是11日晚将有一场10年来最大的暴风雪袭击麦金利峰！本来我们准备抢在暴
风雪到达之前，赶到二号营地待机，可是途中却遇到一支法国队，说暴风雪将立即
到达，情况十分紧急，我们立即在去二号营地的途中就地筑起雪墙，准备抵抗这场
预期4到5天的暴风雪。

麦峰开始显示出其本来的面目。12日上午，大雪向下压来，但奇怪的是却没有
风。早饭后迈克来了，他要求今天全队向二号营地前进运输一次。这种天气行吗？
我们面前是一个15度的缓坡，不算陡，但是能见度太差。为了预防意外情况，我们
带上了一顶帐篷和两个睡袋，一旦迷路我们可以就地扎营。所有的登山队都停止了
行动，而惟独我们这支队伍却在大雪中登程了。看到我们这支队伍，其他登山者都
瞪大了疑惑的眼睛，他们大概以为我们疯了。

队友李致新拖着50公斤的雪橇，在松软的深雪中，每走十几步就要停下来休息。
他说没想到为登麦金利峰强化训练了3 个月，可是刚上二号营地就遇到这样大的麻
烦。他感觉这一次比他在1988年登上珠穆朗玛峰那次还要累得多。我们所有人贴身
的衣服都湿透了。最初登顶的冲动被对恶劣的形势小心翼翼的判断所取代了。在我
们的四周，已经看不到任何东西，只有地上最新的足迹可以辨认。我们不知身在何
处，惟一的指示，便是向上的坡度。在行进的路途两侧，不时地传来隆隆的流雪和
雪崩的声音……

5 月13日，雪突然停了，当我们看到昨大与大雪搏斗一天的结果，只是上升到
2897米，不免有些失望。当晚又起风了，浮雪吹打在脸上生疼，帐篷里满是积雪。
我们并没有因大风雪而停止行动。14日，我们运输到达了三号营地，并于当天返回
二号营地。老迈克51岁了，另外两名美国同行查克和马克也分别有42岁和36岁了。
这是我与李致新第二次与美国同行合作登山，他们在这种天气中还有如此干劲，确
实使我们颇受激励。“熬吧，熬过这场大风雪也许就是成功之日。”我对李致新说。

16日，一米厚的积雪，终于让我们无所作为，开始了到麦峰的第一个休息日。
为了打发时光，李致新出了一个狗、熊、虎过河的智力游戏，猜了一天没有结果。
我们没有心思在那儿真正猜谜。 带上山的食品并不多， 如果迁延时日，就可能因
“能源”问题不战自退了。

17日，在大雪中我们又出发了。途中我被大风吹了两个跟头，连滚带爬地到了
三号营地。巧的是正当我们在三号营地找不到建营的理想位置时，一支英国队因食
品告罄开始下撤。登山就是这样，技术实力是重要的，但运气同样重要。后来的事
实证明，我们顶着风雪上是对的，我们正是在大风雪中着手运输建营，迎来并抓住
了突击之日的有限的好天气周期。当然我们心里很清楚，这是相当冒风险的。

5月18日，我们向四号营地运输。在距顶峰100米高差的地方，一个奇景出现了：
在我们的脚下，是狂风和大雪，而在我们的头上却是晴空万里。麦金利的主峰已经
清楚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下午5时30分，我们到达四号营地，这里居然有150多名各国的登山者。但他们
在此已经被大风雪围困达8天之久，上不去下不来。19 日，我们开始在海拔4361米
的四号营地建营。这时天气预报传来了好消息，22日天气将好转，23日则是难得的
好天气。我们与美国同行商量后决定，把23日作为突击顶峰的日子。我们的心清随
着登顶日子的确定而兴奋起来。可就在20日，3名韩国登山者在西壁路线滑坠身亡、
两名意大利人在哥赛因路线上遇难的消息传来了。另一名瑞士人在四号营地则因高
山病被困，由于下不去而不治身亡。这是麦金利峰攀登史上在一年中死亡人数的最
高纪录。

我与李致新重新审视了一次西壁路线。到达海拔4500米高度时，这段陡壁路似
乎更加陡峭了，我们还没有遇到过这种平均坡度在50度一60度的陡坡，因而对自己
并没有把握。一支日本队听说我们要从西壁路线登顶，便对我们说，这太危险了。
一个美国高山向导知道后也对我们说：“你们是第一次来，最好走传统路线。我四
次登上麦金利峰还从未走过西壁……”迈克也在四处打听西壁路线的情况，当他听
说有5 名经验丰富的运动员从西壁上去被困在途中，只能从传统路线下山时，也觉
得问题严重。

我们与3 名美国人商量怎么办。查克和马克表示，他们已经从传统路线登上过
顶峰，如果再走那条线就等于没有来过。讨论的最后结论是，登西壁必须有两天的
好天气，如果22日天气不好转，我们就改到传统路线上去。

21日，天气依然不好。这天从传统路线上下来几个登山者，其中有一个是曾经
从西壁成功登顶的美国高山向导。他对我们说，西壁难度是大，但它有一个好处，
这是一条人迹稀少“不用排队”的路线。他说他喜欢这条路线。他的这通儿宣传，
增加了我们征服西壁路线的信心。当晚我们决定，22日上西壁，拼了。我们感觉从
技术经验上与美国同行差距并不大，而我们的体能明显要比他们强。

22日，天气果然开始好转。12时我们开始突击行动。李致新和我走在前面，今
天的目标是海拔5032米的突击营地。

坡度越来越陡，在绕过最初的4 个冰裂缝后，坡度已经达到50度。昨天我们看
到俩人从突击营地撤回，他们下来后说，从突击营地到顶峰太困难了。天非常冷，
但我们非但没有感到冷，脚下令人毛骨惊然的万丈深渊却使我们出了一身又一身的
冷汗。在这里稍有差迟，便可能万劫不复。在这么陡的峭壁上攀登，对我们来说还
是第一次。我与李致新交替相互保护着，终于到达一个相对安全的地带。我们松了
口气，把带上来的绳子放下去，以便于美国同行的攀登。半小时后，迈克3 人终于
露面了。于是我与李致新继续率先向上赶路。

下午4 时我俩到达突击营地。突击营地约有20平方米，是一个小缓坡，它的南
北两侧都是万丈深渊，只能搭4 个帐篷，这是沿西壁路线突击顶峰的惟一建营之处。
晚上6 时，迈克的身影出现了。还没等我们向他打招呼，迈克就讲，查克和马克被
困在一个陡壁下，上不来也下不去，要我们赶快下去营救。我们带着结组绳火速下
山，我打好保护，由李致新和迈克俩人去营救。一个小时过去了，晚上8 时多终于
把查克和马克从70度的陡坡下拉了上来。

营救工作大大地消耗了我们的体力，3 名美国同行也被折腾得精疲力竭。李致
新说：太悬乎了。幸亏今天这种好天气，如果遇上前两天那种天气，查克和马克就
完了。这也许就是我们的运气吧。马克由于今天被困，体力明显不支，从西壁登顶
已经不可能，于是他宣布放弃登顶。为了抓住这稍纵即逝的好天气，当晚迈克和我
们决定24日凌晨3时起床，5时出发。我们仅有3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24日凌晨3 时，我们准时起床，每个人的感觉都不好，李致新与查克一夜未睡
着，我与迈克睡了约一小时，但为了赶好天气，大家决定仍按原计划登顶。这天天
气格外地好，万里无云，无一点风，我们吃完饭，穿好行装，6 时15分离营突击顶
峰。翻过一个30度的冰坡后，耸立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200米高、平均70 度的陡壁。
幸运的是，这段路不知何时何人拉了一条绳子，我们只需要上50米就能够到绳子。
我和李致新仍然先行，美国人随后，在越过一个50米的冰壁后，接着是冰雪岩石混
杂地形，这里平均坡度有50度，相对比较安全，只是脚感觉极不舒服，一脚硬一脚
软。两小时后终于越过了这段高差400米的混杂地形。

这时我们赶上了另一支登山队的两名美国人。从现在开始，我们将翻越垂直高
差约300 米、平均坡度60度。局部地段达80度的陡壁，这是西壁路线最危险、最困
难的地段，3 名韩国人就是在这里死的。我与李致新开始采用“之”字形上升法，
没到半小时，我们感觉脚下技术动作变形，向上一看看不到顶，向下一望不知底在
何处，这时我们正处于最危险的地方。我们商量后，决定采用交替保护上升法，垂
直上升快速通过这个危险地段。11时30分，终于越过这个危险地段，翻上一座大平
台。也许是由于刚才太紧张，来不及想到死亡的威胁，现在才感觉到太可怕了。我
们居然翻越了这样的地形，一方面，庆幸没有成为韩国人之后……另一方面又为我
们自己能掌握了这样的攀登技术感到骄傲。

不过，顶峰好像还是那么遥远，由于昨天没休息好，今天又越过900 多米复杂
危险的地形，每挪一步都感觉吃力至极。李致新这时开始出现幻觉，精力集中不了，
小学政治老师上课的情形不断出现，情形似乎有些不妙。我们商量是继续上还是下，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上去后很可能撤不下来。但顶峰就在眼前，而危险地形已
经没有，天气又格外地好，我和他商量后下定了决心，“登！要死也在登顶以后再
说！”

李致新要我时时提醒他，以防疲劳过度昏睡过去。下午1 时57分，我们终于登
达顶峰。我们激动地互相拥抱在一起，情不自禁地流下了兴奋的泪水。终于到了顶
峰，我们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我们首先做的是感谢老天爷给我们的好运气。

从麦金利峰顶部向下望去真是太美了。蓝得发黑的天空，一望无垠的雪山，还
有在她的西面。那片天水相接的大海，一片蔚蓝色，这一切都使人心醉不已。我们
曾怀疑自己的实力，我们也曾一度感到恐惧，也曾一度想放弃登顶，但我们最终还
是咬着牙上来了。

在顶峰拍完登顶照后，我与李致新齐始下撤。在距顶峰高差150 米处，我们遇
到了正在艰难向上蠕动的迈克和查克，他们都累得说不出话。我们怀疑他们这样上
去了是否还能下来？但我们只有默默地为他们祝福了。

3 个小时后，令人钦佩的迈克也如愿以偿，站在顶峰之上。但遗憾的是查克在
距顶峰仅仅50米的地方，却再也没有一点儿余力向上攀登了……

麦金利峰之行结束了，我们有很多一时难以表达的感触。登山对我们来说已经
不是第一次了，成功的喜悦和面临死亡威胁的恐惧也不是第一次了。在麦金利峰看
着那些成百名的职业的或是业余的登山者，我相信在大自然风姿各异的雪山中，一
定都有着一种比我们一般所说的成功的荣誉更强大的驱动力。如果你不去尝试，你
又如何知道你行还是不行。大自然是如此神秘而有诱惑力。这么多人把辛苦多年的
积蓄甚至生命倾注在一座雪山之上，我相信，这决不仅仅是为了荣誉……


第十六章 我在珠穆朗玛峰
王勇峰

我一直为1988年没能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而耿耿于怀。从北美最高峰回
来后的第二年，机会来了。

这一年春天，进行了海峡两岸首次联合攀珠穆朗玛峰活动，我也是成员之一。
不过队长曾曙生一为确保一名台湾队员登顶，二因对我的登顶实力没底，所以起初
他只是计划4名藏族队员为台湾队员吴锦雄保驾，我没有进入突击队的名单。

我知道，我只有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一切，只有一声不吭，在突击顶峰的前期
建营运输过程中，用事实证明自己的能力。最后台湾队员也为我打抱不平了：为什
么不让王勇峰上？这样我才被排进突击队名单。

5月4日，冲击顶峰行动开始前一天，突击队员从海拔8300米高度的六号营地向
突击营地运动。跟在我后面的吴锦雄因没有节制地吸氧，把瓶中的氧气吸了个一干
二净。他实在走不动了，连话都说不出了，我突然感觉到腿上有东西在拽，停下脚
步一看，是吴锦雄用雪杖在钩我的脚。我停下脚步，他恳求我把氧气瓶让给他用。
我想了想，取下了自己的氧气瓶。在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度这样做，几乎意味着选
择死亡。

而我也真的差点儿死在山上。

5月5日凌晨，我们6 名登顶队员从睡袋里拔出脚，冲击珠穆朗玛峰顶峰的时刻
到了。

这是8680米的七号营地。开尊起来化雪，每人喝了一小杯水，吃了几口糌粑。
加措吃了几口就吐了出来。他胃痛难忍，我们都很为他担心，他还能完成登顶任务
吗？

用雪化水很慢，直到9时我们才出发。

近10年的登山生涯中，我一直盼望着这个机会。这一天终于来了。我不信神，
但我希望老天爷保佑，给我们一个好天儿。登顶的任务完成与否，天气太重要了，
尤其是在珠穆朗玛峰。天刚一发白，我就扒开帐篷往外看了看，不错。夜里奇冷，
至少零下30度。一冷，天就好。

一出发，开尊和普布走在最前面，然后是小齐米和加措，我跟在台湾队员吴锦
雄的后面。

这高度真是地地道道的生命禁区，走出没有20分钟，就感到憋气难受。我把氧
气调大一些。看见吴锦雄正坐在那儿边喘气边吸氧，我向他摇摇手，示意他别着急。
这时，“第二台阶”已离我们不远。但是，向上攀了没几步，我突然觉得右眼一片
模糊，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我的心不由得一沉，完了，目测不准，怎么向上攀登？
一步要是迈错了，就会出事。那么，我的登顶之愿也就无法完成了，生命也会受到
威胁。怎么办？我一咬牙，马上做出决定：不能告诉任何人，大本营要是知道了，
肯定会逼我下撤。就是剩下一只眼睛，我也决不能放弃登顶机会。一个登顶队员，
一生中这样的机会能有几次？危险，只能靠自己去闯，我相信我能战胜它。横下一
条心：死也要死在顶峰上。

攀登速度明显慢了很多，体力消耗太大。

12时40分，4名藏族队员首先登上顶峰。

13时20分，我终于登上了顶峰。激动，使我忘了失明和疲劳。

10分钟后，来自台湾的吴锦雄也成了世界上站得最高的人。我们拥抱在一起。
吴锦雄激动地喊了一声就哭起来。我们拍拍他，亮出了海峡两岸联合登山队的队旗。
这时，藏族队员加措看到我今天的氧气又耗尽了，便把自己还没用的氧气瓶解下送
给我。他和几个藏族队员没有吸氧，是无氧登上了顶峰！我很感激他，他真是救了
我，凭着这瓶氧气，按我们商定好的当天下撤到7790米的五号营地，是不成问题的。
但谁能想到呢？在极度的疲劳和顶峰猛烈高空风的冲击下，氧气瓶还没有放稳，就
骨碌碌滚落到山下去了。我懊悔极了，但也没有办法。这个高度，出现意外实在是
太多了。

我没有想到，更大的危险还在后面。

13时40分，我们开始下撤了。没了氧气，再加上右眼失明，我越来越行动艰难。
对于我，氧气在这个时候就是生命。由于缺氧，体力极度衰竭，下山时我远远落在
其他人后面。眼见5位战友离我越来越远，我明白，自己顶多能撤到七号突击营地。

终于，来到了“第二台阶”的陡壁，这里陡得足有90度，一只眼睛难以判断方
位，我更加小心翼翼。挂上下降器（一种登山器械）后，我一再提醒自己，慢一些，
慢一些，别慌，一定要沉着冷静。但是，下到金属梯一半的时候，右脚突然踩空，
一个倒栽葱向山下扎去。这一瞬间，我心里咯喀一下，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完
了，这下命肯定是丢在这里了。”

因为人在这种情形下就是在海拔低的地方要翻身也是很难的，更别说是在海拔
87O0米的高处了。只能是在绝望中“垂死挣扎”了。我用尽全身的力气踢甩，右脚
在岩壁上乱踢。幸亏我是挂着下降器下山的，我左手本能地紧紧抓住下降器的绳子，
很快阻止了下坠，头朝下挂在陡壁上。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也不知用了什么办法，我自己都记不清了，只觉得上天在
帮助我，让我翻了过来。上身终于朝上了。可经过这么一折腾，我一点儿力气也没
有了。当我爬到海拔8680米的突击营地时，实在没有力气再往下走了。我明白，从
眼睛到体力，都是因为缺氧造成的。有了氧气，肌体的血液循环加快，一切才能正
常。我把惟一的希望寄托在七号营地，我相信那里会有氧气，真有，就是有了生的
希望。

咬着牙，一步一步挪到了七号营地；上天再次保佑：一是营地的帐篷门没有拴，
如果拴死了，我的手指尖已经冻伤，就解不开了；二是里面的3 个氧气瓶里都有氧
气，一个压力120，一个压力50 。我一头栽进帐篷，就像饿极了的孩子见到妈妈的
奶一样，不顾一切地大口吸了起来。安上调节器吸上氧之后，我才有些后怕。昨天，
报话机已经丢失，今天等于一个人下撤。在第二台阶真挂死在那里，或途中滑坠，
别人连我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吸完氧，才感觉肚子有些饿。但是，我把随身带的防风火柴划了一整盒，也没
有划着火。虽然连口水也喝不成了，但是氧气救了我的命。

当时的一篇报道记录了我在山上吸氧时大本营的情况：“再说西藏队员和台湾
队员都于当天返回7790米的五号营地，人们惟独不见北京队员王勇峰。”

“等到天已黑透了，还不见王勇峰回来，大家都很着急。此时王勇峰的步话机
也丢了，大本营无法与他取得联系。在北京的中国登山协会当天晚上已从大本营的
电台中得到消息，王勇峰失踪，很可能已经遇难。中国登协有关领导整夜未睡守候
消息。直到第二天中午前，大本营的队友们不断地用高倍望远镜向山上降望，也没
有观察到任何人影。”

“5月6日，快11时的时候，望远镜中突然出现一个小黑点，从突击营地的帐篷
里爬了出来，慢慢向山下移动。这简直是死而复生！大本营一片欢腾……”

由于有了氧气，我的体力已稍有恢复。最让我高兴的是，早晨一醒来，我发现
自己的右眼能看得见了。看来，这只是由于缺氧导致的暂时性失明。但是，现在我
仍然面临着一个极大的危险，那就是迷路。下山的路早已被积雪覆盖，一个人走是
很容易迷路的，而且一迷路就会走到异常陡峭的北壁，根本下不去也绝无力气再返
回原路。靠着经验，更靠着运气，我终于回到了五号营地。到了这里就安全了。

5月7日上午，守候在7000米四号营地的队友攀上五号营地，把我接应下山。由
于在山上冻伤严重，我一回到北京就被送进了医院，截去右脚的3个脚趾。


第十七章 阿空加瓜远征记
王勇峰

阿空加瓜峰，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最高峰，位于南纬32度39分、西经70度，海
拔6964米。我和李致新一行6人终于到达耸立在阿根廷境内的这座著名山峰脚下了。
和以往攀登南极最高峰文森峰、北美最高峰麦金利峰一样，到达阿峰以前，除了它
的海拔高度、颇有名气的高空风以外，我们对它几乎一无所知。

阿空加瓜山是世界最长的安第斯山脉的主峰，也是西半球的最高峰。自1897年
1 月14日瑞士登山家楚布里根首次成功脊上此山以来的近百年间，许多人攀抵峰顶，
但也有不少人功败垂成，死于途中。最悲壮的莫过于阿空加瓜山脚下的那60座墓碑，
就是为这些遇难的人修建的。

为了保证登顶的成功，1994年12月3 日，由李致新和我及领队白建强和一名记
者组成的中国北辰南美登山队，先飞往加拿大埃德蒙顿市，进行包括野外冰壁攀登
在内的为期3周的针对性强化训练。

12月31曰，我们4 人与两位打算共同攀登此山的加拿大朋友兰迪和达戈会合，
再一起辗转抵达阿空加瓜山脚下海拔2750米的智利印第安乔小镇。

1995年新年的第一天，沿着奥考尼斯山谷寸草不生的碎石路，一步一步走向险
峻而美丽的阿空加瓜山。经过两天30公里的艰苦行军，我们于1月2日傍晚到达海拔
4230米处，建立了本次攀登的大本营。

如果说与以往有何不同，那就是作为登山运动员，我们这是第一次靠自己联系
协作单位落实登山经费的。说起来还真有点戏剧性，与我们协作筹款的北辰体育文
化公司，直至登机前几天才最后落实全部经费，虽然我们并未负责具体的筹款事宜，
但长达9个月的筹款过程，其间一波三折，令人心焦的折磨实在难忘。

同行的6 人中，有两位加拿大朋友兰迪和达戈。喜爱旅游登山的兰迪曾在中国
任外教，在那期间我们结识。他曾想卖掉在加拿大的房子，在北京搞一个经营性的
攀岩馆。后来听说我们要去阿空加瓜，在得知我们经费上的困顿状况后，他表示也
想去，并主动表示愿意做点贡献，帮忙拉赞助。于是他在加拿大向100 多家企业发
信，可叹的是竟无一回音。聊以自慰的是最后取得了加拿大航空公司的支持，同意
提供优惠机票，这就是为什么目标是南美的阿空加瓜，我们却要跑到北美的加拿大
兜个大圈子的原因。

12月3 日，我们到达加拿大的埃德蒙顿市，这是兰迪和达戈的家乡。在这里会
齐后，我们立即着手采购装备和食品，并进行身体训练。

12月28日，经两次转机、18小时飞行，29日我们到达智利首都圣地亚哥。

31日，我们穿过智利和阿根廷边境到达阿空加瓜山脚下的印第安乔小镇。从这
个海拔2700米的小镇可以远眺阿空加瓜峰。小镇上几乎没什么人家，只有几家为登
山者休息而设的旅馆。

我们在一个小店住下。晚上，小店里来了许多人唱歌跳舞，这时我们才回过味
儿来，再过几小时就是新年了。远在异乡，为了淡化一点思乡之苦，尽管事先定下
了厉行节约的原则，我们还是要了4 罐价格很贵的啤酒。显然黄皮肤的亚洲人在这
里就是少见的“老外”了，旅馆主人对我们这些来自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古国的人似
乎明显抱有好感，在迎接新年的夜晚，他热情地赠送了一瓶香槟和一盘煎饺子。

1995年元旦，我们在小镇雇了两头驮运登山装备的骡子离开小镇，向阿空加瓜
进发。2日下午抵达4250米的大本营。

大本营平坦宽阔，100 多顶鲜艳的帐篷花团锦簇般地早已立起，将近20多支登
山队数百人已先期到达。南美这座著名的最高峰早已成为阿根廷的一大旅游圣地，
而且是一个相当可观的赚取外汇的来源。最令我们惊奇的是，这里为各国登山者提
供服务的主力军竟是阿根廷军方，他们可提供直到直升机救援在内的服务，价格当
然非常昂贵。

在大本营，我们再次成了“珍稀动物”。

“你们从中国来？”许多不同国度的登山者面露惊奇之色。

1897年，当瑞士一名登山家历经数月成为第一个站在阿空加瓜峰顶的人之后，
迄今为止，已不知有多少人登过顶峰。据说，每年到这里的世界各国登山者有近千
人之多。然而，据当地人讲，黄皮肤的中国人到达这里还仅限于10多年前台湾的一
支登山队。在他们的意识中，中国人来阿空加瓜登山本身就是新闻。他们的疑问又
使我想起了这次漫长的经费筹集过程，而且还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角色意识—
—我们不仅代表个人，更代表着12亿人口的中国。

“中国远征队阿空加瓜峰登山队”成了热点，很多人都来打听我们这支队伍的
情况。当他们知道我和李致新曾经登上过珠穆朗玛峰、麦金利峰、文森峰时，更是
惊奇万分。

有一个老兄说，他不知道中国登山者竟这么有实力，既然如此，阿空加瓜应该
不在话下。到达大本营物色搭帐篷地点时，我们这支队伍的领队、北辰体育文化公
司的总经理白建强不知为什么放弃了李致新示意的搭帐篷的地点。按一般情况看，
这是个不错的地方。但他自己选择了一个角落搭起帐篷。原来那块地方被一支稍晚
一点到的日本队占用了。

3 日早晨，一个绝对属于“天意”的情况出现了。在大本营上方约1000多米高
的地方，一块巨大的石头惊心动魄地朝着大本营方向滚下来。巨石在下坠的过程中
不断的猛烈的碰撞中崩解和发出巨大的响声，营地中的人全都被惊动跑出帐篷。眼
见着，崩解的碎石呼呼地向大本营方向跳跃而来，9 顶帐篷被击中。白建强国自作
主张选择别处而幸免，那个“后来居上”的日本登山者的帐篷却被砸毁了。

第一次参加登山活动的白建强运气竟如此之好，令人情不自禁地想起“上帝与
我同在”的话来。的确，这次登山活动，我们的运气好极了。

4 日，我们开始向上行动，当天即赶到5400米的二号营地，然后又返回4900米
的一号营地。我们回到一号营地时，兰迪和达戈知道我和李致新只用了3 个半小时
就从大本营上到二号营地时，惊讶无比，因为到大本营后了解到的情况是一般这段
行军路程需要八九个小时。

“现在我们才算知道什么是职业登山，今后你们俩怎么做，我们就学着怎么做。
”兰迪、达戈打心眼儿里服了。

此次登山，白建强更是无条件地信任我们的实力。然而，这些信任对于我和李
致新也是一种压力。这是国内企业首次出资赞助登山，是中国登山运动与企业联姻
的关键的第一步。我们这次很运气，遇到了北辰体育文化公司这个合作者，白建强
在最困难的时候都坚信南美之行一定能成功，并不惜一切代价地为此行奔波。但也
正因如此，这次登山对于我和李致新来说，多了一份以往所没有的压力。我们不仅
要登顶成功，还要考虑从宣传的角度，尽可能多地把攀登过程拍摄下来。毕竟已有
10年的登山经历了，这10年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登山者没有任何理由轻视他所攀
登的山峰。我与李致新决定，5日和6日在大本营休整两天后，7 日进人海拔5850米
的突击营地。

突击营地到顶峰这段高差达1100米，山顶的风力一般在8 到10级。从了解到的
情况中我们得知，过去一般登山者从突击营地到顶峰需要10小时左右。最困难和危
险的地段，是接近顶峰时有400 米风化极为严重的碎石滑坡。在这段碎石滑坡上行
走常常是进两步滑退一步，体力消耗极大。许多登山队都是因为在此地段耗尽体力
而放弃了努力。曾有一位美国登山家在登顶后无力返回而死在顶峰，这几乎可以说
是活活累死的。

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两位加拿大朋友和随行记者刘文彪都有十分强烈的
登顶愿望，他们希望在整个登山计划中考虑他们的愿望。两位加拿大朋友曾经攀登
过一些4000米一500O米的山峰。整个登山队分为两个攀登组：A组是我和李致新，B
组是兰迪、达戈加刘文彪，他们先于A组向上运动。白建强留守大本营。

6日，B组进驻一号营地。夜晚，阿空加瓜峰顶出现了一块一动不动的蘑菇云。
一种不妙的感觉涌上我们心头。我和李致新清楚地记得，1992年在麦金利时也曾见
过这种云，它预示着一场暴风雪即将来临。我立即把情况报给白建强，他听后非常
焦急，四处询问天气的情况，但都没有准确的消息。

其他国家的登山者也开始议论纷纷，但都拿不准这块蘑菇云到底会带来什么后
果。有个德国人跑来问我们，我们告诉他这是天气转坏的预兆；他也告诉我们，他
的智利向导认为两三天内将会有一场特大暴风雪。

我们的心情沉重起来，如果真如那位智利向导所说，登顶计划就吹了。因为根
据这里有经验的人讲，阿空加瓜地区这场特大暴风雪至少要使整个登顶计划延误10
天甚至半个月。如此，我们的食品、燃料都不够。

7日下午4时，狂风仍在刮个不停。左思右想后，我与李致新当机立断，决定立
即实施登顶计划，抢在暴风雪到达之前登上阿空加瓜峰。4 时40分，我们两人顶着
狂风开始向二号营地攀登，同时也通知先期到达一号营地的B 组向二号营地攀登，
两个组在二号营地会合。

晚8 时30分，我们到达二号营地。顶着强劲的高空风支起帐篷，钻进帐篷倒头
就睡。由于海拔高度上升，大家都有些头疼，再加上疲劳和狂风肆虐，当天晚上休
息得并不好。

8日下午3时，我与李致新到达突击营地。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为纪念攀登阿峰遇
难的德国登山家而修建的几个小木屋，小木屋已被狂风吹得破烂不堪、在突击营地，
当天已有一名德国登山老者孤身一人在那里扎营。

9日清晨，只喝了几口开水后，7时我与李致新准时开始进行突击行动。

真是运气，这天万里无云。100 分钟后，我们上到6500米高度，连我们自己也
觉得神速。但接着是一个平均坡度40度的岩石碎屑坡，最艰难的路段出现了。走两
步滑落一步的情形，完全打乱了我们的行动节奏，没想到这最后400 米高度竟用了
3个小时。

高度近400 米，槽中全是松散的碎石，像沙地一般，上两步就会下滑一步，体
力消耗极大。加上这里海拔已超过6000米，我们对缺氧的反应很大，全身疲软，头
痛眼花。每上升两米，就不得不趴下大口喘息一阵，而在这过程中，又滑下去一米！
我感到右脚的截指部分阵阵疼痛。毕竟才出院3个月。

山上狂风怒号，呼出的热气瞬间便在羽绒帽贴着前额和两颊的边沿上冻结成冰
碴。只有咬紧牙关向上攀登。终于走出碎石槽，来到6850米的西北山脊。前面山脊
的宽度不足1 米，风大人站不稳。无法在山脊上行走，否则就会被狂风吹下悬崖。
我们选择了在山脊两米左右的地方，顺着山脊前行。这时候，因体力消耗已近极限，
加上缺氧反应，感到头昏沉沉的，精力已难以集中，只是机械地一步步向前迈腿。

翻越过一块巨石后，突然看到了竖立在顶峰上的标志——一个铅质十字架。现
在我们距离顶峰只有10米了，一股狂喜的热流涌遍全身，涤荡了所有的疲惫。我展
开藏在怀中的五星红旗，大步流星向顶峰走入李致新拿出带上来的摄像机，摄下了
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场景，这时正是12时零5分。我们俩仅用了5个小时就登上了顶
峰，而国外登山家登顶一般需要10多个小时，而且这几天与我们同在大本营的十几
支外国登山队无一登顶。

站在峰顶上我真是感慨万千，从瑞士人第一个踏上此峰到今天几乎整整100 年
了，我们终于来了。

下撤不到一小时，眼见狂风裹着乌云向山顶压来，我们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运
气。但遗憾的是B组3人已经不可能登顶，天气眼见变坏了。

果然，10日晚，一场特大暴风雪终于袭来。

11日清晨，积雪竟达1 米以上，原来裸露的几乎全是风化的岩石山路已被埋没
得无影无踪。我们用步话机向仍在突击营地待机的B 组发出强行下撤的命令。此时
驻扎在二号营地的十几名阿根廷救援军人已把所有在二号营地的登山者集合起来，
掩护他们集体下撤。

B组3人在下撤中迷路，差点儿走向深渊，幸亏李致新在能见度变好的瞬间发现
了险情，一阵声嘶力竭的大喊，终于把他们引到正确方向上来。我们终于安全返回
了大本营。见到我们，白建强本来准备好了的、在心里反复默念了好多遍的演说词
顿时忘得一干二净，剩下的只有无言的激动。对中国登山运动员来说，到海外登山
并不容易，但我们毕竟来了，而且我们成功了。


第十八章 乞力马扎罗：危险的浪漫之旅
王勇峰

面包车从达累斯萨拉姆出发，在一碧千里、平坦宽广的非洲大草原上以120 公
里时速飞驰6 个小时后，1997年12月31日傍晚时分，非洲最高峰——海拔5895米的
乞力马扎罗峰终于出现在视野里：庞大的山体拔地而起，在辽阔的平原上更显得雄
浑宏厚，给人一种强大的震撼力，无怪乎非洲人敬畏地称之为“上帝的殿堂”。以
大约5000米雪线为界，整个山体分为两部分，下面一片浓绿，上面则覆盖着皑皑白
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戴了一顶银白的帽子，看起来美丽迷人，赏心说目。

乞力马扎罗峰是中国登山队攀登七大洲最高峰计划中的第六座，海拔不高，据
说难度也不大。如今看来，这确实是一次轻松的浪漫之旅。除我和李致新是专业登
山队员外，其余三位都是记者。张伟、潘燕生是中央电视台的，惟一的女性王淑锋
是《北京青年报》的。我们把为期5天的登山计划抛到一旁，开始商量拍摄计划。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浪漫”之旅途中竟布满了致命危险。

在我十几年的登山经历中，登山始终是与冰雪联系在一起的，我也习惯了与冰
雪打交道，但乞力马扎罗峰迎接我们的偏偏是暴雨……

按照坦桑尼亚政府的规定，攀登乞力马扎罗峰必须要有通行证，还要雇用官方
登记在册的向导。我们只好委托下榻的马兰谷饭店帮忙办理进山手续。

马兰谷饭店以接待登山者闻名。饭店老板西蒙斯告诉我们，登山路线共有6 条，
传统路线最近，乘车20分钟就到，但早在两周前就已订满。他建议走一条新路线—
—罗盖伊线。这意味着要乘6个小时的车穿越森林和开阔地。

1月2日早晨9时30分，我们出发了。队伍除原来的6个人外，还增添了3 名向导、
13个挑夫。总向导叫杰里夫，35岁，有5 年的向导经验，看上去精干、灵活。沿途
景色真美，几十米高的热带丛林里生长着各种形态的植物，不时还能看到猴子出没。
只有路上一堆一堆的粪便，才使人意识到丛林中隐藏的危险。杰里夫告诉我们，这
是犀牛的粪便，这里的犀牛个头儿足有大象那么大，经常袭击过往行人。

下午3时到达大本营后，我们继续穿越森林向一号营地进发。1个小时后，碧蓝
的天空突然变阴，紧跟着雨点儿劈里啪啦掉下来，转眼就织成一幅密密的雨帘。雨
中登雪山我是第一次，既新奇又兴奋。其他人也一样。可是很快大家就狼狈不堪、
连声叫苦了。原来，我们身上穿的瑞士生产的防雨衣竟然无效，仅过了1 个小时，
我们便从里到外淋了个湿透！最累的是我和李致新，要轮流背中央电视台12公斤重
的摄像机，再加上随身用品和水，足有20公斤。虽然又累又冷，我们却不敢放慢脚
步，因为杰里夫早已警告过，天黑之前必须赶到一号营地，否则易遭野兽袭击。两
小时后，被雨淋得像落汤鸡似的一于人马到达一号营地。晚饭时，望着帐篷外丝毫
不见减弱的大雨，我们都开始犯愁：明天还下雨的话，就没有可换的干衣服了。

第二天依然是大雨，比头天的还大，又密又急，形成一条条白色的雨线。山上
的雨水夹杂着融化的雪水流淌下来，汇成溪流。一开始大家还挑路走，等到溪流越
来越大，半尺深的水哗哗地淌下来时，索性趟水走了。衣服早已淋透，寒气刺骨，
我开始打哆嗦。肩上的摄像机压得肩膀生疼，但不敢停下来，因为一停就更冷得彻
骨。搬运工们也加快了脚步，紧随其后的我被打乱了步伐的节奏。这在登山中是比
较忌讳的事，意味着要消耗更多的体力，但也只能由它去了。

终于到了二号营地，这时我们已在滂论大雨中走了近5个小时，加上昨天1个小
时，就是近6个小时！

二号营地没有雨，还能看到云层中时隐时现的乞力马扎罗山。忽然一阵头痛、
恶心袭来，我明白这是过度疲劳造成的高山反应，登其他山也有过，但没有这么剧
烈。我的脸色肯定很难看，张伟他们有点慌，同时也纳闷为什么他们这些普通人还
没怎么样，我这个老登山队员倒先“翻了船”。只有李致新依然平静。他和我是老
搭档，多年的合作使我们仅从呼吸、步频就能知道对方的状况。他安慰记者：“这
点困难难不倒他，休息一下就没事了。”

祸不单行。下午6 时，杰里夫发现捡木柴的搬运工丢了一个。他分析只能有三
种情况：被大野兽吃掉、摔伤不能动或迷路失踪。而登山过程中的失踪很大程度上
意味着死亡。我们的心头笼罩上一层阴云。

快8 时了，头疼越来越厉害，我终于忍不住躺下想睡一觉，恢复一下体力。帐
篷外，杰里夫和李致新他们在不远处找到了一个制高点，点燃了一堆大火，希望那
个可怜的家伙能看到。

夜是这么黑，只有杰里夫的手电一高一低地晃动。困倦一次次悄无声息地袭来，
好几次我要陷入它宽厚的怀抱里了。睡觉是多么的甜美啊，哪怕是只有眯一下眼的
工夫！

下一个目标是建在4750米处高山沙漠上的突击营地。攀登乞力马扎罗峰的所有
路线，最后都会合在同一个突击营地——基博木棚。

那里有3 栋石头和水泥建成的房子，可容纳60名登山者。另有两排类似中国北
方平房的建筑，一排是厨房，一排供管理人员居住。

途中我们忽然发现身后不远处有一个人很眼熟，原来就是那个丢失的挑夫，他
迷路后找了一个岩洞待了一夜。大伙儿这才放下心来。最高兴的是杰里夫，他的工
作保住了。在乞力马扎罗地区，登山向导是一份很不错的工作，做一次向导，工资
加小费能挣100 美金。成为一名向导要参加政府部门的考试，合格后做两年助理向
导，没有大的过失才能升为向导。

营地到处都是白人和他们的挑夫，人来人往很热闹，给人的感觉像到了集市。
要不是那块标着基博木棚海拔4750米的醒目木牌，真不敢相信这是登山突击营地。

王淑锋开始出现高山反应，头疼、恶心，请来的挪威大夫说她不能再往上走了，
建议她立刻下撤。护送任务交给了张伟和潘燕生。我和李致新留下来完成最后的登
顶和拍摄。

登顶乞力马扎罗在这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夜里12时起床，1时出发，6时到
达5681米的吉尔曼峰顶看日出，有能力的人再用两个小时登达顶峰乌呼鲁。考虑到
我们的实力，致新向杰里夫提出晚走1个小时，凌晨2时出发。

晚上7时开始睡觉，9时30分我就醒了，致新也睡不着，我们开始讨论明天如何
拍摄峰顶镜头。致新设计的方案，是双手捧雪说几句话；我则让他朗读海明威的短
篇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中开头的一段，临行前我们特意复印了那本书。

没有想到，乞力马扎罗已经悄悄另外设计了一场毫无诗意和浪漫色彩的登顶。

凌晨2 时我们离开营地，除杰里夫外，又增加了一名向导。黑暗中，谁都不说
话，只跟着杰里夫那摇荡的灯光闪头往前走。40分钟后，我们赶上第一支队伍。两
个小时过去了，许多队伍都被我们甩在了身后。然而，我们沮丧地发现上升高度只
有400 米。一会儿我和致新就都困了。黑夜里登山对我和他都是第一次，以往天黑
后至多走几个小时就休息，因此，没有对付这类情况的经验，只好俩人互相提醒，
以免摔倒或滚下山坡。

困倦不断加深，脑子里迷迷糊糊，走路已是下意识的机械行为。我取出在帐篷
里沏的一小壶浓咖啡，里面放了4 袋雀巢二合一。这水本来是救急用的，不到万不
得已不能用，此时管不了那么多，我和致新一人一半，全喝光了。

睡眠实在是太少了，加上连日困顿劳苦，这壶咖啡只让我们清醒了一会儿。

不久，更深更浓的睡意包围了我们。暗夜无边，脚下的路也仿佛没有尽头，我
们好像陷入了童话中的噩梦。

懵懂中，到达了5681米的吉尔曼峰。我已坚持不住，倒头便睡。然而，山顶上
冷风飓赠，穿着鸭绒服也不管用，根本不可能睡觉，只好坐起来休息。此时才知道
睡眠是多么的甜美！

我们终于登上了峰顶，却只待了15分钟，之后的整整1 个小时里，在漫天的暴
风雪中，我们焦急地寻找来时的路……

天蒙蒙亮起来，云层很低，能见度也不好，风开始加大，很多队伍开始往回撤。
杰里夫也担心暴风雪中要登顶，他回答说这就是峰顶。当我从一个英国人那儿得知
这不是峰顶时，我被激怒了，大声说：“你回去吧，我们自己登顶！”就和致新头
也不回地向更高的方向走去。

两个向导无可奈何地跟上来，杰里夫嘟嚷着：“到达这里就可以领到登顶证书
了。”他们不知道，我们肩负着国家的荣誉，这岂是一张掺水的证书所能承担得了
的！

7 时，杰里夫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一开始是风，从四面八方压来，愈吹愈
猛烈，在空中发出嘶嘶的声音。后来雪粒也多起来，风裹挟着雪粒，戳扎着脸，抽
打着身体。我们遇上了登山最可怕的天气——暴风雪！

情况虽然万分危急，却丝毫也没有动摇我们登顶的信心。埋着头，我们一步步
艰难地向上走。7时40分，终于胜利登顶。顶峰是一个100多平方米的平台，上面有
一个铁箱和一面已被风刮倒的坦桑尼亚国旗。在天晴时，从这里应该可以看到下面
的火山口和远处辽阔的平原，而这时的能见度只有三四米。

致新从背包里抽出雪棒，开始绑国旗。由于戴着厚厚的手套，他绑了几次都绑
不上。时间一秒一秒地逝去，我扛着摄像机，心里暗暗着急。致新也急了，冒着被
冻伤的危险，竟然把右手手套摘了下来！五星红旗终于在暴风雪中展开了。我们开
始互相拍照，只拍了两张，他的“尼康”、我的“奥林巴斯”相机就都失灵了。

在一旁焦急难耐的向导此时已经有些歇斯底里，嚷嚷道：“我们回不去了，要
死在这里了！”

我们也感到不妙，决定立刻下山。然而，仅仅15分钟，四周已被雪完全覆盖，
茫茫一片，看不出任何区别。我们迷路了！

两个向导开始大声地诅咒、骂娘，声音里透露出绝望和恐惧。这时，暴风雪更
猛烈了，走出几步路高山眼镜里就塞满了雪，什么也看不见，更别说找路了。杰里
夫的同伴显然已丧失了理智，情急之下，摘下眼镜，雪盲了！

经验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要坚定信念，沉着冷静，恐惧只能加大出事的
概率。依靠残存的直觉本能，一小时后，我们穿过暴风雪区找到了下山的路，此时
大家都已精疲力竭。

返回二号营地不久传来噩耗：一个德国人在峰顶附近遇难了。事后我们得知，
乞力马扎罗峰3年没有降雪，从8月份开始降雪，山顶周围气候一直不稳定。

1998年1月6日，当我们返回大本营同张伟他们会师时，乞力马扎罗已经恢复了
平静。在阳光、浮云和蓝天的映衬下，整座山依然美得令人心醉。真难以想象，我
们在山顶离死亡竟只有一步之遥。

再见，乞力马扎罗！尽管你在我们的浪漫之旅上布下了一个又一个意外和危险，
你仍然是我攀登过的最美的山，希望不远的将来有更多的中国人来领略你的风采。


第十九章 厄尔克鲁主峰告诉我，不能轻视它
王勇峰

“我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因为我几乎是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登上这座高峰的。
能让五星红旗在七大洲最高峰上飘扬，是我作为一个登山队员最大的幸福。我要为
此而努力，再大的困难，再大的危险，也要完成这一壮举。我们来到这里很不容易
……。”在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山极顶上，看到李致新泪流满面硬咽着说这番话
的时候，手拿摄像机的我禁不住心头一热……

攀登世界七大洲最高峰，是1988年我和李致新定下的目标。1988年冬我俩攀登
南极洲最高峰文森峰，在和各国登山家的交流中，大家谈论最多的话题是攀登世界
七大洲最高峰。当我和致新成功登上南极洲最高峰，并创造了7个小时零2分最短时
间登上文森一、二峰的世界记录后，年轻气盛的我们也决定加入到这一行列中。

朋友们相信我们的实力，我们也相信自己的实力。但对中国人来讲，去海外登
山，实力是放在第二位的，经费才是头等重要的。我们在朋友们的支持下，到1995
年，七大洲的攀登只剩下欧洲、非洲、大洋洲的3座最高峰。1997年5月初的一大，
在中国登山协会举办的欢迎韩国登山队招待会上，李致新提议组织一个中韩联合攀
登欧洲最高峰登山队，准备在6月出发。

任何一座雪山的攀登至少要半年的准备时间，而我和致新不得不打破常规、在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来准备欧洲最高峰的攀登。凭着我俩多年的登山经验和同事们
的帮助，6月2日我们登上了北京飞往莫斯科的飞机。

下了飞机，我们乘着一辆破旧的大客车向和韩国人约定见面的宇宙饭店驶去。
1小时后，我们到达气势宏伟的饭店。

4 日晚上10时才和韩国人会合。韩国队共有13人，登山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来
过厄尔布鲁土峰，还有几个人会讲英文。见面后商定5月12日飞离莫斯科。5日早饭
的时候，方知整个计划要听旅行社安排，使我们大吃一惊。像无头苍蝇似的跟着别
人的计划来登山，对我俩来说还是头一次。我们虽然觉得已背离了登山所包含的讲
究计划、准备完整、考验体力、融合意志和智慧的内容，但已是无可奈何。飞机向
南飞行了两个多小时后，下午3 时到达了名叫矿水城的小城市，那里有一辆能乘坐
40多人的大巴在等我们。这辆大巴，从内部结构和外形来看与北京的公共汽车没什
么两样。途中的景色很美，森林、山溪、河流，组成一幅幅天然的画面。可我们没
有心思欣赏，只是想着尽快抵达厄尔布鲁士峰脚下。

天黑之前，我们到达目的地，住在一个四层楼的旅馆里。偌大的旅馆只住着我
们这支登山队。晚饭的时候，我们从俄罗斯陪同人员那里了解了一些厄尔布鲁士峰
的情况。厄尔布鲁士峰是高加索山脉主峰，位于黑海和里海之间，是一座双锥口的
死火山，雪线3200米，1829年首次有人登顶辅峰。由于受黑海和里海冷暖气流的影
响，山上天气变化特快，给登山带来极大的不利。近几年，受俄罗斯国内巨变以及
车臣战争的影响，没有人敢来这个昔日旅游胜地的厄尔布鲁士峰。我们这支登山队
是近年来惟一具有规模的队伍。现在我们住的这家旅馆，是厄尔布鲁士峰周围几十
家旅馆中惟一对外营业的一家。前苏联时期，每年这个季节至少有一两千人来这里
旅游和登山，前苏联登山家的起步训练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6 日开始适应性行军训练，并由一名俄罗斯高山向导负责我们的一切事宜。向
导名叫阿里，40多岁，在厄尔布鲁土峰已经做了20多年登山向导，有着丰富的登山
经验，尤其是对厄尔布鲁士峰的情况更是了如指掌。现在我才明白韩国队不着急的
原因，原来他们把登山的宝押在这位向导身上。第一天行军的垂直距离只有200 米，
距离约12公里，时间用了6个小时。

湍急的河流、茂密的森林、绿色的山野、白皑皑的雪山，给人的感觉不是在登
山，而是在旅游。致新不停地说：“这里的山太美了，怪不得欧洲人愿意登山，欧
洲出这么多登山家。在这么美的环境里我天天都愿意登山，我要做欧洲式的登山家！”

第二天和第三天行军的距离和高度比第一天增加了许多，也听不到致新嚷嚷着
要做欧洲式登山家了。就看到他一个人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后面，缺乏训练的后遗症
在致新身上显现出来。我开始有点为他担心，但致新对自己却充满信心。3 天的行
军除了使高山适应性得到加强外，另一个收获就是对韩国队员和厄尔布鲁士峰的情
况增加了了解。韩国队员中有4人一5人登达过8000米的高度，尤其是韩国队队长张
炳虎曾登上世界第一、第二高峰珠穆朗玛峰和乔戈里峰。

从实力上看，登顶似乎没有多大问题。可厄尔布鲁士峰变化无常的天气，需要
登山者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而我们缺乏的恰恰是这一点。按照计划，12日我们将
撤离厄峰。也就是说，12日之前如果没有好天气，我们的攀登将不得不以失败而告
终。以往的登山队在厄尔布鲁士峰停留时间在20天左右，当他们遇到坏天气的时候，
就到附近的城市旅游，直到好天气出现再继续攀登。阿里告诉我们，厄尔布鲁士峰
的坏天气已经持续一星期了，天气能否在12日之前变好，他心里也没底。


第二十章 火山之子厄尔布鲁士
王勇峰

厄尔布鲁士峰，是大高加索山群峰中的“龙头老大”，简称“厄峰”，是博科
沃伊山脉的最高峰。在小比例尺的地图上，它给人的印象仿佛是“骑在”亚欧两大
洲的洲界线上的“跨洲峰”。其实不然，它的地理坐标为北纬43度21分，东经42度
26分，整个山峰，不言而喻地落在俄罗斯联邦的版图内——当前归属巴尔卡尔共和
国，西侧则紧靠俄罗斯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东南隅。

长期以来，西方人士往往把欧洲最高峰的桂冠，含含糊糊、不加解释地戴在阿
尔卑斯山勃朗峰（海拔4810米）的头上。到本世纪50年代初（可能更早些），国际
学术界达成共识，基本以高加索山系大高加索山脉的主脊，作为亚欧两洲陆上分界
线南段的天然分界。自此以后，问题也迎刃而解：欧洲第一高峰当然非这条分界线
北侧海拔5642米的厄尔布鲁士峰莫属。

“厄尔布鲁土”一名，一般都认为和波斯语有关，但歧见仍多。有的认为来自
“aitibares ”一词，原义“高山”、“崇峰”。有人认为这座山的名字跟伊朗北
部的厄尔布尔士山的名字“孪生兄弟”般地相像，后者有“闪烁”和“烟烟发光”
等义，前者也不外是这个意思，都是用来形容山巅永久积雪、在阳光照射下反射亮
光的景象。

有人向语言的“上游”追溯更远，从印欧语系的原始共同词根中寻访，提出了
可能和alb（“高山”、“山岳”）这一词素有直接关系的假说。

总之，厄尔布鲁士峰名称的来历、含义等问题，迄今依然未根本解决。高加索
山系素有“民族之山”、“语言之山”的称谓和别名，比喻生息其间的民族和分布
其中的语言极多。这众多的民族，众多的语言，也曾不约而同地给他们家门口这座
神灵般的山岳，取过很多名字。命名的根据是多种多样的——地理位置、生活感受、
观测结果，以及悠远的传说、丰富的想像……加阿布哈兹人称它为极乐山，切尔克
斯人称它是把幸福带到人间的幸福山，卡尔巴达人管它叫白昼之山，巴尔卡尔人和
卡拉哈伊人称之为千山等。

纵观长逾1100公里的大高加索山脉，高峰比比皆是，“出类拔革”者也不少。
如西段有栋巴伊一乌尔根山，海拔4046米；中段有什哈拉山，海拔5058米；德赫套
山，海拔5203米；乌伊帕塔山，海拔4646米和卡兹别克山，海拔5033米；东段有特
布洛斯一穆塔山，海拔4494米和巴扎尔一杜济山，海拔4480米等等。但厄尔布鲁士
山，“个头儿”比它们谁都“蹿出一大截”——海拔高达5640米。它毫无争议地成
了高加索山系的“众山之王”，并一跃登上整个欧洲第一高峰的“宝座”。

除了高度，厄尔布鲁土峰“形体”出众，即壮美中透着“威严”。这座山岳是
地质史上火山长期连续喷发的产物。其锥状外形就清晰不过地表明它是“火山之子”。
加之生来呈一大一小、一高一矮的“双峰对峙”态势，海拔分别为5642米（主峰，
居西）和5595米（辅峰，居东）。从野外实地远眺，映人人们眼帘的这位“双顶巨
人”，巍巍而耸，凛凛而立，超然绝伦，凌逼霄汉，敦实中显现出一种难以描述的
威严……一眼望去，也显得高耸入云，上接天际。在它高大的“形体”上，终年冰
雪覆盖，雪线北坡在海拔3200米，南坡则在3500米；有50多条冰川旧然下垂，总面
积达140平方公里。其中，大阿扎乌冰川和小阿扎乌冰川共长2100 米；小阿扎乌冰
川为悬冰川，长不足1000米。冰川末端溢出的融水，像乳汁一样“哺育”着周围数
以百计的溪流，高加索地区著名的库班河和捷列克河等，就是从这些冰川发源，分
别流入黑海和里海的。这在人们心目里，无形中平添了浓重的神秘和敬畏之感。

厄尔布鲁士峰集多种天然优势于一身。按高度是高加索地区第一山，俄罗斯欧
洲部分第一山，整个欧罗巴洲第一山，加上山区天造地设的绮丽自然风光，是天赐
的自然财富，拥有极大的登山和旅游价值。所以一个时期以来，俄罗斯（包括前苏
联）官方和民间都予以高度的重视。从60年代起即着手规划，兴土木，搞基建。经
过数十年的惨淡经营，已经将这里开发为一个体育、运动、旅游各种设施兼备的登
山活动基地和观光中心、滑雪运动中心。除了为俄罗斯本国各项有关事业服务外，
这里还吸引了世界各地不少人士，前来观光、游览和从事登山、探险一类的体育科
研活动。据记载，厄尔布鲁士山的近现代意义上的登山活动，是从1829年开始的。
这一年，由本地人正式攀登上海拔5595米的辅峰，1874年英国人登上海拔5642米的
主峰，这是人类首次登上它的主峰，并记录在案，迄今（1998年）已经过了124 年
的漫长岁月。

危险的错觉：厄尔布鲁士峰伸手可触。

9 日我们开始向突击营地进发，先是坐缆车从2000米的高度上升到3500米，然
后又由雪地拖拉机把我们送到4200米。到达营地后，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个由铝板
做墙的形似碉堡的巨型建筑物。这个“碉堡”是一座三层楼房，有60间6 平方米大
的房子，每个房间有4个床位。食堂和休息厅在二楼，面积约50 平方米，墙壁上布
满了照片和俄文说明，看样子是前苏联登山史的简介。营地周围下着大雪，能见度
20米左右。整个队伍在体息厅里无可奈何地等待着天气的好转。我和致新商量，12
日之前天气不好怎么办？致新说，让韩国人先撤，我们等着好天气的到来。

傍晚时分，天空突然放晴，厄尔布鲁士峰的主峰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眼前。除了
它的美丽壮观外，另一感觉就是厄尔布鲁士峰伸手可触，上几个缓坡就可到达顶峰。
我和致新不明白，这么近的顶峰阿里怎么说需要8 个一10个小时的攀登时间呢？我
们俩决定明天突击顶峰，3个小时登顶，1个小时下撤，中午赶回“大碉堡”吃午饭。

当我们把计划告诉韩国队长后，遭到他的坚决反对。他说，厄尔布鲁士峰的天
气瞬息万变，它的主要山难就是在暴风中迷路失踪。我们必须听从熟悉尼尔布鲁士
峰地形的阿里安排，明天攀到4900米高度做适应性行军。我告诉韩国队长，登山计
划应随具体情况制定，其第一要素就是天时，抓住了天时就抓住了成功的一大半。
我给他列举了我们攀登麦金利峰和阿空加瓜峰时，如何抓住好天气获得成功的例子，
但还是没有说服同样有着丰富登山经验的韩国队长。最后我们对他说，我们对自己
的行动负责。

和以往的登山一样，突击前夜怎么也睡不着觉。10日凌晨3 时，我俩起床摸黑
做早饭。3 时30分，韩国队长来到食堂劝我们不要单独行动。我告诉他，如果天气
不好我们马上下撤。不得已，他只好同意。

4 时30分，我们信心十足地离开“大碉堡”。四周静悄悄的，我俩的脚步声在
雪地上发出极有韵律的声音。霞光渐渐出来，厄尔布鲁士峰主峰清晰地呈现在我们
面前。为了尽快登顶，我们没按登山常规1个小时行军休息一次，连续走了3个小时。
大缓坡我们翻了无数个，可是还没有翻完。突击营地倒是离我们越来越远，而顶峰
离我们还是那么遥远。事实证明我们的判断出了错。得从长计议，做好持久战的准
备。致新脸上出现倦容，脾气变得有点暴躁，一会儿抱怨冰镐太短，一会儿抱怨积
雪太深。看来这是疲劳的症状，我把重的东西放在我的包里，并独自承担起开路任
务，希望以此来减轻致新的疲劳程度。

我感到恐惧：登峰计划将要告吹。

6 个小时过去了，大缓坡总算是到了尽头，我们来到海拔5300米、厄峰一、二
峰之间的鞍部。此时的致新脸色发紫，倒头就睡。我担心的事发生了：致新出现极
度疲劳症状。在登山中极度疲劳是造成山难的重要原因之一，攀登者出现这种情况
很快就会昏睡过去，导致体温急剧降低而死亡。我给致新做工作，希望他不要在这
里睡觉，而他也非常清楚在这里睡觉意味着什么。

致新说，他无法控制自己不睡觉。没有办法，我只好和他达成协议，只允许他
睡20分钟。身体下面垫着背包，穿着我俩所有保暖衣服的致新睡着了。每隔5 分钟
摇摇他，以防睡过去。

望着雪地上昏睡的致新，我在想：如果致新走不动，我一个人又无法把他拖回
去，该怎么办？我不敢想下去，开始感到恐惧。

20分钟一到，叫起来问他的感觉。他说浑身发冷，想继续睡觉。我没有同意，
让他伸伸胳膊和腿，准备下撤。

这时，一名韩国队员到达这里。我感到奇怪，他们不是计划今天到4900米训练
高山适应能力吗？看到我的不解，他告诉我，由于我俩在前面已把登顶路线踩出来，
韩国队决定今天有部分队员登顶。我心里算是有了点儿底，致新真的走不动，还可
请韩国队员帮忙。看到致新疲劳的样子，这名韩国队员对我说，让李先生休息，咱
俩登顶。我一听这话，顿时对这位韩国队员没了好感，并坚决拒绝了他的提议。他
一看我没同意，自己也不敢上，坐在那里等同伴上来，我和致新商量着下撤计划。
致新说：如果撤下去，这次厄峰登顶计划肯定告吹，下一次还不知何时何日再来。
他建议我和那个韩国队员去登顶，他在5300米处等着我们回来。我没同意，心想，
我登顶回来了， 你在这里就会冻成硬棍儿。再说，登七大洲最高峰的目标是我俩9
年前共同确立的，并经过千辛万苦。九死一生才熬到今天，我怎能撇下他自己去登
顶呢？虽然失去登顶机会。心里有些难过和失望，但看到此时的致新已脱事危险境
地，心中又增添了许多安慰。

我在做着下撤的准备，致新又对我说，他现在感觉好点了，是不是再往上走走。
我已没有了登顶的心气儿，指着致新的体力能保证走回“碉堡”就谢天谢地了。可
登顶的诱惑实在难以抗拒，脚步又不由自主地向上迈去。

攀登厄尔布鲁士峰的最难地段就是从5300米处至顶峰，这是一段坡度约30度的
大坡。30度的坡对登山来说，根本不算什么难度。可对于极度疲劳的人来说，是一
道无法逾越的障碍。由于致新这一折腾，我也开感到疲劳。让致新在前面开路已不
大可能，和我们一走的那个韩国人根本就没有在前面开路的打算，从4200米开路到
这儿已消耗了我大部分体力，再从这里开路到顶峰已不可能。若奇迹不出现，登顶
的希望几乎没有了。

每当我们身陷困境时，“上天”总会帮我们一把。

我和致新1983年参加登山以来，无数次的合作，都获得圆满成功，被登山界誉
为“双子星”、“登山福将”。其成功的秘诀就是每当我们遇到艰难险阻时，“上
天”总会帮我们一把。不知这次会以什么方式来帮助我们。还没来得及细想，突然
眼前一亮，在我们前面不远处出现的两位“苏联老大哥”也准备攀登这个大坡。如
果老大哥把最后300 米路踩出来，我们登顶的可能就不是什么天方夜谭了。看到我
们的狼狈样儿，老大哥当仁不让地承担起最后这段的开路任务。

我们跟着老大哥踏出的脚印，一步步向顶峰迈进。大坡到了尽头，顶峰近在眼
前，致新不知从哪里来的力量冲到前面当起了开路先锋。6 月10日莫斯科时间下午
1 时26分，我手中的摄像机把李致新和两名俄国人、一名韩国人登上欧洲最高峰—
—厄尔布鲁士峰的情景记录了下来。

厄尔布鲁士峰之行结束了，成功的喜悦和面临死亡威胁的恐惧也很快过去了。
我和致新又回到茫茫人海之中，除了和常人一样的生活外，又开始为我们的第六站
——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之行寻找赞助，进行准备。在非洲之行中，不知又有什
么惊险、刺激和我们捉迷藏。登厄尔布鲁士峰的经验告诉我：一个登山者没有任何
理由轻视他所攀登的山峰。



登山知识简介

1．古代的登山活动

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960 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大地上，自西向东，由高
到低，遍布崇山峻岭，山地、丘陵和高原占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二。祖国西南部为著
名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由青藏高原西北端的帕米尔高原延伸出许多巍峨
雄伟的山脉，主要有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昆仑山脉、喜马拉雅山脉、横断山脉、
祁连山脉、秦岭、阴山、大兴安岭、长白山脉、南岭、台湾山脉等等。这些山脉形
成了我国地貌的骨架，自西向东地势明显构成三级阶梯。第一级阶梯在西南部青藏
高原海拔4000米以上，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海拔8848．13米）就在青藏高原
之南我国与尼泊尔交界处。青藏高原以北以东，地势下降到2000米以下，云贵高原、
黄土高原、塔里木盆地、蒙古高原和四川盆地等构成第二级阶梯。大兴安岭。太行
山、巫山及云贵高原以东，是海拔500 米以下的丘陵和平原交错区，是第三级阶梯。
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炎黄子孙们，繁衍生息在这块有着丰富的山脉、高原的国度
里，自古以来，就和山岭高峰有着密切的接触，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有关山峰的悠久
文化，和独具特色的古代登山活动的历史画卷。

早在黄帝时代就有登山的传说。《史记》详记了黄帝战胜炎帝，擒杀作乱的蚩
尤，登上许多山峰的故事，说黄帝“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他不辞辛苦地在许多
崇山峻岭中开辟通道。黄帝打到东海边，登上了丸山和东岳泰山。黄帝打到西边，
登上了横亘新疆西藏间冰雪覆盖巍峨雄伟的崆峒山和昆仑山。黄帝征伐到南边，登
上了湘山与熊耳山。黄帝击败北方的匈奴之后，与诸侯会聚于釜山。最后，黄帝到
了激鹿山，在此山下建立了国都。尧舜时代，也有舜帝登山的记载。《尚书》记载，
舜帝巡行天下，登上了泰山。

但从登山史上看，上古帝王中最出色的还要数夏禹。夏禹不仅登上了许多高山，
而且最早使用了登山鞋。《史记》记载，黄帝的玄孙夏禹有鉴于父亲鲸治水失败的
教训，加倍勤劳地治理洪水，走遍了大地河山，并给许多高山大川做了评定。夏禹
一心治水，“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夏禹经常登山，“山行乘
播’。樟（音ju）就是古代创造的一种专用登山鞋。据史书记载，这种鞋底装有半
寸长的铁齿，上山不容易打滑，铁齿还可灵活安装，上山时，前齿短，后齿长；下
山则前齿长，后齿短，便于在斜坡上保持平衡与稳定。可见，四五千年前我们的祖
先对登山活动就有了丰富的经验，并创造发明了登山工具。过去人们只知道东晋诗
人谢灵运喜好登山，曾制登山鞋，叫做“谢公屐”。其实，登山鞋在谢公之前两千
多年便有了。

从我国最古老的文字构造也可以反映出远古祖先关于“山”与登山活动的某些
情况。距今三四千年前，商代的甲骨文和同时代的金文中有很多字与“山”和登山
有关，如甲骨文中的“丘”。“登”字，金文中的“山”字等等。象形、会意是汉
字的最大特色，古老的文字结构常常能生动地反映出古代社会生活与人们的思维。
上述有关的甲骨文金文，表明山与登山是古人生活中常见的内容，是经常出现的活
动。

中华民族是智慧的民族，这智慧也充分反映在古人对山的理解上。古人对山的
认识虽然朴实，却丰富而深刻。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解释“山”说：“山，宣也，
宣气散生万物。有石而高，象形也。”除了指出山高有石的外部特征外，更把“山”
与“气”联系起来，指出山有“宣气”，从而有“化生万物”的作用。这些都表明
古人对山的认识是何等的丰富全面。

2．中国登山界的首次攀登

1955年初，前苏联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向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邀请，希望全总
能派人去前苏联学习登山技术。5月，全总派许竞、师秀、周正、杨德源等4人赴苏
外高加索登山营学习。他们和前苏联运动员联合组成中苏帕米尔登山队，成功地登
上了帕米尔高原海拔6673米的团结峰和海拔6780米的十月峰。这可以说是中国登山
运动的一首序曲。

1956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京西郊八大处举办了登山训练班，培训了一批登
山运动员。

1956年4 月25日，成立不久的我国第一支登山队——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
在前苏联专家库金诺夫和兹维特金的指导下，队长史占春等32人登上了我国东部的
最高峰，也就是秦岭山脉的主峰、海拔3767米的太白山。

太白山坐落在陕西省邻县东南，绝对高度不大，但从山脚到顶峰相对高差却有
3000多米。太白山坡度很大，从山脚下的刘家崖往上，差不多净是45度或更陡的斜
坡。队员们第一天行军十一二个小时，就走了40多公里。第二天，到达了太白山最
高峰的前站放羊寺。第三天，随着高度的增加，气压逐渐降低，氧气逐渐稀薄，积
雪越来越深厚，陡坡增加，不少人在行军途中发生头痛、呕吐、鼻出血和四肢无力
等症状。队员们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在11时15分，登达太白山的最高点。

在太白山顶，按照国际惯例，队员们把全体队员签名的爬山记录，放在空罐头
盒内，藏在用石头垒起的石塔里，作为这次攀登胜利的标志。队员们举着冰镐欢呼
首战告捷，表示要在更多的山峰上，留下他们的足迹。

1956年7月，中苏组织联合登山队，攀登了慕士塔格山。8月又攀登了公格尔九
别峰。中苏两国工会和运动员精心准备，6 月，两国运动员在前苏联北部卡兹别克
山上登山营中训练后，共同攀登了高加索山脉海拔5642米的厄尔布鲁士山。7月5日，
两国运动员乘飞机转移至帕米尔高原，在慕士塔格山西部海拔4060米处建立了登山
营地。

慕士塔格山海拔7546米，位于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的西南边境。它和附
近海拔7649米的公格尔山，海拔7530米的公格尔九别峰一起，构成帕米尔高原的极
高峰山区。慕士塔格山终年积雪，冰层厚度有150米一200米左右，以至当地的塔吉
克族、维吾尔族人称其为“冰山之父”。

对慕士塔格山的探险考察，最早是在1870年到1873年之间，英国旅行家托罗切
尔和绍恩，曾从东面的雅尔干达对山峰进行过实地观测。1876年俄国军事地质测量
学家康斯钦科，曾经在东帕米尔通向兰贡尔湖的乌兹贝尔山口上观察过慕士塔格山，
并确定其高度为7300米左右。1889年，俄罗斯地理学会西藏登山队员、地质学家勃
格答诺维奇通过卡拉塔什山口到达了葛兹河的上游，围绕慕士塔格山的西坡和北坡
进行了观察，并进行了一些地质和地貌方面的考察研究。1894年，瑞典著名旅行家
斯文•赫定对慕士塔格山进行了数月的考察，观测了一些冰河，并且沿用当地居民
原先使用的名称，绘出了第一张标明地名的慕士塔格山地貌。斯文•赫定曾经先后
4次试图从西边葛兹冰河的上游登上此峰，但均未成功。1924 年，英国旅行家斯克
兰菌对慕士塔格山稍北的公格尔山进行了考察，绘制了地图，并确定公格尔山主峰
的高度为7770米左右。1947年，继斯文•赫定之后，经验丰富的登山家希普顿和狄
尔曼曾从山的西面做了攀登尝试，登上了7000米的高度，但最后也因种种原因登顶
失败。

中苏联合登山队在7月6日仔细考察了这座向西南延伸而急剧升高的大山，确定
了登山路线和计划，5天后，开始登峰。7月10日至21日，几经往返，登山队分别在
海拔4450米、 5500米、6170米和6800米等高度建立了4个高山营地。7月25日下午5
时，31名队员向慕士塔格山顶最后进军。

队员们四人一组，不断翻越45度以上的雪坡，并通过了极其危险复杂的冰爆地
带。高山空气逐渐稀薄，队员们的嘴唇、手指都开始发紫，脉搏增至170次一180次，
副队长史占春脉搏最快时竟达192 次。更严重的是在高山反应下，所有的人都失去
了食欲，中国运动员除喝些茶外，几乎不能进食任何东西，在5天行军最后的3天中，
食欲最好的运动员也只吃了两个馒头。登山队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在海拔7200米
处建立了第5个营地，并准备向顶峰冲刺。

7月31日早晨，31人排成一列纵队，冒着零下25 度的严寒，征服通向山顶的最
后300米。下午2时，队伍全部登顶。

在山顶召开了短小的庆祝会，在石头上刻字，用步话机通过“4060”基地向北
京和莫斯科传达了胜利的消息。电影摄影师陈德禹解开衣服拿出一直在怀里保温防
冻的摄影机，拍摄下了两国运动员登顶及插上中苏两国国旗的珍贵照片。

8月1日，全部队员安全返回营地，创造了当时集体安全登山的世界新纪录。攀
登慕士塔格山的中苏联合登山队队长是前苏联功勋运动员叶•阿•别列次基。副队
长是中国运动员史占春和前苏联功勋运动员克•克•库兹明。中国运动员有许竞、
师秀、胡本铭、陈荣昌、刘连满、国德存、刘大义、彭仲穆、梁乃钧、翁庆章、彭
淑力、周峰、陈德禹（梁乃钧、周峰未突击主峰）等13人。队员中有苏联运动员19
人。

3．分线、分段、分批、分期攀登

“提倡集体英雄主义，用集体的力量互相支援，保证登山的胜利”这样的口号
和做法，早在中国登山运动发展的初期，便已出现。但强调发挥集体的力量和优势，
具体体现在战术运用上，还是稍晚的事情。

在1960年攀登珠穆朗玛峰之前，中国登山队采取的都是在高山不设运输队，或
者设立运输队，运输队员也和主力队员同时参加每次行军，从低山到高山同样负重，
全线运输任务包干，逐步淘汰，最后选取突击队员的战术。在1960年攀登珠穆朗玛
峰的前3 次行军中，采用的也是这种战术。这种战术，运输队员在负荷较重的情况
下，要长途跋涉较长的运输线，行军天数多，体力难以胜任；主力队员也因同样参
加长途负重运输，消耗了大部分体力。显然，这对保证完成较高高度的运输和突击
顶峰的任务极为不利。

在1960年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第四次行军中，中国登山队采用了“分期、分批、
分段”运输，突击队与运输队分别组织、各司其职的方法。即以突击队员攀登的高
度和出发的时间为基础，提前分批分期进行运输。同时，把运输全程分为数段，按
段固定队员、固定重量、固定时间，交替接力运输，各自完成本段的运输任务。这
个方法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减轻负重，缩短路线，使运输队员始终保持较
好的体力；再者，可以互相支援，逐段突破地形难点，最重要的是，它可以使突击
队员在突击主峰之前保存相当的体力。这种战术的采用，对第四次行军登顶成功，
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1964年攀登希夏邦马峰时，中国登山队便采用了根据这种“分批、分期、分段”
的运输战术，进一步发展概括成“分线、分段、分批、分期”攀登的战术。即把侦
察路线。建立高山营地、物资运输、适应性行军、突击顶峰5 次任务按高度、难度
把运动员分成3 个线。第三线负责大本营至6900米的高山建营、侦察和物资运输的
任务。第二线负责6900米一7776米的高山建营、侦察和物资运输的任务。第一线在
二、三线已建立好高山营地，完成了物资运输，打通了路线的情况下，利用最好的
天气时机突击主峰。正是由于采用了这种战术，各线都圆满完成了任务，才保证了
登顶的成功。

在攀登希夏邦马峰成功以后，根据这种战术的实际运用情况，中国登山队又进
行了进一步的总结完善。大家认为，使用这种战术，应注意这么几个问题：

①既要根据每个队员过去的登山历史和现在的身体情况，同时，也要在行军后
及时进行调整。未经过训练和未进行高山适应的新队员，不宜事先分线。

②各线队员在较低高度行军时，可根据不同情况，人人参加负重行军（负责攀
登更高高度的队员的负重量可较一般稍多）。这样既可增强和考验每个队员的高山
适应性，同时也可完成一部分运输任务。

这种“分线、分段、分批、分期”攀登的方法，遂成为中国登山队长期使用的
战术之一，形成了中国登山运动独特的战术风格和特点。

事物往往就是这样，有一利就有一弊。在采用这种“分线、分段、分批、分期”
攀登战术的初期，就发现它需要人力较多，会使队伍庞大，另外，指挥起来比较复
杂。中国登山队1960年攀登珠穆朗玛峰，1964年攀登希夏邦马峰，1975年再次攀登
珠穆朗玛峰，队员都多达数百人。以至国外登山界有人将这称为“人海战术”。

中国登山运动员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也不断在探求登山战术手段的改进和创新。
1983年组建的南迎巴瓦峰登山队，便是一支只有35人的小型精干队伍。这支登山队
尽力压缩后勤人员，主要后勤工作由队员兼管，一改以往那种庞大、臃肿的状况。
南沙巴瓦峰登山队派出的侦察分队，亦实行“精兵”的方针。全队只有队员16人。
由于没有专设后勤人员，队员除了登山外，还要兼管装备、食品、炊事、通讯、搬
运等工作。由于这种战术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和能力，是“新的改革”，受
到了队员们的普遍欢迎。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和登山交流的不断发展，中国登山运动员更加重视学习外
国登山队的先进经验。在中日联合攀登纳木纳尼峰时，对正式登山具体采用什么战
术，本来各有主张。但后来中方再三研究后，认为正式登山时可以采用日方提出的
战术方案，即每个结组均要负担侦察、修路、运输、建营、登顶的任务。这样做有
利于锻炼我们的队伍，有利于发挥每个队员的积极性。在实践中向日方的战术学习，
有利于我们开阔眼界，对今后如何发展我国的战术也有好处。

没有传统的“分线。分段、分批、分期”战术所凝聚的集体力量做保障，当时
较外国登山运动员体力相对较差的中国登山运动员，要取得诸如1960年攀登珠穆朗
玛峰，1964年攀登希夏邦马峰，1975年再攀珠穆朗玛峰等令世界登山界瞩目的成就，
是难以想像的。然而在今天，世界登山运动已有了飞快的发展，日渐强调攀登的高
难度化和攀登队伍的小型化。要迎头赶上这股潮流，中国登山运动传统战术的革新
是势在必行的。可喜的是，一些身体素质与高山适应能力均不错的藏族运动员的成
长，表明中国登山运动队伍已具备了基本的实力。

4．季节的选择和天气的利用

从登山运动的历史来看，各国登山队在组织登山活动时，一般都避开该山区的
降水、降雪、低温和大风的季节，而选在山区最好的季节里进行。由于高峰所在地
区不同，天气情况存在很大差异。但一般而言，春、秋两季，是最适宜登山的季节，
据中国登山队的经验，春季较之秋季更为理想。中国登山队的攀登活动，多数都是
在春季进行的。

但在选定的登山季节中，好坏天气也是呈周期性交替出现，每天各个时辰的天
气情况变化也很大。为使登山活动通常都在相对有利的天气形势下进行，必须得有
气象情报做保障。这包括：

①通过事先对该山区气象历史资料的分析研究，对这一地区的大致气象情况做
到心中有数，初步掌握可能出现的好天气周期的数目，以便统一制定攀登计划，安
排登山活动具体行动的大致时机。气象历史资料的占有应尽量丰富完备。1960年中
国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时，对英国登山队历次从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气象资料，
就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为找出并解决主要技术难点，提供了不小的帮助。

②在登山期间，最好建立专为登山服务的气象预报网，并取得邻近大气象台的
帮助，以获得该山区的长、中、短期天气预报。在1960年攀登珠穆朗玛峰时，中国
登山队先后派了16名气象工作者深人珠峰山区进行建台工作。其中有4 人在山区整
整工作了一年零两个月。在此期间先后建立了海拔5000米的绒布寺气象台，海拔51
20米的珠穆朗玛峰气象台，海拔5500米的气象哨，海拔6400米的气象服务台。此外
还配备了流动人员在行军的路线上和冰川上进行考察。他们的高度到达了7400米，
考察地区包括主绒布冰川、东绒布冰川、绒布河谷，面积约达30平方公里。至于大
区域的中长期预报，则是在北京中央气象科学研究所、成都中心气象台和拉萨气象
台指导下进行的。

③限于目前科学发展水平，即使设有气象台并有专门预报，也很难做到预报准
确无误，特别是中长期天气预测。针对这种情况，中国登山队采取了这样一些措施
来捕捉和利用时机：

A ．坚持留有余地的原则，最好能有两个好天气周期留给突击主峰的行动，以
便一旦第一次突击失利，还有机会组织第二次突击行动。如1964年攀登希夏邦马峰，
根据气象预报，得知整个登山期间会有3 个好天气过程。于是中国登山队便把第一
个好天气过程安排给二线执行6900米一7700米的建营、运输行军，第二个好天气过
程留给一线突击顶峰。而第三个好天气过程，则作为万一突击顶峰失败，用在再一
次突击顶峰上。

B ．为了争取主动，尽可能地把好天气周期留给高山上的活动，较低海拔地区
的活动可适当利用较差的天气。在较低高度上利用坏天气行动，虽然艰苦一些，但
却可以为全局争得时间。事先如果做好必要的准备，也完全可以保证安全。这种方
法在1960年攀登珠穆朗玛峰时最早使用。当时，根据天气预报，5月17日一25 日为
好天气周期。为了抓住这个时机，并留有余地，以利应付天气的突然变化，运输队
员改变了与主力队员同行的方法，而在坏天气的情况下，于14日先期出发，提前向
各营地运送物资。这样就保证了主力队员得以利用好天气突击主峰。在总结中，他
们把这种方法称之为“坏天气缓进”。这种方法也为后来中国登山队所沿用。

C ．为了防止好天气周期提前到来而错过战机，中国登山队在1964年攀登希夏
邦马峰时，开始采用将登山活动开始的日期提前到好天气周期到来前的一两天，坚
持早走一步，在较高的营地去等待好天气。这样做，既可以保证不错过时机，又可
以提前进入突击阵地，使突击顶峰最后阶段在高山上的活动具有最好的天气条件。
在攀登希夏邦马峰突击顶峰开始之前，气象组预报好天气可能在5月2日或3 日来临。
为了更有把握利用天气时机， 登山队便决定登山队员提早出发3天，去5800米等待
好天气。结果，好天气提前到来，突击队才未误时机登上了顶峰。

D ．在高山区，即便是在好天气周期中，天气在每一天里都有明显的变化。一
般是上午较好，下午较差。因此，从攀登希夏邦马峰开始，中国登山队便开始坚持
早行军、早宿营的原则。这样，既充分利用了温度较高的白天进行行军和宿营，保
证了安全；也有利于一天行动结束后的露营操作和第二天的正常活动。

E ．虽然一般情况下不一定提倡，但在迫不得已或必须时，可以组织夜行军。


后记

这本书只能说是冰山的一角。直到今天，追随采访李致新、王勇峰及他们的同
行3 年多之后，还是不断地发现未曾了解的新内容，他们嘴里还是不断地有登山的
故事讲出来。山，总是崭新的出现在你面前，让你的脚步不能离开它一刻。中国登
山协会主席曾曙生说过一句话：人与山相逢就能创造奇迹。是的。第一次进山是19
97年，因为我的朋友北京电视台记者霍文的缘故。她要拍摄一个体验攀冰的片子，
需要一个体验者，爱凑热闹的我就和他们钻进了北京密云四合堂的山里。那次我发
现，我不但不反感睡在地上、每天只洗一次脸的生活，反而还挺喜欢。

刚开始几天，和队员们话不多，他们都很羞涩的样子，汉族队员还不如藏族队
员爱聊天。但很快也发现，他们的心都一样的细，只要有点麻烦就会有人帮助你，
他们之间也是如此。刚到那天，两卡车的物品半个小时就安排停当了。在我们的生
活中，那是要闹闹嚷嚷协调半天的事，他们却没有更多的语言交流，默契而顺畅。

霍文和他们是老朋友了，1993年曾经在《东方之子》中做过一个王勇峰的专题
片，还经常在登山队的训练基地练习攀岩，因此，关于登山的故事能讲一串一串的，
听他们聊天就像听故事会。那时候只想多听那些悲壮的登山故事，还不敢想自己能
真的登一次雪山。

回来做片子的时候，霍文把我的稿子全盘否定了，她说我没有发现队员们身上
的真东西。我们俩坐下来重新回顾那几天，再去看那些平平凡凡的小事情时发现，
队员们冷峻而严肃的面庞下是对生活滚烫的热爱。这些英雄般的形象在我心目中渐
渐清晰亲近起来。

1998年，一件难以想像的事情发生了，我居然能和李致新、王勇峰一同去攀登
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了。当时只有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随行，我爱人——中央电视
台的体育记者张伟鼓励我一同前往。于是，和父母凑了3 万块钱，征得了中国登山
协会的同意，成行了。尽管出发那天像做梦一般。

实际上，这次非洲之行我只是一个记者兼旅游者的角色。只是在从二号营地向
突击营地进发的路上才突然问自己：这是在干什么？在烤得皮肉焦疼的阳光下，在
胸闷得走一步就要停下来站一站的海拔4000多米的非洲高原上，我有些惊叹自己的
意志了。前一天还在暴雨中前行，今天却在骄阳下暴晒，早上居然还能把热乎乎的
脚丫子放进冰冷湿透的鞋子里。我有些对自己感到陌生了。

王勇峰为了让我、张伟和另一位记者潘燕生分散高山反应的注意力，一直在旁
边给我们唱歌，我们默默地听，连一点儿感谢的笑容也没有。他唱：“慢慢地陪着
你走，慢慢地知道结果时……”当时我想说：“应该是慢慢地陪着天地走，慢慢地
知道生命结果。”可又没有力气说，直到下了山才有闲。说说山上的感受，引得李
致新、王勇峰一阵狂笑，第一次进山的样子实在是狼狈透了。

从非洲回来后半年，登山界出了一件大事：1991年在梅里雪山遇难的17名勇士
的遗骸被发现了。中国登山协会组织搜索队前往云南，我随行采访。

走之前，因公务在身，留守的王勇峰专程来为我送行，曾曙生主席总是说感谢
我们，我都觉得莫名其妙，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次出差而已。

但这次梅里雪山之行，让我看到了另一种生命结果。17名勇士中有孩子的父亲，
有19岁的大学生，他们因为山而留在山里。当我们把21份遗骸样本带到大本营的时
候，我望着那个小背包忍不住的掉眼泪，我不认识他们，却如同他们是我生命中的
一部分。莫名其妙的事情也就有了它的缘由。

1999年，我和张伟再次采访七大洲最高峰行动，这是最后一站了，我们也仿佛
多了一种身份：登山者。一同准备装备，联系登山事宜，就像这也是我们为之奋斗
的目标。

大概是因为出发前的这种心理准备，在海拔4700米的大岩壁上，王勇峰下令全
体下撤的时候，我无法接受。张伟说，你是记者，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开始忍
不住想哭，李致新说：“往上走走，感觉感觉得了。”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我明白我的心理，我希望是他们中的一员，像他们一样，登顶成了我的一个目标。

这就是一个大概的过程，从一个旅游者到一个采访登山的记者，到一个想成为
登山者的普通人。我也想搞清楚山里藏着什么，让我们和他们一样着魔。很多人说
写写登山家的故事，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的生活。其实，读故事是不能了解的，
只有自己去体验、去感受，感受生命的种种发现。从这个角度说，我和张伟那么感
谢李致新和王勇峰，并不是他们为我们的写作提供了非常多的素材，而是他们引导
和影响我们发现了生活和生命。

因此，如果你读完他们的故事，能放下书，向着大山，向着山野走一走，那么，
才是真正的收获。

王淑锋
1999.12.9

FLOE

放下书，向着大山，向着山野走一走，那么，才是真正的收获。

清风壁虎

高, 实在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