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王瑞芸《美国浮世绘》中的一些段落:
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已经是而立之年了。三十年的岁月毕竟对我作了些改变——我学会了做坏学生。这一点至今让我得意,过去,哪里敢呢。不过,先要承认,美国学校的实证主义的训练,是给了我好影响的。它对我这个学文科的人,在说话、立论的严谨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观。
刚从国内出来,我一身的习气:说话空洞,浮夸,用大字眼,下不着边际的定义。在美国做第一篇论文的时候,教授让我们学生各自选一张画做分析,要求我们写清楚画有多大,画上有什么,是怎么画的,诸如此类,完全是直观的,浅显的,就事论事的。我一看就高兴了,想,这算什么,看我来一手深刻的,把美国学生“盖”一下,出出风头。我打算从画的美学性格入手,然后挖掘它的历史意义,现实价值,藉此好好展示一下自己的理论水平!于是熬夜读了许多书,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交上去便静候着教授夸奖。过了一星期,教授把那篇心血之作丢给我,上面批了两个字:重写!下面加了一行注:我不要看这些虚夸浮词,老老实实地写自己眼睛看见的东西。美国教授的这一下,给了我当头一棒——我一辈子感激不尽的一棒。
在这样的训练下,我渐渐学成了对空洞之词的深恶痛绝。现在回过头来看国内过去的文章,几乎不忍卒读,上面全是拗口的新词,把一件事说得花里胡哨,云罩雾障的。那种文章,对读者极不负责,极无文德。美国教授教会了我把文章里的水分挤掉,废话丢掉,真正是功德无量。
但与此同时,我平生第一次对学校感到讨厌了,这在我是前所未有的。我做了这么半辈子的学生,而且很进入角色,知道怎么能做成一个好学生。到了美国我却开始感到受不住了。功课紧,英文差固然是一个因素,但并非是不能克服的因素。记得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说:给人二十年时间,傻瓜也能做博士。我同意他。我的受不住很大程度可能是被西方现代艺术中的达达精神熏染的——我天天和这些叛逆的异类打交道,能不被带坏吗?那些西方现代艺术家的能耐是常常走到事情的反面,把非价值作为价值来肯定,这种看事情的角度让我耳目一新。因此我跟他们学会不“乖”了。我一边坐在课堂里听教授讲文艺复兴,见他分析一张大师级的作品时得意洋洋宣称道,他数出了地上的瓷砖有几块,一边就在心内惑道:我能指望这个埋头数画上瓷砖的人领我看透艺术吗?
于是我开始对自己的生活情形不安起来:每天读书十几个小时,绞尽脑汁做那种只给教授一个人看的文章,那种文章是从这本书抄到那本书的“杂拌儿”,但教授要看的就是这种杂拌儿,你引的书越多,说明你越有能耐——渊博!在这种价值的推动下,事情变得滑稽起来。我们在研究艺术史,却已经轮不到去研究作品本身,你必须去研究所有对这张作品的研究。前人的研究仿佛是这张作品的路障,你得越过这些路障设法走到最前面去。然后,你的研究将成为另一道添置的路障,给后面的人挡道。整个的事情就是这样,能越过别人的路障是一种能耐,能挡住别人是另一种能耐。我们这群人于是就在这种累人的游戏里互换这两种角色。我们没法跟艺术家神交,没法对作品说出直觉的感受——因为别人已经说过了的话,你得小心绕过去,哪怕别人说的是对的,你也要绕过去,不能重复,重复是你没能耐。你必须拼命设法跟别人说得不一样,这被定义为创造力。这是一个可怕的接力赛,不知道这样无休止的研究会把我们最终引到哪里去。
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非常偶然,那是某一天我在系图书馆的书架上找书,每一位教授都为自己正在开的课设一个书架──指定学生读一架子的书。教授有时会顺手在架子上放一些属于私人的物件。我在一个年轻女教授的书架上看到一本给孩子看的书——她有个两三岁的孩子,那是她偶然放上去的。我看着那本五颜六色的孩子的书,心里突然一动,有一种感觉升了起来:那种书和我们读的书是属于两个世界的。那种书里是满满的颜色、趣味和生命的欢娱。但我们的书不是,我们的书里没有一点鲜活的生命。这种书我不仅必须读,而且要学会去生产制作,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我被领出那个充满色彩、趣味和生命欢娱的世界有多远了?
在这个疑问的支配下,我开始松懈了下来,我对争取好成绩失去了热情,我让自己渐行渐远,结果,终于没有念完博士,从学校“卷铺盖走人”。走出系图书馆那栋没有窗子,充满清洁剂气味的现代建筑,我发现外面的天蓝得让人心醉。
此后,我便整日坐在家中,一杯茶,两只水果,悠然读书——读自己喜欢的书,对自己对生活都感到满足而且满意,这在我做好学生的时候是从来没有体验过的。这时我不仅完全长大了,而且已经不再年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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