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贴图]个个相貌堂堂 高清民国人物照（非精华帖）

windgirl

我先下了，沙哟那拉

梦一

辜鸿铭说：华夏文化的精神在于一种良民宗教，在于每个妇人都无私地绝对地忠诚其丈夫，忠诚的含义包括帮他纳妾；每个男人都无私地绝对地忠诚其君主、国王或皇帝，无私的含义包括奉献出自己的屁股。
　　
　　针对新文学运动以西方为标准的做法，辜鸿铭说：“古文是高雅的语言，比口语更优美，正如莎士比亚的英语比现代英语口语更优美一样，而改革者带来的那种使人变成道德的侏儒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死文学’。”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对其日本籍夫人吉田贞子珍爱有加，因此欣赏近代日本的政教和文化，他曾说：“有人纳闷处于孤岛之上的日本怎么会崛起为东方的强国。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日本生下了许多我妻子那般贤淑的女子——她们像崇高的古罗马母亲一样伟大。”
　　
　　辜鸿铭对外国银行无好感，他说：“银行家是晴天把伞借给你，雨天又凶巴巴地把伞收回去的那种人。”这话成了讽刺名言，被收进《英国谚语》。
　　
　　辜鸿铭说：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装，就会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当我们中国人西化成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事实上，只有当欧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国人———一种有着与他们截然不同却毫不逊色于他们文明的人民时，他们才会对我们有所尊重。
　　
　　辜鸿铭针砭时弊，说话一针见血：“什么是天堂？天堂就是在上海静安寺路最舒适的洋房里；谁是傻瓜？傻瓜就是任何外国人在上海不发财的；什么是侮辱上帝？侮辱上帝是说赫德总税务司为中国定下的海关制度并非至善至美！”
　　
　　吉田贞子去世后，辜鸿铭又觅了一位碧云霞以慰老怀。他在一本鼓吹中国文化救世论的英文书中，振振有辞地鼓吹“纳妾并非不道德”，像为辫子保驾一样，为纳妾护法：“许多西方人在谈中国官大人纳妾如何不道德，其实，这比那些开着小轿车，从马路上拾回一个女人消遣一夜后，次日凌晨又将其推到马路上的欧洲人，要无私和道德得多。纳妾的中国官大人可能是自私的，那么开小轿车的欧洲人不仅自私，而且是懦夫。”他还认为，中国男人纳妾是光明磊落的，不像欧洲男人搞秘密情妇，偷偷摸摸，见不得人。
　　
　　1917年，辜到北大当教授，辜鸿铭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同学们戏言，谁要想一夜出名很容易，把辜先生的辫子给剪掉，中外报纸准会刊登。
　　
　　辜鸿铭对晚清的中兴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亦颇有微词。他认为曾是大臣，李是功臣，曾之病在陋（孤陋寡闻），李之病在固（凡事无所变更）。
　　
　　辜鸿铭拿张之洞和端方这前后两任湖广总督开涮，他说：“张文襄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端方)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真小人。”
　　
　　二十世纪初辜鸿铭在上海任职时，曾与几个外国朋友逛十里洋场。洋人见沿途艳旗高张、娼馆林立，惊异上海的卖淫妇何其多也。辜鸿铭巧言遮丑，说：rostitude,destitude（卖淫者，卖穷也），隐含的意思是并非中国妇人品行不佳，而是因穷途末路，不得已而为之。

梦一

李季在《我的生平》一书中记载，1916年底蔡元培接掌北大之前，他们全班同学曾集体驱赶一位老师，兴奋地迎来辜鸿铭的故事。此前，其主要的专任英文教师C先生常以妓院为家、从不好好地备课和上课，这引起他们强烈不满，因而激烈要求校长改聘辜鸿铭来给他们上英文课。为达到这一目标，他们甚至不惜罢课数星期，最后才迫使原校长点头应允。李季对此特别记述说：“自C去而辫子先生来，我们不啻‘拨开云雾见青天’。”
　　
　　1917年辜鸿铭到北大当教授，讲授英文诗。他上课引经据典。今天教学生们洋“大雅”，明天教洋“小雅”，后天要教洋“离骚”(弥尔顿的《悼亡友诗》)。
　　
　　罗家伦英语不好，辜鸿铭老点名让他背英文诗。罗家伦有时候干脆说“不会”，引发了辜鸿铭的暴怒，甚至骂出了“忘八蛋”（和今天音近的词汇不同，这是文人骂法，意思是“无耻的家伙”）这样的话。这使得罗家伦多年之后还想起性格鲜明的辜先生。
　　
　　著名报人张友鸾先生就曾生动地记述辜鸿铭和罗家伦之间互相“讨厌”的故事。据他说，辜鸿铭这位“名教授”因反感罗家伦这位“名学生”好出风头，不好好学英文，故上课时“十回有八回叫着罗家伦的名字，要他回答”。而罗家伦呢，对于这英诗课既无兴趣，英文底子又很差，每次点到他名字的时候，“有时胡乱回答一通，有时简直就说‘不知道’”。有一回，辜鸿铭听了他的回答很不满意，便当堂加以训斥。因为话说得很重，罗家伦有些难堪，就站起来辩解。结果招致辜鸿铭大怒，拍着桌子说：“罗家伦！不准你再说话！如果再说，你就是WPT！”罗家伦被吓得愣住了，只好忍气吞声，不再言语。下课后，他心中不快，尤其窝心的是挨了骂，还不知道所骂的WPT三个英文字母究作何解。他就此请教自己尊重的老师胡适，也未能得到答案。于是有一天，趁辜鸿铭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他凑上前去问道：“上回老师不准我说话，骂我WPT。这WPT是什么意思，我到现在还不明白。请老师告诉我：这是哪句话的缩写？出在哪部书上？”辜鸿铭一抡眼道：“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WPT，就是王、八、蛋！”此言一出，哄堂大笑。罗家伦恨得牙痒，却无可如何。张友鸾最后还强调：“北大学生，没有一个不知道罗家伦就是‘WPT’的。”
　　
　　在北大当教授，辜鸿铭并没有把本分之中的传道授业解惑当回事，他第一堂课要学生将讲义翻到page one（第一页），等到最后一堂课他还是要学生将讲义翻到page one。授课时间全在嬉笑怒骂中过去，但他的嬉笑怒骂全是学问，他以怪论耸人听闻，以嘲骂语惊四座，以诡辩独擅胜场，眼瞧着那些青年听众两眼发直，挢舌不下，被牵着鼻子走，这才是辜鸿铭乐此不疲的事情。
　　
　　辜鸿铭上课时比较生动的，深受学生欢迎。震瀛在《补记辜鸿铭先生》一文中记载：“看他的为人，越发诙谐滑稽，委实弄到我们乐而忘倦，也是教学的一种方法，所以学生也很喜欢。”

梦一

辜鸿铭对学生要求很严，他上课前给同学立三条规矩：“第一，我进来时，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我向你们问话或你们向我提问，你们都要站起来。第三，我指定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的不能坐下。”同学们慑于辜先生的大名，不敢提出异议。
　　
　　辜鸿铭的课，学生最怕的还不是背诵，而是辜鸿铭要求他们翻译。学生一听要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译为英文，个个抓耳搔腮。
　　
　　辜鸿铭在北大讲英国诗，旁征博引，海阔天空，怪论叠出，比如他把英文诗分为三大类，国风、小雅和大雅，国风中又分为苏格兰风、威尔士风等七国风。在列举诗人的作品时，他常常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翻开诗集一对照，竟一句也不差，记忆力之惊人让所有学生，包括反对他的人，都不得不折服。
　　
　　辜鸿铭给学生布置的英文练习也与众不同，他要学生用英文翻译《三字经》、《千字文》。他能用中文回答英文问题，用英文回答中文问题，常常还插入拉丁文、法文、德文，学识之渊博，常常令问者瞠目结舌。所以，他的课极为叫座，课堂里总是挤得满满的。
　　
　　辜鸿铭上课有时天马行空，喜欢骂人。一次骂袁世凯，从上课铃响骂到下课铃响。北大学生们总结出一个规矩，不能跟辜鸿铭教授提起“袁世凯”，否则一堂课当时就报废。
　　
　　辜鸿铭先生古文烂熟于胸，英文又呱呱叫，加上诙谐幽默，一般是没有学生退堂的。辜鸿铭讲到得意处，他会忽然唱段小曲，或者从长袍里掏出几颗花生糖大嚼，令人忍俊不禁。
　　
　　辜鸿铭在北大上课时，带一童仆为他装烟倒茶，他坐在靠椅上，辫子拖着，慢慢吞吞上课，一会吸烟，一会喝茶，学生着急地等待着他讲课，辜鸿铭却一点也不管。有时一年下来只讲6首十几行英文诗。
　　
　　在北大一次教员会上，辜鸿铭公然扬言：“如果今天没皇帝，伦理学这门功课可以不讲了。”时为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差点气晕了过去。
　　
　　辜鸿铭在北大教书时，有一年一个毕业班的班长请他给一张照片贴在毕业簿的同学录中，作为纪念。结果辜鸿铭火冒三丈地说：“我又不是娼妓，用什么照片？如果你不怕花钱，给我铸个铜像做个纪念岂不是更好？”
　　
　　辜氏从小受西方教育方式影响较大，所以并不完全拘泥中国的教学方式，上课时也经常跑题，信马由缰。周作人回忆说：“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想要找机会发泄。”
　　
　　辜鸿铭离开北大，也是因为罗家伦。1919年5月3日，罗家伦写信给当时的教务长马寅初和英文主任胡适（即《罗家伦就当前课业问题给教务长及英文主任的信》，目前此信存于北大），历数辜鸿铭上课的种种，如“次次总是鼓吹‘君师主义’”，“上课一年，所教的诗只有六首另十几行”，骂新诗，说不出英文诗的精神等。北大校方接到信后即讨论此事，最后导致辜鸿铭离开北大。
　　

梦一

1880年，辜鸿铭学成返回槟榔屿，在新加坡当地殖民地政府任职。一八八二年，在新加坡偶晤维新派人物马建忠，一席长谈后辜鸿铭的思想发生极大转变。自称“三日倾谈”“使我再一次变成一个中国人”。从此开始从西学转向中国文化。“……读五经诸子，日夜不释手。数年，遂遍涉群籍，爽然曰：道固在是，不待旁求也。”辜通过研读传统文化，对中西方文化产生了新的认识，“谓欧美主强权，鹜外者也；中国主礼教，修内者也。言一时强盛，似优于中国，而图长治久安，则中国之道盛矣、美矣！文襄闻而大异之，延入幕府，不烦以常职，有要事就询焉。”
　　
　　汤之《盘铭》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话经年轻的辜鸿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进一步悟到：精神的洗礼，品德的修炼，思想的改选，无一不如此。他决意废旧图新，追求中国精神，并使之完美。于是，借用“汤之盘铭”的话，给自己取字鸿铭。鸿者，大也。商汤王在盘上刻写警语，辜鸿铭将之放大，刻在心中，使之成为座右铭。
　　
　　辜氏有言：“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实非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
　　
　　到晚年的时候，辜鸿铭终于受到宣统的首次个别召见，当溥仪邀请他到善心殿御花园一同“用膳”时，这个平时不可一世的狂夫，竟然紧张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对辜鸿铭来说，这次会见是他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一天，直到他临终之际，这次召见“仍在慰藉着他的心灵”。
　　
　　辜鸿铭的日本友人萨摩雄次也在回忆中写道：“先生还常以拥有发辫而感到自豪，若有人问及此事，他就会摇头晃脑地说：‘这是我的护照’。”
　　
　　1917年，辜鸿铭踊跃参与“张勋复辟”，被封为“外务部侍郎”，12天后复辟失败，辜鸿铭只好又回到北京大学教他的英文，不过等待他的却是激进的师生们送给他的一顶“复辟论者”的帽子。为了避免政治上的攻伐，校长蔡元培不得不公开发表言论为他辩护：“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
　　
　　学部侍郎乔君对辜鸿铭说：“您所发的议论，皆是王道，但是为什么不能在今天实行呢？”辜鸿铭回答：“天下之道有两种，不是王道，就是王八蛋之道。孟子所谓：‘道仁，仁与不仁而已矣。’”
　　

梦一

辜鸿铭上课，教不到十分钟的书，甚至于一分钟不教，但每次上课总要讲“君师主义”。他说：“西洋有律师同警察，所以贫民不服，要起Bolshevism；中国历来有君主持各人外面的操行，有师管束内里的动机，所以平安。若是要中国平安，非实行‘君师主义’不可。”
　　
　　冯友兰说起辜鸿铭：“他在堂上有时候也乱发议论，拥护君主制度。有一次他说，现在社会大乱，主要原因是没有君主。他说，比如说法律吧，你要说‘法律’(说的时候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说‘王法’(大声，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个‘王’字就不行。”他讲课辅以声色，很受学生欢迎。
　　
　　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
　　
　　辜鸿铭到英国后，谨记父亲的教诲，在伦敦也始终穿着长衫马褂，留着长长的辫子，永远记住自己是个中国人（当时是清末）。有一天，他坐在电车上看伦敦泰晤时报，几个同车的英国人觉得好玩，侮辱辜鸿铭。起初辜鸿铭不理他们，干脆把报纸调头来看。那几个英国人更来劲，说：“看，那个中国小子连字都不认得，还看什么报纸？”这下把辜鸿铭给惹火啦，他用纯正娴熟的英语把整段文章念出来，然后说：“你们英文才26个字母，太简单，我要是不倒着看，那就一点意思都没有！”
　　
　　辜鸿铭先生经常是一副乡村打扮，神情态度亦老气横秋，与人们心目中的懂洋文治洋学的教授，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一次，辜先生在上海乘电车，两个英俊潇洒的洋场少年，彼此用英文嘲笑衣着土气的辜先生，不料这位看似甚不起眼的土佬竟然立刻用流利的英语“回敬”过去。两少年觉得这样败下阵来心有不甘，于是又用法语继续嘲笑于他，辜先生立即又用法语狠狠地回击过去，最终使两个小伙子无地自容，车一到下一站时，赶忙跑了下去。
　　
　　北大是藏龙卧虎之地，有不少洋教授，历来受尊重。辜鸿铭却从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当时北大特设教员休息室，来早了或课讲得累了，辜鸿铭也会到教员休息室坐坐。北大聘请来的外国学者，无不知道他的大名，每次见面，执礼甚恭。但他却毫不客气，见到英国人，用英语骂英国人；见到德国人，用德语骂德国人；见到法国人，用法语骂法国人，挨骂的个个心服口服。
　　
　　一天，新聘的一位英国教授到教员休息室，即见辜鸿铭整个窝在沙发里，头上瓜皮帽，身上长袍油光闪亮，两只衣袖秽迹斑斑，特别是一根小辫子，猥琐不堪。这位洋先生便去请教坐在一旁的一位洋教授：“此人是谁﹖”“辜教授”那人悄声对他说英国教授用一副不阴不阳的目光仔细打量着这位辜教授，忍俊不禁。辜鸿铭也不介意，便慢吞吞地用一口纯正的英语请教尊姓大名、教哪一科的。洋教授见此人说这样地道的英语，为之一震，答道是教文学的。辜鸿铭一听，马上用拉丁语与他交谈，那洋教授语无伦次结结巴巴，出了洋相。辜鸿铭问：“你是教西洋文学，如何对拉丁文如此隔膜？”英国教授大窘，恨不得地上有个洞，钻下去算了，赶紧逃离休息室。这位英国教授以后才弄清楚，原来这位辜教授不是别人，正是名满海外的KuHung—Ming，这个名字对他来说是太熟悉了，牛津大学等著名学府的课本中就有此公所著《春秋大义》一书。
　　

梦一

辜鸿铭在北大时，一天他正准备去红楼上课，后面有两位外国女教师，他们看见辜鸿铭穿着长袍马褂，留着长辫，戴着瓜皮帽，以为他听不懂英文，就用英语嘲笑他。快到红楼门口台阶时，辜先生回过头来，冲着两位女教师用英语讲：你们还没有说完啊！然后又讲了一大串希腊语，两位女教师不懂，弄得很窘。
　　
　　对洋人辜鸿铭历来不客气。当年在张府当幕僚时，一外国顾问起草文件时问辜鸿铭某一英文字的用法。辜不答，跑到书架上搬了本又大又重的字典，砰地丢在洋顾问的案头：“你自己去查去！”
　　
　　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中说：“在庚子八国联军的时候，辜先生曾用拉丁文在欧洲发表一篇替中国说话的文章，使欧洲人士大为惊奇。善于运用中国的观点来批评西洋的社会和文化，能够搔着人家的痒处，这是辜先生能够得到西洋文艺界赞美佩服的一个理由。”
　　
　　当年，欧美人在中国如同洋菩萨，到处受到尊敬，辜鸿铭对这种崇洋媚外的现象十分反感，他决心不失时机地羞辱白人，以证明中国人才是真正优越的代表。有一次，他在电影院看电影，想点着一支一尺长的烟斗，但火柴已经用完。当他认出坐在他前面的是位苏格兰人时，他就用烟斗和蓄着长指甲的的手轻轻敲着那个人的光脑袋，一副傲形于色的样子，以不容拒绝的的口气说：“点着它！”那个苏格兰人被吓坏了，以为遭遇上了中国黑道上的老大，开罪不起，只得乖乖的掏出火柴，胆战心惊的点着了辜氏的烟锅。
　　
　　本世纪初，辜鸿铭先生代表北洋政府出席华府会议。某次酒会上，一个浅薄的美国女士坐在辜鸿铭旁边。望着这个形容古怪的中国老头，她一时找不到话题。在上汤时，终于忍不住，学着唐人街腔的破碎英语，一字一字地问道：“likke soupee？”（喜欢这汤吗？）辜鸿铭礼貌地点头微笑。女士认为这个Chinaman连最浅的英语都听不懂，便不再答理他了。酒过三巡，辜鸿铭起立致词，操一口流利典雅的英语，全座为之赞叹不已。辜鸿铭坐下来，也学那女士的腔调，低声问那已经羞得满脸通红的女士道：“likke speechee?”（喜欢我的演讲吗？）
　　
　　十九世纪末，欧洲忽然刮起了一股针对中国的“黄祸论”旋风。德皇威廉二世专门画了一幅《黄祸图》，送给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图中之意是“黄种人”的崛起将给欧洲带来威胁，欧洲白人应当联合起来，抵制黄种人的入侵。为了消弭这股空穴来风，辜鸿铭用英文发表《文明与混乱》一文，严正驳斥了强加在中华民族身上甚嚣尘上的这种无稽论调，并强烈抨击了西方的霸道政治。美国有“小斗牛士”之称的著名政论家波博•埃文斯特地致函辜鸿铭，说：“我怀着浓厚的兴趣阅读了你文中所写的每一个字，并相信这样做是值得的。最终，我在许多深具兴趣的问题上站在了中国人一边。”
　　
　　民国早年，辜氏不仅在国人中名声鼎沸，在西方世界名气更大，甚至到了被神化的地步。一度，辜鸿铭成了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代名词。一九二一年，英国名作家毛姆游历中国时特地慕名求见，想一睹尊容，请他讲解《春秋大义》。为此特地托一位英国洋行的同胞说情，等了几天也未见回音。去问怎么回事，同胞说，他写了一张条子，让辜氏前来拜见，不知为什么一直未见辜氏影子。毛姆一听才知事情被弄糟了，于是亲笔拟了一封短简，恭恭敬敬地表达仰慕之意，求赐一见，辜氏这才答应与他见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英国著名作家毛姆曾回忆在一次与辜鸿铭的会面中，被辜鸿铭极尽讽刺挖苦之能势嘲弄了一通后，临走时辜鸿铭送给了他两首自己写的诗，后来毛姆请人译出一看，原来是两首赠妓女的诗，弄得毛姆哭笑不得。
　　
　　八国联军侵华后，辜鸿铭怀着一腔火热的爱国之情，不遗余力地用英文写就《尊王篇》等文章，广发世界，向世界舆论寻求正义。当辛丑议和、列强叫嚣要中国拆毁大沽口炮台时，他大声疾呼：“我在此贸然提醒世界注意，在中国存在一个更危险的炮台——传教士炮台。我斗胆预言，假若这一炮台不引起世界应有的关注，很快甚至连外国人在中国谋生都不可能——除非抢！”此类檄文，堪称民族宣言。《清史稿》如此称道辜鸿铭：“庚子拳乱，联军北犯。汤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

梦一

温源宁认为：“他辫子的炫耀，很足以显露他整个人的性格。他为人刚愎，度着与人对抗的生活，众人所承认者，他则否认；众人所欢喜者，他则不欢喜；众人所承认者，他则藐视。与众不同，即是他的快乐和骄傲；因为剪辫子是流行的，所以他便留辫子，倘若人人都留辫子，我相信剪辫子的第一人，一定是辜鸿铭。”
　　
　　周君亮在《追忆怪才辜鸿铭》中写道：“辛亥年清廷逊位后，有一批遗臣，组织一集体名曰‘宗社党’，辜鸿铭亦为此中一分子。时宣统仍拥有皇帝名义，曾下诏诸遗老剪去发辫，遗老们都奉诏，但辜的辫子却留下不剪。中国在男人蓄辫时期，也有十分漂亮的辫子，那是长在青少年头上的，头发很长很多而黑润，但辜鸿铭的头发却稀少而短，半黄半黑，结成发辫，其细如指，都在后脑勺上，弯弯曲曲，十分怪异。他却毫不以为怪，昂然出入于大庭广众之间，遗老们遵命剪发后，全世界只有一条男辫子保留在辜鸿铭的头上，因此便使这一条发辫成为辜鸿铭的特别标志了。”
　　
　　民国建立后，辜鸿铭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还特意包下一个留着同样辫子的车夫，拉着他穿街走巷，他家里的仆人，也是一个坚持不肯剪辫子的人。
　　
　　1921年，辜鸿铭对英国学者毛姆说：“你看我留着发辫，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的末一个代表。”
　　
　　辜鸿铭受的是西洋教育，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
　　
　　辜鸿铭很主张男人要娶小老婆，认为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他说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一个茶壶肯定要配几个茶杯，总不能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

梦一

英国著名作家毛姆曾回忆在一次与辜鸿铭的会面中，被辜鸿铭极尽讽刺挖苦之能势嘲弄了一通后，临走时辜鸿铭送给了他两首自己写的诗，后来毛姆请人译出一看，原来是两首赠妓女的诗，弄得毛姆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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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个段子：
　　
　　 李鸿章开始对戈登印象不错，“苏州屠城”之后，有传言说戈登用手枪指着李鸿章的头，并要求美军逮捕李鸿章。实际上戈登没有这样做，但他提出了更苛刻的条件：把苏州交还太平军。因此一度与李鸿章翻脸。但后来因为一些原因，两人又逐渐恢复了交情。戈登在苏丹被斩首以后，移葬伦敦。李鸿章访欧时特地去墓前怀悼。戈登夫人感动落泪，赠爱犬一条，该贵妇犬曾在全国比美大赛中夺魁。
　　 李中堂回国后，给戈登夫人写了一封文绉绉的答谢信，称“所赏朵颐，实为美味，三生有幸……”云云。李少荃把这条宠物狗给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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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性喜臧否人物，出语尖酸刻薄，不肯假贷，不留情面。慈禧太后去世后四年，辜鸿铭写过一篇《慈禧的品行、趣味和爱好》的文章，赞扬慈禧太后“胸怀博大，气量宽宏，心灵高尚”，“是一位趣味高雅、无可挑剔的人”。但慈禧太后过生日，两湖地区各衙门张灯结彩，并唱新编的“爱国歌”以示庆祝。时在张之洞幕中的辜鸿铭对梁鼎芬说：“满街都在唱‘爱国歌’，竟未闻‘爱民歌’的。”梁鼎芬回答说：“那你就编出歌词来给人家唱吧。”辜鸿铭脱口而出的：“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1907年，辜鸿铭随张之洞入阁，第二年被任命为外务部员外郎，后升至左丞。1910年，辞去外务部职务，南下上海，任南洋公学教务长（一说校长）。关于辜去上海的原因，一种说法是，张之洞死后，张的上司和同事梁敦彦感到袁世凯将卷土重来，因辜曾在公开场合骂过袁是流氓，更大胆声称：“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梁敦彦担心他会遭到袁世凯的报复，难逃厄运，劝他南下，于是辜遂南下上海南洋公学。
　　
　　辜鸿铭在南洋呆的时间并不久，辛亥革命后，辜为忠于清室便从南洋辞职了（一说是被赶走）。关于辜从南洋辞职的原因，蔡元培是这样说的：武昌起义后，上海望平街有人发传单，交通堵塞，“辜先生那时正在南洋公学充教员，乃撰一英文论说送某报，责问公共租界工部局，谓‘望平街交阻滞，何以不取缔？’南洋公学学生阅之，认辜有反革命意，乃于辜来校时，包围而诘责之。辜说：‘言论本可自由，汝等不佩服我，我辞职。’学生鼓掌而散，辜亦遂不复到校。”
　　
　　当时，有一种说法众人皆知：洋人孰贵孰贱，一到中国就可判别，贵种的洋人在中国多年，身材不会走形变样，贱种的洋人则贪图便宜，大快朵颐，不用多久，就会脑满肠肥。辜鸿铭借题发挥，用这个说法痛骂袁世凯：“余谓袁世凯甲午以前，本乡曲一穷措无赖也，未几暴发富贵，身至北洋大臣，于是营造洋楼，广置姬妾，及解职乡居，又复购甲第，置园囿，穷奢极欲，擅人生之乐事，与西人之贱种到中国放量咀嚼者无少异。庄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孟子曰：‘养其大体为大人，养其小体为小人。’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他还骂袁世凯寡廉鲜耻，连盗跖贼徒都不如，直骂得袁世凯体无完肤，一无是处。
　　
　　辛亥年冬天，效忠于袁世凯的张謇、唐绍仪以孟子“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来游说辜辅袁，辜回敬说：“鄙人命运不济，诚当见弃。然而你们两人，倒也是一个土芥尚书，一个犬马状元。”辜还曾多次在不同场合骂袁世凯是“贱种”、“流氓”。唐绍仪虽然挨骂，却一直尊重辜鸿铭，在辜鸿铭死后，努力向政府申请国葬，可惜未果。
　　
　　辜鸿铭对袁世凯的揶揄更令人叫绝。在张之洞与袁世凯同入军机处之时，有一次，袁世凯对德国公使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袁世凯的一位幕僚将这件事作为袁世凯的得意之举告诉辜鸿铭。不料，辜鸿铭不假思索地回答：“诚然。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

梦一

袁世凯称帝之后，辜鸿铭怒骂：“袁世凯之行为，尚不如盗跖贼徒，其寡廉鲜耻无气义乃尔耳。”后来又直接称呼袁世凯“贱种”。袁世凯对辜鸿铭非常恼怒，但又无可奈何。
　　
　　据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在《中国精神》一书中记载，袁世凯为了堵住辜鸿铭那张极具杀伤力的利嘴，曾被迫托人请辜鸿铭到袁家做家庭教师，月薪五百元，希望以此缓和一下与辜鸿铭的关系。当时，辜鸿铭虽然穷困潦倒，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袁世凯一死后，冯国璋、张作霖都曾希望把辜鸿铭拉拢过来，“狗肉将军”张宗昌也以山东大学校长委任，辜都没有答应。
　　
　　民国初年，议会贿选成风。辜鸿铭在参加北京饭店的国际聚会时，遇到一个贿选的议员，辜鸿铭指着此人，操英语说道：“这家伙要用800大洋买我的选票，诸位，我辜鸿铭如此之卑贱吗？”
　　

梦一

段祺瑞当权时，颁布了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参议员须由中央通儒院票选，凡国立大学教授，或者是在国外大学得过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像辜鸿铭这样著名的北大教授就成了香饽饽。有位留学生小政客到辜家买票，辜鸿铭毫不客气，开价五百大元。当时的市价是二百五，小政客只肯加到三百。辜鸿铭优惠一点，降至四百，少一毛钱不行。小政客还想讨价还价，辜氏大叫一声，叫他滚蛋。
　　到了选举的前一天，辜氏果然收到四百大洋和选举入场证，来人还叮嘱他明天务必到场。等送钱的人后腿刚走，辜氏前腿就出了门。他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将四百元悉数报销在名妓“一枝花”身上。直到两天后，他才尽兴而归。小政客早气歪了嘴，他跑至辜家，大骂辜鸿铭寡信。辜氏二话不说，顺手操起一根粗木棍，往那留学生小政客身上打来，口里大声骂道：“你瞎了眼睛，敢拿几个臭钱来收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小政客慑于辜氏手中木棍威力，只好抱头鼠窜，逃之夭夭。
　　
　　在京城的一次宴会上，座中都是一些社会名流和政界大腕。一位外国记者逮住这个空当乘机采访辜鸿铭，他提的问题很刁钻：“如今中国内政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辜氏不假思索，立刻开出一剂猛药：“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在场的这些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枪毙掉，中国的政局就会安定些……”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请他到北京大学讲授英国文学和拉丁文等课程。辜鸿铭对蔡元培是敬重的，在他眼里，当时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另一个就是他自己。所以，“五四运动”之时，蔡元培请辞校长，辜鸿铭也是积极挽留派，但他的理由却是：“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辜鸿铭有一段幽默的自嘲：“蔡元培和我，是现在中国仅有的两个好人，我不跟他同进退，中国的好人不就要陷入孤掌难鸣的绝境吗？”有人问“好人”作何解释。他很从容地说：“好人就是有原则！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到现在还革命。我呢？自从跟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到现在还保皇。这种人什么地方有第三个？”
　　
　　1919年9月初，教授辜鸿铭在北大的开学典礼上发言。……他发言主要的是骂当时的政府和一些社会上的新事物。他说，现在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保持他们的饭碗。接着说，他们的饭碗，可跟咱们的不同，他们的饭碗大得很，里边可以装汽车、姨太太。又说，现在人做文章都不通，他们所用的名词就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你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
　　
　　刚走上张之洞总督府洋文案任上，辜鸿铭看到西人的公文中称中国货为native goods（土货），大为气愤，认为native含有生番野蛮不化之意，堂堂中华所产货物怎能以土货称之？立即将之改成chinese，明明白白地相告这是“中国货”。
　　
　　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辜鸿铭随其移节武昌，时长江流域教案迭起。血浓于水的民族尊严，使辜鸿铭愤而以“一个中国人”为笔名，在《字林西报》发表英文专论《为祖国和人民争辩——现代传教士与最近教案关系论》，堂堂正正为中国人民的反洋教运动向世界作辩护。伦敦《泰晤士报》对此文作了摘要并加评论登载，怀疑此文的作者并非出于中国人之手，因为那“行文的语气中，绝不会有那种高贵的镇定”。
　　
　　辜鸿铭归国以后，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就像开锅的蒸汽一样长久升腾在他的心头。一位美国船长在福州无端向中国人开枪，几致人丧命，他却仅仅支付了二十美元的赔偿。而美国驻福州领事竟责怪他多付了，骂他是个傻瓜蛋，说：“为什么要给他那么多钱，只不过是一个中国人嘛。”辜鸿铭得知此情，义愤填膺，公开将带有此种歧视感欺辱中国人的洋人宣判为“夷”。他著文说：真正的夷人，指的就是像美国驻福州领事那样的人……是那些以种族自傲、以富自高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是那些惟残暴武力是视，恃强凌弱的法国、德国和俄国人，那些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文明却以文明自居的欧洲人！
　　
　　英国驻华外交官威妥玛研究汉学的结果，竟然得出“中国人智力贫乏”的结论。辜鸿铭讥斥他不仅缺乏教养，而且自身恰是个智力极端贫乏者，因为不懂得中国的文化典籍有精深和浅显的各种层次分别，他能够看懂的恐怕也仅属其中浅显的一类。最后，辜鸿铭还不忘幽上一默：“当威妥玛先生发狂地指责中国人智力贫乏的时候，他所看到的一定是那些专门写给孩子们的少儿读物。”
　　
　　辜鸿铭操守廉洁。他跟随张之洞十七年后，张之洞突然想起这位幕僚迟迟未获提升于是他对辜鸿铭说：“十七年来，我对你有所疏忽，可是你为什么不提出要求呢？我很忙，把你的晋升给忘了。”张之洞向光绪皇帝举荐辜鸿铭，御旨任命辜鸿铭为上海黄浦浚治局督办，月薪高达800两银子。在上海黄浦浚治局任上，局中洋员贪污巨金，辜鸿铭怒不可遏，拒绝来自国内外的压力和说情风，要予惩办。洋员大惧，乃于暮夜袖金十五万求缓，又为其峻拒，表示了超然骨气。
　　
　　1927年一个秋风萧瑟的雨天，辜鸿铭带着惆怅和遗憾，孤零零从日本回到中国。日本人推荐他做张作霖大帅顾问，当时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自任大元帅。张作霖对辜一身油光闪亮的清朝服饰和一条灰白的小辫子感到很有趣，匪气十足地劈头就问：“你能做什么事？”这使辜马上联想起42年前刚入张之洞幕府之时张之洞留给他的印象。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相随张之洞20余年，虽然不敢说“以国士相待”，但“始终礼遇不少衰”。面对张作霖的劈头一问，辜拂袖而去。
　　
　　辜鸿铭对张作霖观感不佳，他跟日本朋友萨摩维次谈及那次东北之行，仅仅一语带过：“张作霖只不过是个马贼，他哪里懂得政治与文明。”
　　
　　胡适这样写辜鸿铭：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谈着“尊王大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辜鸿铭当初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当他壮年时，衙门里拜万寿，他坐着不动。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没有养全，拖带着假发接的辫子，坐着马车乱跑，很出风头。这种心理很可研究。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

梦一

罗家伦英语不好，辜鸿铭老点名让他背英文诗。罗家伦有时候干脆说“不会”，引发了辜鸿铭的暴怒，甚至骂出了“忘八蛋”（和今天音近的词汇不同，这是文人骂法，意思是“无耻的家伙”）这样的话。这使得罗家伦多年之后还想起性格鲜明的辜先生。
　　　　
　　　　著名报人张友鸾先生就曾生动地记述辜鸿铭和罗家伦之间互相“讨厌”的故事。据他说，辜鸿铭这位“名教授”因反感罗家伦这位“名学生”好出风头，不好好学英文，故上课时“十回有八回叫着罗家伦的名字，要他回答”。而罗家伦呢，对于这英诗课既无兴趣，英文底子又很差，每次点到他名字的时候，“有时胡乱回答一通，有时简直就说‘不知道’”。有一回，辜鸿铭听了他的回答很不满意，便当堂加以训斥。因为话说得很重，罗家伦有些难堪，就站起来辩解。结果招致辜鸿铭大怒，拍着桌子说：“罗家伦！不准你再说话！如果再说，你就是WPT！”罗家伦被吓得愣住了，只好忍气吞声，不再言语。下课后，他心中不快，尤其窝心的是挨了骂，还不知道所骂的WPT三个英文字母究作何解。他就此请教自己尊重的老师胡适，也未能得到答案。于是有一天，趁辜鸿铭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他凑上前去问道：“上回老师不准我说话，骂我WPT。这WPT是什么意思，我到现在还不明白。请老师告诉我：这是哪句话的缩写？出在哪部书上？”辜鸿铭一抡眼道：“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WPT，就是王、八、蛋！”此言一出，哄堂大笑。罗家伦恨得牙痒，却无可如何。张友鸾最后还强调：“北大学生，没有一个不知道罗家伦就是‘WPT’的。”

梦一

辜鸿铭的学问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辜鸿铭的装束也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回国之后，乃至当幕僚期间都是西装革履，后来便是长袍马褂，头顶瓜皮小帽，足蹬双梁布鞋，脑后拖着一条黄毛小辫，而且进入民国之后，他也衣冠不异昔时。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描写辜鸿铭“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成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同课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车夫队中一个特殊的人物。”周作人还说，不但如此，他还满口“春秋大义”，张口子曰诗云，间或流利地Yes，No，好辩，好骂人。
　　
　　梁实秋描述辜鸿铭：“先生喜征逐之乐，故不修边幅，既垂长辫，而枣红袍与天青褂上之油腻，尤可鉴人，粲然立于其前，不须揽镜，即有顾影自怜之乐。”
　　
　　王森然《辜鸿铭先生评传》中这样描述辜鸿铭：袍作枣红色，衬以无领铜钮，肥大马褂一袭，下着杏黄套裤，脚着挖心式“夫子履”，青云遮头，鼻架花镜。每谈国事，则曰：“你们中华民国！”盖先生发辫长垂，小帽红结，大如小儿拳，迄其天年，从未忘情于清室。
　　
　　王森然的《辜鸿铭先生评传》还有一段对辜鸿铭的描写也很是精彩：“先生性虽和蔼，但一触其怒，则勃然大发，无论何人，不能遏止，必骂个痛快，才能平息。先生喜叉麻雀，但不高明，每战必北。日居谈喜诙谐，叨叨不绝，信难捧腹。衣冠极奇特，常穿蓝布长衫，戴红顶瓜皮小帽，留长辫一条。民国初年至北大上课时，行必坐轿，衣龙补长袍，足厚底朝鞋，头戴花翎顶，其辫亸亸，提水烟袋而登讲坛。”
　　
　　王理璜也写到了辜鸿铭的枣红色旧马褂和不修边幅：枣红色的旧马褂，破长袍，磨得油光闪烁，袖子上斑斑点点尽是鼻涕唾液痕迹，平顶红结的瓜皮小帽，帽子后面是一条久不梳理的小辫子，瘦削的脸，上七下八的几根黄胡子下面，有一张精通七八国语言，而又极好刁难人的嘴巴。脚下，终年一双梁布鞋。
　　
　　弗兰西斯•波里的《中国圣人辜鸿铭》中对辜氏的描写更为传神：这个小老头，像禁欲者一样瘦削，但面孔很有神采，直着脖子，身体微微前倾，颧骨突起，宽宽的额头下闪烁着两只带笑意的大眼睛。他穿着中国长袍。在北京人都已剪掉辫子的此刻，他却留着那条象征性的发辫。我们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辜氏口若悬河，我几乎插不上话。其实，这只是一场长长的独白，令我毕生难忘，因为我从未见过如此执著、如此固执地坚持己见、坚持确定信念的人。
　　
　　罗家伦后来回忆说：“我记得第一天他老先生拖一条大辫子，是用红丝线夹在头发里辫起来的，戴了一顶红帽黑缎子平顶的瓜皮帽，大摇大摆地上汉花园北大文学院的红楼，颇是一景。”
　　
　　生活中的辜鸿铭，最讨厌的就是装饰打扮自己。所以，他常年穿一件油光可鉴、上面处处闪耀着鼻涕和唾液痕迹的长袍。拜访过辜鸿铭的英国文豪毛姆在《哲学家》一文中曾经写道，辜鸿铭身上的衣服，已经“很不适宜穿戴了”。
　　
　　辜鸿铭就任黄浦浚治局督办的时候，“胡须挂珠”的故事曾经流传很广。据他的马来亚同乡伍连德回忆，辜鸿铭拉碴的胡子上挂满汤珠，是他常见的“雅”态。爱干净的人和他一起吃饭，实在是件恐怖的事。他的手下更苦，看着上司在那儿唾液飞溅滔滔不绝，不能出言提醒，还得千方百计不让自己笑出来。

梦一

辜鸿铭喜欢骂人，凡他看不顺眼者一个都不宽恕。他当面幽默盛宣怀“贱货贵德”，讥讽“各督抚之为吹牛皮”，斥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为“出洋看洋画”。
　　
　　泰戈尔和辜鸿铭一起获得诺贝尔奖提名，泰戈尔胜出，但辜鸿铭始终瞧不上他。泰戈尔访华，学人踊跃迎迓，唯辜鸿铭闭门谢客。他认为泰戈尔不懂《易经》，因此也不懂东方文化的精微之论，不如回印度整理诗集好些。
　　
　　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Chinese People”(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听梅的京戏只要一元二角，听辜的讲演却要两元，外国人对他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1910年1月17日，辜鸿铭获得清廷赏赐的一项荣誉：即以其“游学专门列入一等”，赏给文科进士。在同榜中，严复居首，辜鸿铭居次，伍光建列第三。辜鸿铭对自己屈居第二，深感气闷，一直耿耿于怀，怫然不乐。
　　
　　年轻的胡适从太平洋回到中国，就任北京大学教授，好生意气风发时，辜鸿铭却批评他所持乃美国中下层的英语，并言：“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胡适不懂德文，又不会拉丁文，教哲学岂不是骗小孩子？”辜还骂胡适“以粗俗鄙陋的”留学生英语”，叫嚷什么“文学革命”，这个胡适简直是瞎胡闹！”
　　
　　辜鸿铭经常将孟子的那句名言挂在嘴边，“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矣”，他雄辩滔滔，亦诡辩滔滔，其雄辩与诡辩如山洪暴发，势不可扼，难以阻截，当之者莫不披靡，不遭灭顶之灾不得解脱，英国作家毛姆和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都曾领教过他的历害。
　　
　　有一次，辜鸿铭在宴席上大放厥词：“恨不能杀二人以谢天下！”有客问他二人是谁，他回答道：“是严复和林纾。”严、林二人均在同席，严复涵养好，对辜鸿铭的挑衅置若罔闻，林纾则是个暴脾气，当即质问辜氏何出此言。辜鸿铭振振有词，拍桌叫道：“自严复译出《天演论》，国人只知物竞天择，而不知有公理，于是兵连祸结。自从林纾译出《茶花女遗事》，莘莘学子就只知男欢女悦，而不知有礼义，于是人欲横流。以学说败坏天下的不是严、林又是谁？”听之者为之面面相觑，林纾也无从置辩。
　　
　　辜鸿铭说：“我向来不拜客。”
　　
　　五四运动的时候，辜鸿铭曾在日人所办的英文报纸《北华正报》上发表文章，大骂学生运动，说学生是暴徒，是野蛮人。罗家伦看报之后受不住了，把这张报纸带进教室，质问辜先生道：“辜先生，你从前著的《春秋大义》，我们读了都很佩服，你既然讲春秋大义，你就应该知道春秋的主张是‘内中国而外夷狄’的，你现在在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我们中国学生，是何道理？”辜先生气得脸色发青，他很大的眼睛突出来了，一两分钟说不出话，最后站起来拿手敲着讲台说道：“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
　　
　　安福国会选出的大总统徐世昌获得了法国授予的荣誉文学博士，辜鸿铭见到法国的公使、名流就挖苦:“我一向瞧得起你们美丽的法兰西（他倾慕于法国文化，曾经说‘法国面包也比别国的俊些’），如今居然给徐世昌发博士学位！”
　　
　　辜鸿铭大骂当时的各种新报刊、杂志：“秦始皇焚书坑儒，所要焚的书，即今日之烂报纸，所要坑的儒，即今日之烂报纸的主笔，势有不得不焚，不得不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