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27日，严冬。方志敏两次突围封锁线都没有成功。天已经亮了，敌人碉堡监视严密，方志敏知道已经无法再行动，他“只得用烂树叶子铺在身上，睡在柴窝里面”。本来国民党搜到6点多钟都没有搜到，但后来被两个士兵无意中发现，方志敏被捕入狱。
狱中写稿言志
在巴黎印刷的《救国时报》中曾提到在狱中的方志敏“遭受酷刑”，实际上没有此事。恰恰相反，为了软化方志敏，国民党还将他送进了看守所的优待号。看守所分为三个级别，优待号、二等号和三等号。优待号“除不能自由走出大门外，其余都如在旅馆住着一样，十分自由方便”，相比其他犯人，待遇还算可以，只是方志敏还须带着五六公斤重的脚镣。后来看守所所长凌凤梧同情方志敏的革命精神，将他被捕时戴的重脚镣卸下，换上一副两公斤左右的轻镣。
被捕入狱的方志敏，万念俱灰。看着8年心血斗争创造出来的红十军团，如今差不多完全损失，不禁悲从中来。他在遗留的手稿中写道，“连续十余天的搜索，十军被敌一批一批地缴枪的时候”，“几次想拿起手枪向自己脑壳上放一枪自杀”。他常常骂自己“你这个无用的死人！”
令方志敏感到苦闷的是，自己的革命理想可能从此画上句号，他写道：“我这次最感痛苦的，就是失去了为党努力的机会。你们要认识到，能为党工作，为党斗争，那是十分宝贵的。”字里行间真挚至切，更夹杂着剧烈的悲伤和无奈。
另外，狱中的方志敏也非常渴望获得救援。他的文稿通过狱中朋友成功传到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曾试图就方志敏问题和蒋介石取得联系，谁知道蒋的回答却是“方志敏已经被处决了”，从此便无回应。方志敏在写给鲁迅等的信件中，透露说希望鲁迅、宋庆龄、蔡元培等以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向社会发动一个营救他的行动。这些均未成功。
说到方志敏和鲁迅的关系，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版本：方志敏在狱中向鲁迅求救，鲁迅收到信件，经过反复思考，作出的回复是：“如果发动一个营救运动，那只有加速方志敏同志的死刑执行期，因此应该利用蒋介石企图软化方志敏同志的暂短时期，在狱中赶快为党、为中国后代人写下一些珍贵的遗言。”而方志敏听取了鲁迅的意见，在牺牲之前抓紧时间写了大量文字手稿。但在一般人看来，鲁迅所说的这些话有些过于“狠心”了。
对于此事，江西省方志敏研究会理事、上饶方志敏纪念馆、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旧址管委会办公室主任、方志敏研究爱好者程小波告诉记者，“鲁迅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程小波介绍，方志敏和鲁迅的来往可能最多是在1922年7月份，方志敏来到上海，想半工半读。他经常给《民国日报》“觉悟”副刊投稿，其见解引起了主编邵力子的注意。邵力子介绍他在报社校稿赚取生活费。《民国日报》刊出过方志敏的一篇文章《谋事》，后被选入上海小说研究所编印的《小说年鉴》里，并写按语道，“是拿贫人的血泪涂成的作品”，与其一起选入的还有鲁迅、叶圣陶等著名作家的文章。这算得上是方志敏和鲁迅曾经的擦肩而过，至于二人是否私下结识，并不知晓。
费煞苦心的手稿传送
有一个人和方志敏同一年出生，同一年牺牲，甚至他比方志敏还要为人所知，他叫瞿秋白。这二人还有很多巧合：都接受过旧式的私塾教育；都在新式学校读书且深受五四学潮影响；热爱文学诗歌；甚至，他们二人都被肺结核疾病折磨了多年。
方志敏和瞿秋白在死前都留下了大量书稿，但是无论内容还是风格，都大为迥异。瞿秋白在狱中暴露身份后认定自己必死无疑，在著名的《多余的话》手稿中，他多是针对自己的深刻剖析和思考。而方志敏的狱中文稿是写给党、写给全体革命同志的，大概分为三部分：一是讲述自己生平经历，革命斗争，根据地建设；二是被俘经过、狱中生活、检讨总结、请求援救；三是号召为死难革命者报仇，为“可爱的中国”奋斗。
和方志敏一同被捕的还有红十军团团长刘畴西、红19师师长王如痴。在狱中，这二人经常在一起下棋。方志敏心中苦闷，他对红十军团的失败进行了一番思考，加上一直热爱文学和写作，开始总结和撰写经验教训。他劝王如痴也写一写红军的建设，王如痴表示，写出来了也寄不出去，实在没什么意思。方志敏听了这样的话，更加苦闷，也停了十几天没有动笔，甚至把已经写好的万余字的手稿也给撕掉了。此后，方志敏开始思考传送手稿的渠道，同时也希望得到营救。
关于方志敏手稿是如何传送到中央的问题，由于涉及当事人多，且大部分是单线联系，导致说法不一，版本各异。到如今真相大白之后，基本上可以说是，两对夫妻，四次传送。
在狱中，方志敏的囚室和高家骏的卧室刚好面对面，方志敏经常和他聊天。高家骏当时任监狱文书一职，他坦言，在谈话中“为革命志士的人格魅力所感动”，表示愿意为方志敏手稿的传送尽力。
说到这儿，也就不得不说到高家骏的私事。在来武昌担任文书之前，高家骏在杭州有一位叫程全昭的恋人。但是由于高家家境贫寒，程家竭力反对两人的亲事，使得他们一筹莫展。于是，高家骏决心外出闯出一番天地，最终考取了南昌军法处得上士文书。程全昭则留在杭州一所小学里面当教师，期待有朝一日能够重聚。
如今的高家骏决定要为方志敏提供帮助。方志敏想把自己的书稿送到鲁迅处，并期待鲁迅能够伸出援手。高家骏苦思冥想，他想到了程全昭。随后，他便立即秘密邀请她来南昌一趟。
程全昭瞒着家人满心期待来到南昌，当她见到日思夜想的高家骏之后，却诧异地得知高家骏叫自己前来，是想要自己传送一位“共产要犯”的密信。高家骏耐心地向她讲述了方志敏的故事，程全昭深受感动。
到南昌的第三天，程全昭随高家骏前往看守所，并且以换洗衣服为由，将装有方志敏书信的包裹带了出来。这里面包括著名的《清贫》、《在狱致全体同志书》等。她的任务是要把这些书信送到四个人那里：鲁迅、宋庆龄、邹韬奋、李公朴。方志敏给程全昭起名为李贞，自己为李祥松。
程全昭登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到达上海后，她首先落脚在同学工作的宝隆医院。程全昭先去宋庆龄家，是保姆开的门，待程全昭说明来意后，保姆说宋夫人并不在家。程全昭留下自己的名片然后匆匆离开。
接着，她来到生活书店找邹韬奋，哪知邹韬奋当时流亡在国外，也没有见到。
程全昭随后到内山书店寻找鲁迅。她见到的是内山书店的一位高个中年男子，人很热情，却只是告诉她：“鲁迅，你是找不到的。”程全昭无奈之下，只得留下方志敏写给鲁迅的信件，请那人转交。
程全昭马不停蹄地又去找李公朴，当时李公朴在中华职业学校担任校长一职。程全昭在学校等到晚上6点半，才碰到来上课的李公朴。在会客室，程全昭开门见山便说：“我从江西来，帮方志敏送一封重要的信给您。”当时会客室还有其他旁人，敏锐的李公朴便佯装说道，“我不认识这个人！他怎么会让你送信给我？信先放我这里吧！”
跑了一大圈，程全昭返回了宝隆医院，焦急不安地等待消息。
章乃器的夫人胡子婴在生活书店看到了程全昭留下的名片，于是便前来宝隆医院寻人。恰巧那天，胡子婴打扮得比较华丽，并且她跟程全昭自称姓宋(那是胡子婴娘家的姓氏)，时年18岁的程全昭立刻认为这个人是宋庆龄，便将方志敏的信件交给了她。胡子婴担心程全昭的安全，要求她离开上海。程全昭随后坐车回杭州了。
拿到信稿的胡子婴回到生活书店，将信稿交给了胡愈之和中央特科的毕云程。随后几个人想办法，将抄件通过莫斯科又转到了法国巴黎。在法国巴黎主办《救国时报》的吴玉章，看了方志敏的手稿之后，决定将方志敏的文章《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刊登在《救国时报》的第二期。
只是这些事情，离开上海后的程全昭一无所知。待她回到杭州后，焦急万分的家人在西湖边找到了她，从此再也不让她离开家门一步。
可以说，程全昭任务完成得还不错。但是，她还没来得及通知自己的恋人高家骏，便被家人关了禁闭。高家骏左等右等，就是不见消息。以为中途出了什么差错的高家骏决定亲自去上海送信。
高家骏决定离开武昌后不再回来。他在上海找到了人帮他送信给李公朴，但是其他三封信都没送出去。更麻烦的是，他发现已经被人跟踪，只好离开上海。高家骏回到杭州去找程全昭，程家人三缄其口，坚决拒绝他和程全昭见面。无奈，自此二人相隔天涯，直到了黄昏之年才得以重逢。
为方志敏传送书信的还有一对夫妻，叫做胡逸民和向影心。身为国民党的胡逸民本是南京中央监狱等三个监狱的监狱长，由于与蒋介石政见不同，被关进了“自己家牢房”。虽是囚犯，但是由于他和方志敏都住在优待号，经常在一起聊天。
胡逸民受到了方志敏的影响，同时答应为他往外界传送书信。方志敏以前学过英语，胡逸民也懂英语，为防止他人怀疑，他们还常用英文对话。
胡逸民的老婆向影心进出监狱自由，经常为胡逸民外出买菜。胡逸民将方志敏写的文稿《我从事革命斗争略述》交与向影心，让她把手稿送出去。哪知向影心后来改嫁毛人凤，手稿丢失，散落在民间了。直到1939年，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叶剑英发现了方志敏遗稿，便想方设法花了8万大洋，将方志敏的手稿买回来。
胡逸民本人也曾为方志敏传送手稿。当时，他带着《可爱的中国》奔赴上海。因无路可循，胡逸民便来到章乃器家，见到了章的妻子胡子婴，她将文稿代收。不多几天，章乃器被捕，胡子婴担心起文稿的安全，便让章乃器的弟弟章秋阳送到宋庆龄家，由宋庆龄交给了中共党组织。
方志敏书稿的传送分成数次，一波三折，所幸几乎每个人都信守诺言，竭尽全力。
1951年时，方志敏《可爱的中国》在上海首次印刷出版。此后，方志敏书稿相继出版，并结集为《方志敏文集》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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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4-10 17:2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