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贴图]个个相貌堂堂 高清民国人物照（非精华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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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的政治家最关心的，在大陆一方是统一，在台湾一方是独立。至于共同繁荣，那是很次要的 事，远在统一和独立之后。大陆的政治家总认为如果台湾统一了，自己可以在史书上占有一席之地；台湾的政治家则认为台湾独立了自己可以在史书上占有一席之 地。可是他们完全看错了形势。一方坚持统一，一方坚持独立，结果必定将中华民族推入万劫不复的战争之中。两岸繁荣才是政治家建功立业之所在。最近的发展，两岸的紧张形势有所缓解，两岸的政治家们可能受到民意的影响，逐渐回到正确的发展道路上来。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严重对立已经不存在。可是过去几十年中双方在自己的政权下杀害对方的人,或者仅仅是被怀疑是对方人,也斩尽杀绝,死人不下百万。两岸的政治家如果早知今日的和解结局，应该不让这些人成为屈死的冤鬼。 可是人死了即不能复生，只能让后人接受教训。但这些人的生命未必能够换取政治家们的觉悟。 政治家另外一种骗取自己利益的方法就是把小事放大，把无足轻重的事放大成为国家利益之所 在．从而大做文章，从中表现自己，并谋取利益．本来国家之间并没有什么冲突，可能只是百姓之间的小摩擦，政治家们把它放大成为国家利益之争，兴师动众，借题发挥．最后就是拿百姓交的税款为自己谋名谋利．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近十年二十年的国际关系史，到底政治家们忙出了什么结果？有哪些是真正对百姓的利益起了好作用的？恐怕十之八九都是做的无效功，白忙了一阵，但是钱却没少花．相反，被政治家们挑拨的仇恨，相互的误解，进而导致的生命财产的损失，倒是不计其数．过去半个世纪最大的事就是两大阵营的冷战．花费的钱以万亿计．直接间接死伤的人成千上万．到头来得到的是什么？可以说几乎等于零．苏联垮台以后，政治家所用的借口不再存在，对立的形势很快烟消云散．如果没有这些挑拨是非的政治家，根本就不存在对立的两大阵营．老 百姓都希望太平安宁，绝不会无事生非．即使有个别人喜欢闹事，也绝不会闹到国家的规模，花掉那么多钱，牺牲那么多人．之所以地球上有那么多纠纷，主要是政 治家们的″功劳″．最近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南京中山陵，受到市民热烈欢迎．怎么想得到解放后谁和国民党有一点瓜葛，都被整得死去活来．政治家们翻手为云覆 手为雨，惟独眼里没有百姓的利益，拿百姓的性命玩弄于股掌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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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目瞪口呆：鲁迅 给中国造了多少谣？ 图 医生——一个多么神圣的职业。看病——一个给人希望的词汇。 可是，自从日本七三一部队建立以来，“医生”成了找病者和污蔑者，“看病”成了杀人、害人的同义词。1902年，22岁周树人，在东京弘文学院上学时，不知受哪个活鬼政府的教育，开始了对国民性的反思。日后，这位鼎立于中国文坛的“巨匠”，终于运用七三一式的手段，以“看病”为由，完成了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成功污蔑，并在红小将的簇拥下，捣毁了煌煌中国文化。 被破坏的炎帝陵仿佛就在我眼前。作为一个华人，满怀悲愤的写下这篇文章，献给我即将觉醒却又深陷麻木的同胞。我要说：“鲁迅给中国造了谣！给中国人泼了污水。”具体有哪些事例，请容我一一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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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鲁迅认为：中国人应该被呼为“支-那人”，称“华人”是为了面子，他说：“他们（外国人）...则不但外交上一定胜利，还要取得上等‘支那人’的好感情。这时须连‘支那人’三个字也不说，代以‘华人’，因为这也是关于‘华人’的体面的。” ——“支那”一词源于印度，即“秦”，原先，日本称我国为中土或唐土。日本变法后，国力强盛，不再视我国为中土，随即改称支那。民国成立后，中国拒绝接受含有“支那”字样的公文，日本才于1930年改口，称我国为“中国”。但抗战时期，日本又动辄“支那人”如何，以表蔑视。二战结束后，盟国确认“支那”一词含有贬意，日本又不得不改了回来。至于反清革命时期，一些流亡日本的革命党人称自己为“支那人”，只是因为“中国”一词当时尚未被公认而已。因此，鲁迅发表这种言论，很不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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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鲁迅认为：中国人缺乏改革性。他说：“中国人不但‘不以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 鲁迅这段指责，仅能证明其“不懂人话”。“戎首”者：“为兵主来攻伐曰戎首。”（郑玄注）不为祸始，指不要挑头惹祸。不为福先，则有“享受在后”之意。如果说我们本性保守，则更属“硬说”。 钱穆先生阐述了一个基本常识：“在古代封建世袭”，“作官人有一定的血统”，“但到秦汉时代便不同了。”唐代“又换了崭新的一套。”“宋代又再换一套。”我们上历史课亦能体会到这些常识。 《论语》引《汤誓》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孔子说：“殷代沿袭夏礼，增添废弃，可以知道。周代沿袭殷礼，增添废弃，可以知道。那么，继承周朝的朝代，就是一百代也可以知道。”怎么儒家就本性保守啦？用满清的保守性，混淆成整个儒家的保守性，是反传统者的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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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鲁迅说过这样一段影响恶劣，流传极广的话：“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航海，中国却用它来看风水。”（1933年《电的利弊》）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指出：中国的发明里不仅有火药，还标明“火药用于战争技术”。枪起源于宋朝，叫做“突火枪”，发明于1120年。《武经总要》成书于1044年。记载了三个火药方：毒药烟球，蒺藜火球，火炮。如果这些属于爆竹的话，鲁迅敢在自家院子里“放炮”？至于罗盘，郑和航海时就用过，更不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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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鲁迅诽谤朱元璋:“二十多年前，都说朱元璋（明太祖）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实是并不然的，他做了皇帝以后，称蒙古为‘大元’，杀汉人比蒙古人还厉害。”（1931年《上海文艺之一瞥》） 鲁迅“刀笔吏”手段相当歹毒，我们中国本来就大，大秦，大汉，大唐......都是习惯性称谓，英国亦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难道那些翻译也卖国啦？元朝的名称，本来自《易经》的“大哉乾元”，朱元璋总不能改成“小哉乾元”吧。 朱元璋怎么不是民族的革命者？《剑桥中国明代史》高度评价了反元战争：“明军在1370年对蒙古人的胜利特别具有决定性意义，它使中国人自10世纪初以来第一次恢复了直至长城的统治。”朱元璋怎么“杀汉人比蒙古人还厉害”？“朱元璋以厌恶的心情目睹战争的无意义的破坏，他也曾尽力要求军队守纪律，以便赢得被占领地区人民的好感......有许多传闻轶事，说他很同情受苦的人民和坚持严格的军纪，而这与当时的一般战争行为都是截然相反的。”（《剑桥中国明代史》）再者，蒙古百余年来杀了多少汉人，朱元璋做了几十年皇帝，哪有精力杀那么多？ 文革时期，造反派大肆破坏朱元璋的陵寝，给元鞑子报仇了。千万中国军人的命，顶不上鲁迅随口一个诽谤，这怎能不让人心寒。照此以往，谁还敢爱国？真是鲁迅不除，汉奸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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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鲁迅反对孝烈观。他说：“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弱者的方法。”这正是“矫枉过正”的言论。愚孝和死守的贞节固然收拾弱者，但“孝”是扶持弱者的，毕竟老人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帮助。“烈”也不能全盘否定，因为妇女需要起码的自尊，不然色情行业就会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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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此外，还有纯粹无理取闹的话。鲁迅说：“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马上支日记》）请问：在大革命危机之时，我们是否也可以说：“如果要我们保护革命，首先革命要保护我们？”基-督徒可否说：“要我们保护教堂，首先要教堂保护我们。”按照这种逻辑，谁都能理直气壮的背叛。国粹是中国传统文化。包含文物，诗歌，建筑！这些东西哪有保护人的能力，鲁迅起码的智商总该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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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鲁迅还有这样的话：“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我倒奇怪了，人类史上哪本道德，哲学书籍可以起到“咒”的奇效？圣经？国富论？还是社会契约论？鲁迅这样说，我们视希腊哲学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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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鲁迅说：“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 这我就纳闷了，挖孔坟的陈伯达怎么就捧不起来呢？权势者捧起来的人，不一定就坏，比如亚里士多德，释迦牟尼等人。如果一个人有价值，捧起来就难以推倒，且古今中外都不乏推崇他的人。如果一个人，写文章以病句，错别字著称，还要强称民族魂，捧他的也多是造反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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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鲁迅说：“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这是偏执狂的言论。中国历史上有暴政也有仁政，不能一概否定。说屠戮，中国历史短期混乱，却长期统一。说奴隶，董仲舒废除奴隶制。说敲掠，中国减轻赋税，休养生息的事还少吗？说刑辱，汉文帝去处残肢之刑，笞刑五百减至三百，三百减至二百。说压迫，不仅孔孟赞颂汤，文，武反抗暴政，历代农民起义也在反抗暴政。这种罔顾历史的言论，只是在煽情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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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鲁迅以为，中国可分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 我再次说到“奴隶”这个问题，中国早就废除了奴隶制。董仲舒说：“请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如果这也叫“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那么林肯该怎样评价？ 春秋时期贵族世袭，到了行科举，出身寒微的平民也可以做官。桀纣，王莽，桓灵，隋炀，蒙元被推翻后，人民总可以从暴政中走出来，获得仁政，而且时间并不短。如汉朝的高祖、文帝、景帝、光武，唐朝的高祖、太宗、高宗，明朝的永乐、仁、宣、孝宗，哪个不行仁政？尤其是辛亥革命，为我们争取到很多人的价格。然而这一切，鲁迅不是真没看到，是为了忽悠傻小子而装没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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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鲁迅说：“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勿念旧恶’的格言......”鲁迅自己对传统文化的诽谤我已明示，有人是否该用“犯而勿校”，“勿念旧恶”来为鲁迅辩护，看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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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骇！“五四”运动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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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人从小念的是无产阶级历史学家加工过的《中国近代史》，所以国人对近代史的了解，基本上是扭曲的。著名的“五四运动”那一段历史，也不能例外。 五四运动的来龙去脉，简单地说，是这样的： 青岛由于大清国历史的原因，曾经长期是德国的租借地。1914年8月15日，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政府在当天通知中国北洋政府（当时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中央政府）：日本准备出兵青岛、攻打德军。 对于日本政府的这个通知，北洋政府是这样回复的：“......日本政府......爱和平、尊人道之心......足征主持公道，诚表友谊，至为感谢......日本政府既声明并无占领土地之野心......我政府已深信不疑......尤当钦佩......日政府对我纯以诚意相孚，我政府自当竭诚相待，希向日政府声明本国政府声谢日政府真诚友好之意......” 以上这则史料，出自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三联书店，1980）第六卷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