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紧裤带过日子的心情

红衣村姑

 

          我们在户外一直都在寻觅野菜、野果，大把大把的采摘回来吃。

寻觅野猪的踪迹，总希望逮到就把它干掉。

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样，户外的人只会更多，不会更少。路上的人本事大着呢！

原上

中国人:

山寨版现代汉语翻译：　　

齐桓公问管仲：“鲁梁这个国家对于齐国来说是最大的潜在战略威胁之一。现在我想把鲁梁变成我国的经济殖民地和政治附庸国，应该怎么做呢？” 　　

管仲回答说：“我有办法。鲁梁的文化风俗，使得他们的老百姓适合做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纺织业。请您和贵族们带头穿着‘鲁梁制造’的衣物，从而带动齐国内的老百姓都去买‘鲁梁制造’的衣服。而且要限制国内工业不准生产，让国内的纺织品都依靠鲁梁进口。于是鲁梁肯定有大批农民放弃农事，到纺织行业里去做收入较高的农民工。” 　　

齐桓公说：“好！就这么办。”立刻就带头穿着鲁梁生产的纺织品，并且带动全国百姓服用鲁梁制造。 　　

于是管仲把言论传递给鲁梁国的商人：“现在我国百姓喜欢贵国生产的纺织品，物美价廉。请你们为我提供纺织品，我用国际通用货币（黄金）和你们交换。用不了多久你们就会很有钱，很富有。你们的政府不必向老百姓征收农业税，政府财政一样能有盈余。” 　　

鲁梁国的政府了解了纺织品带来的贸易顺差后，主动用各种政策利好来带动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过了十三个月后，管仲派人到鲁梁国考察。发现鲁梁国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制造业非常繁荣。车辆马匹几乎都用来运输出口到齐国的纺织品，街道上的扬尘和工业废气遮天蔽日，十步之外都看不见人。 　　

管仲便向齐桓公汇报：“已经可以和平演变鲁梁国了。”齐桓公问：“要怎么做呢？”管仲回答说：“请您和贵族们从现在开始穿丝绸做的衣服，用舆论传播鲁梁制造的各种负面消息，带领老百姓不用鲁梁制造的纺织品。停止海关对鲁梁国的进口。”齐桓公说：“好！就这么办。” 　　

又过了十个月后，管仲再派人去鲁梁国考察。鲁梁国的老百姓普遍缺乏粮食供应，又陷入失业后的贫困中。商人拼命压低工资、提高劳动时间以降低产品价格，还是无法及时出货弥补资金缺口。政府的财政赤字越来越大，又面临巨大的粮食危机。于是强迫大批农民工返乡从事农业，但粮食也无法在三个月内生产出来。于是鲁梁国进口粮食的价格高涨到齐国国内收购粮食价格的一千倍，齐国在粮食贸易中获取巨额利益。鲁梁国的百姓要依靠齐国的怜悯和救济来度过难关。 　　

两年之内，鲁梁国的工业和农业实体经济有十分之六被齐国收购。第三年，鲁梁国的政府主动请求成为齐国的附庸国。

中国人

马英九决定给台湾同胞按人头发3600台币刺激消费。可能有效，也可能效果有限。 　

以前西方国家生产和消费两个环节主要在国内。发生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低收入阶层的群体数量太大，收入水平太低，超过了支撑迅速膨胀生产能力的极限。于是显示需求不足，引起生产过剩。生产过剩引起出厂价下跌，东西卖不出去造成流动性枯竭。企业情况恶化，裁员、降薪甚至倒闭就出现，低收入阶层更加扩大，收入进一步降低，需求进一步下滑。成为恶性循环。这个道理马克思和列宁早就描述了，只是现在大家不注意了。

为什么不注意了呢？因为大家发现人家西方很长时间都没出经济危机了。为什么没出呢？因为罗斯福在1933年领悟了马克思的道理，终于明白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低收入阶层人数太大，收入太低。这个恶性循环中救助企业老板是没用的，因为给他们再多的钱，只要东西卖不出去，早晚还是枯竭。同时，即使这些钱维持了这些企业不破产，不裁员，但劳工收入并不会增加甚至依旧会降低。劳工收入低本来就是诱发生产过剩的参数，参数不变过剩数量依旧会那么大。因此只能救助穷人。这就是罗斯福新政的基本内容：变相给穷人发钱，提高工资水平，降低贫富差距。罗斯福在位9年，这个政策一直到罗斯福去世后还执行很长时间。　　

罗斯福本来只是为了解决眼前问题，但误打误撞为资本主义打了一针强心剂，这就是由于最低工资制的推行，社会福利的扩大，累进税等措施减小了贫富差距，让美国出现了一个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这个中产阶级能够始终维持一个很高的消费能力，于是严重的生产过剩就不再出现了。这样，从1929年到2007年差不多80年，西方就没再出现过类似29年的经济危机。80年没出，大家就把老马的话忘记了，甚至成为嘲笑对象了。　　

今年开始，美国又出现经济危机了，大家又忙着去买资本论，以为还能从这里面找到灵丹妙药。老马的论述是正确的，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的核心问题，但要“活学活用，急用先学，带着问题学”才有效，不能比葫芦画瓢地照搬。因为西方国家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　

日本在90年代经济危机时候，也曾经用发购物卷和减税的方法刺激消费，以为把罗斯福的那一套搬过来就会有效。结果效率很低。为什么呢？因为日本那次经济危机有两点与美国29年是不同的。首先，日本不是国内需求不足造成的经济危机，而是广场协议被美国坑了一下：日元快速升值影响出口（不是最大原因，因为当时日本出口依存度只有8%，危机期间出口并没有大幅下降），被迫金融转型形成股市、楼市虚增，最后被国际资本洗劫了一下。这是美国这次危机一定程度上的预演。最主要的是，日本当时已经高度中产阶级化了，没有什么低收入群体。这个时候政府给大家发钱，大部分成为储蓄，而没有消费。因此效果不大。日本显然没把马列主义学好学透。　　

　 　同样事例发生在美国。今年年初，布什政府已经意识到要发生经济危机，于是采取减税1500亿美元的大手笔。但这只让第二季度消费抬升了0.1%。1500亿美元占美国季度GDP的4%，如果都花出去应该让该季度GDP提高3%（美国居民消费率是70%）。为什么大家还是把钱存起来了呢？因为美国中产阶级化程度还很高。消费率与收入水平呈反比，穷的人日子难过，有点钱还不赶快应付日常生活？而减税只涉及富人，起码是中产阶级以上的人。政策没惠及穷人，消费自然上不去。况且美国只是消费不足问题，并没体现出严重对应的生产过剩——生产都在中国呢。由此可以看出，美国自罗斯福总统去世后，再没一个提的起来的总统了。　

台湾的情况与美国差不多。台湾基尼系数更低，虽然也有穷人，但大部分人属于中产阶级或半中产阶级。台湾比美国聪明，是按人头发钱。这样穷人富人都有得钱发，不像美国那样傻。因此，台湾这样做确实会有点效果。但是，消费行为有这样的特点，经常性收入倾向于消费，意外收入倾向于储蓄。把钱发给一群本来就能生活，而且经常结余储蓄的人，突然给他一些钱他会倾向储蓄。当然购物券强制消费，但转换的办法是很多的，比如省下工资。因此，效果不会非常明显。况且800多亿新台币就是30亿美元，只占台湾GDP的1.6%。看来台湾人虽然学马列比美国、日本强，但也不咋样。　

那么是不是罗斯福的学习心得失效了呢？不是，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对中国就很有效。　　

中国这次经济危机属于“超级”生产过剩。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国早在90年代后期已经形成低收入群体迅速膨胀，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95-96年5000多万国有和集体企业工人下岗，96年后将近1个亿农民因“农转非”失去耕地，而农民收入增长动力已经枯竭。于是，国内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迅速从95年的26.65%，96年的20.4%，下降到98年的6.8%和99年的6.5%。下降70%左右。需求下降70%还不是需求不足吗？可中国并没有出现严重生产过剩，因为这个时候中国开始一轮连续10年的出口狂潮，贸易顺差连年增加。也就是外需掩盖了内需不足，同时，外需也加重了内需不足。　

这10年来，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国外需求，中国各种生产能力迅速扩张，冶金、能源、尤其制造业生产能力迅速扩张。与1996年相比，2006年我国原煤产量增加70%，发电量增长95%，纱、布分别增长152%和131%，生铁增长151%，钢材增长242%。90年代中期就滞销的洗衣机、冰箱、空调竟然分别增长136%、207%和713%！这些新增生产能力并不主要是满足国内需求，因为同期中国出口依存度从18%增长到37%。也就是说，我们在本来就生产过剩情况下附加了一个对外经济需要的生产能力扩张。因此中国处于一种超级生产能力过剩局面。这种局面不发生外需下降还不显示，一旦出现就特别突出。

同时，中国的情况同美国29年非常相似，就是低收入群体过大，收入增长长期缓慢，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有饥渴的消费欲望，但没有必要的收入的群体。这样说也是统计年鉴数据就能说明的。这些天经常举这个数字，就是2006年中国20%最低收入的农民现金消费率达到134%，挣100元花134元。意味着不管挣多少钱，没有132元支出是无法生活的，因此借钱也要花。这134元就是他们被压抑到最小空间的“消费欲望”。再向上20%农民是挣100元花102.3元，消费欲望一样是被严重压抑着的。再向上两个20%农民群体现金消费率分别是94%和87%。农村是穷帮穷富帮富，最低收入40%的农民借钱对象就是稍高的40%农民。这样，有6亿农民都处于消费欲望被压抑的状态，综合储蓄率应该接近零。同时，城镇最低5%的群体消费率为104%，10%最低收入群体消费率为96%，再往上10%群体消费率为86%。这20%的城市居民月支出平均为341元。在今天的物价水平下，341元也就是勉强生活。　　

如果按王小鲁把城镇居民灰色和黑色收入计算在内的消费情况计算，2006年中国有81950万，占人口63.2%的居民（包括城市40%低收入群体和农村80%低收入群体），总计消费22156亿元，占总消费的30%，月均消费225元。而最高水平的11181万人人均消费3万多元，是那8亿多人的14倍，占全部消费的56%。看到这些数据你就应该意识到：看到的在一般饭店吃饭、在旅游区闲逛、穿稍微像样点衣服、能坐起出租车的、能买起各种流行电器和物品的人，也就是消费目前最一般产品和服务的人，基本不是前面说的那8亿多人。而现有生产能力，主要是为其余4亿多人准备的。　　

　 　这样，如果发生生产过剩，指望已经在消费的那4亿多人增加消费，估计希望不大。而只要让这8亿多人增加任何数量的收入，95%以上都会变成消费。让人纳闷的是，直到现在很多人，包括研究经济的，管理政府的都不去注意这些统计数字，还一个劲儿的认为中国消费还是有潜力的，13亿人嘛，多大个市场呀。随便算算就知道有8亿人基本不在这个市场上。也不知道统计局每年用那么多人花那么多钱有什么用！每年十几万户的抽样调查费劲大了。　

中国的情况是一个超级过剩的生产能力，匹配一个超级低迷的消费群体，大概是史无前例地危险。把药开对了，药下到位了还不知道效果咋样。要是药方开错了，麻烦就大了！

有些网友对中国发生经济危机最终能坏到什么地步没有估计，多数人都认为不会坏到哪里。也不吓唬谁，只举一些贫富分化严重的国家遇见经济危机后的情况。世纪之交拉美发生金额危机和经济危机，阿根廷GDP从1998年的2981亿美元下降到1020亿美元，下降65.8%，几乎是4年前的三分之一，4年年均负增长9%。巴西从1997年的8204亿美元下降到2002年的4608亿美元，下降43.8%，几乎下降一倍，5年年均负增长8%。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几个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下降幅度都是30-40%之间，3年均负增长7%。情况是，基尼系数高的国家，经济危机时间长，衰退深。基尼系数低一点的国家，危机时间短，衰退深度浅。中国目前基尼系数大约为0.48，远高于东南亚危机时这些国家0.35左右的水平，但确实低于拉美新兴市场国家0.53-0.6的水平。因此，看不出有什么可乐观的地方。为什么日本90年代经济危机虽然持续时间长，但顶多是零增长呢？因为日本这个时期的基尼系数只有0.25！　

因此，正确的解救中国经济的措施是：首先，在2009年直接给80%的低收入农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总计8亿人人均发1200元消费券。这9600亿元会立刻形成消费。这不仅会给现有开工不足企业带来市场机会，而且直接拉动GDP增长3.8%，比那4亿拉动2个百分点力量大得多。其次，取消或降低出口退税。同时，一方面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一方面适当给企业按递减方式减税，让企业逐渐适应比较高的工资。开始是提高多少最低工资，减免多少税，然后减税额递减。由于工资提高的是最低收入群体，因此这部分减税会直接形成消费需求。第一年减税1万亿，此后略少，花3个亿连续试行5年，等于每年直接拉动GDP增长4%。由于这些增加的消费使企业销售好转，低收入群体收入稳定提高，就可能依然用这4万亿使经济恢复。当然，这样必须停止追加的铁路和高速路这些没用的投资。说它们没用，是因为如果经济不恢复，这些投资只能形成新的过剩。如果经济恢复了，有的是机会解决这些问题。

为什么其他国家和地区发钱都是平均发，我们要专门发给低收入群体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用最少的钱解决最大的问题。他们没这样发，大概是两个原因。一个是政府有点过于替富人考虑。另一个，也是最主要的是，他们是“西方民主体制”，这样的事情要通过国会。一到国会，富人占优势，专门给穷人发钱会通不过。如果美国在今年年初直接用3000亿美元帮次级信用者把房子买下来，次贷危机就从根子上斩断了。但这样的议案在国会上一定会被说成鼓励懒汉，造成投机。我们不用考虑这些，共产党政权本来就是为工农大众服务的，现在工农大众有难发点钱，谁也说不上什么。真的像吴敬琏、厉以宁、张维迎、皇浦平等喊叫几句，不搭理他们他们也没招。　　

为什么建议取消出口退税？这不是使出口更加困难了么？经济危机最大危险不是GDP下降，而是如果不能解决人数巨大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持续下滑，会造成社会动荡甚至政治动荡。最后国家分裂都不是没可能的。印尼不是吗？墨西哥、阿根廷、印尼、泰国就出现社会、政治不断动荡局面。减少出口退税，国家支持企业转入生产内需产品，虽然可能开始会成为GDP降低因素，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GDP再低，只要低收入群体过好了，不闹事，怎么都好办。社会稳定，往前的路子都好走。如果出现阿根廷、墨西哥、泰国甚至印尼情况，恐怕能出口的就是动乱了。现在图那个“世界加工厂”的虚名，到时候会像阿根廷、印尼一样被他们讥笑为“失败国家”的。　　

这样做真正的好处是：由于中国人均工资提高，取消出口退税不再追求出口导向，使中国彻底摆脱作为西方，尤其美国这些寄生物的寄主地位。自己不与别人竞争，一点不违反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最终会平缓回到一个正常国家地位。居民消费能力，国民收入中居民消费率提高，最后真想当个寄生物，也不是没有可能。　　

一箭双雕，不知道有人听没有。最大可能是台湾按人头发钱没发出个效果，于是我们的专家就说，你看，幸亏没听那些昏话。但是为什么正儿八经地提建议呢？是因为让更多人事后想想，哎——其实本来还是有出路的。别像当年苏联，栽跟头了还抱怨没人事先提个醒。　　

 这不太丢咱中国人了不是？　　

^_^

中国人

惊闻“樟木头现象” 

2008年11月20日 《IT经理世界》

 樟木头是东莞下辖的一个经济强镇，曾以拥有中国第一家乡镇级的五星级酒店而名噪一时。众多登记为港资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定居在这里的香港人，把这个南粤小镇变成了高楼林立的“小香港”。近来的几条新闻，又把樟木头推向了舆论前沿。一条是珠三角一带最大的玩具加工企业之一、位于樟木头的合俊玩具厂倒闭；一条是房产新闻：香港人甩卖樟木头的房产，近100平米的商品房，只卖9万元。

100平米9万元，还不够买上海最贵楼盘的1平米（大概是12万元）。水落石出，冰冻三尺，中国沿海地带建立在出口加工业基础上的外向型经济的虚假繁荣，终于在樟木头这个地方率先露出了本来面目。遥想30年前，冷战结束后，中国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和渐进改革的惯性，只能采取以增量带存量，以外向型经济带动整体经济发展的改革战略。以经济特区为起点，中国以其惊人的体量、迫不急待的姿态和自残式的低要价，加入了由西方主导的世界分工大体系。而今南柯梦一场，人去楼空，留下的只是满地鸡毛和900元一平米的楼价。

普通的商品可以流动，可以进出口，所以价格总体是趋于一致的。而房地产的价格，因为是“不动产”，在正常情况下，则是当地的经济、社会、人文、环境等各方面综合发展水平的一个写照。这个处于广州、深圳、香港、东莞等华南大中城市群的中心地带的经济重镇，莞深、广深、京九铁路在此交汇，三条高速公路贯穿全镇，号称“国家卫生镇”、“广东省文明村镇”和“中国麒麟之乡”，怎么会一下子凋零到这个程度？

顾晓鸣老师在传习社的公益讲座上曾经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掠夺式发展和分享式发展两种发展模式的不同结果。南美、北美各一个同样很边远很偏僻的地方，同时发现一个金矿。南美的矿主给工人每月100美元，仅够填饱肚子，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七八年后，矿藏开采完毕，这个金矿就废弃了，成为一座鬼城。北美的矿主给工人每月1000美元，工人有了消费力，金矿附近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典型的中产小镇，七八年后，矿藏开采完毕，大家很自然地发展起了其他产业，继续建设这个小镇，成为大家美轮美奂的家园。

东莞是谁的家园？知情人告诉你，这里一般有三种人：港台老板，内地来的打工者及“地下服务业者”，坐吃地租的本地人。无边无际的工业厂房和打工棚之间，点缀着装模作样的花园式住宅和星级酒店。老板和打工者，都不可能把这个地方当家园。说老实话，即使是在它的繁荣期，我对这种五星级酒店加打工棚组成的中国式繁荣的表面现象，就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厌恶。难道这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发展？难道这是一种可以持续的发展模式？

经济发展之于西方，是一种内生的现象，健康的公众意见表达机制使得他们能够尽量在经济、社会、伦理、环境等各个方面的发展中实现平衡。所以中国人出国，印象深刻的不是他们的大都市，而是美如图画的各种中产阶级社区和中小城市，还有农村。普通的劳动者在工作之余，打猎、钓鱼、上教堂、听音乐会、去图书馆，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享受自己的家园。而我们这里，在这种慌不择路、先赚了钱再说、不管白猫黑猫的机会主义发展战略下，除了少数几个大城市还能聚集到一定数量的中产阶级，还能产生一点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外，更多的却是这种迟早会榨掉最后一点使用价值然后被无情抛弃的樟木头式的城市。

其实，即使是这几个大城市，也在逐渐变成别人的家园。动辄上万、几万元的房价，说明他们打开大门欢迎的是煤老板、铁矿石老板、港台老板、温州老板，而不是中产阶级。当然，如果没有文化、语言和护照的隔阂，这些老板更倾向于选择洛杉矶、多伦多和悉尼。所以，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沿海大都市与内地之间的差距将会拉得越来越大，在更大规模上复制樟木头现象：大城市成为车水马龙的五星级酒店，内地成为垃圾遍地的厂房和工棚，所谓“城市欧洲化，农村非洲化”。

樟木头的老板们，因为成本低廉像蝗虫一样集群而来，现在因为成本的提高又像蝗虫一样集群而去，留下一片焦黄干渴的大地。“城市欧洲化，农村非洲化”的结果是中国社会阶层、地域、城乡之间的断裂，不管是否民主政体，未来都将面临一种极复杂、极棘手的局面。这一轮外向型经济主导的经济增长，不仅环境成本、资源成本高昂，最大的问题是给中国未来政经改革埋下了难以估量的隐性成本。入不敷出、资不抵债之日，也许就是中国的权贵们又像蝗虫一种飞离这片灾难深重的大地的时候。

在给加拿大、美国来的老板们讲这个逻辑的时候，他们耸然而惊，多半也是怕这帮蝗虫降临，把他们的家园也变成“樟木头”吧。上帝给我们的本来也是青山绿水，我们把它变成黄土高坡，还扯着嗓子唱，“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都是我的歌我的歌”。

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

 

樟木头出现港人抛售房产现象 三房二厅只卖9万元
 
（ 2008-11-07 ） 稿件来源：广州日报

 
三房二厅，近100平方米的商品房，竟然只卖9万元；而且，还卖不出去。“樟木头现在的房价，可能是全国最便宜的地方了。”从事房产经纪多年的柯先生如是说。

前天和昨天，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被誉为“小香港”的樟木头现在出现了港人抛售房产的现象。当年花了几十万元买下的房子，现在却只卖10余万元。

现象：三房两厅 只卖9万元都无人问津

前天上午，记者来到樟木头百果洞，在靠近樟木头火车站旁的几家房产中介门口，贴满了卖楼的消息。“御景花园：三房两厅、全屋家电、面向泳池，售17.5万元”之类的信息随处可见。“爱都花园三房两厅：部分家电，售9万元”的信息更是让人心惊。

一套三房两厅的房子，面积接近100平方米，售17.5万元的话，每平方米的价格仅为1750元；售9万元的话，每平方米的价格仅为900元。真有这样的事情？

柯达地产的负责人柯凡连连叹气，“不要觉得9万元贵，还有更便宜的，9万元都卖不出去啊！根本无人问津。”他说，“樟木头现在的房价可能是全国最便宜的，我内地老家的房子都比这里贵。”

是不是房子出过什么凶事？或者房龄太长了，才会这么便宜？柯凡断然否定了记者的这种说法，“你到樟木头的随便一家地产中介去看，差不多都是这个价格。樟木头的房子质量不错，小区环境也好，但现在就是只卖这个价格”。

探因：港人撤离 商品房严重过剩遭抛售

记者驱车在樟木头镇区的多家地产中介走访，看到情况果然如柯凡所说。樟木头的每家房产中介几乎都在低价抛售房产，但即便是如此低价，一家地产中介一个月也只能做几单生意。

记者了解到，以这样的低价卖楼的九成是香港人，剩下的则是想要离开樟木头返回内地的新莞人。被誉为“小香港”、曾经吸引了众多香港人来购房居住、消费的樟木头，现在却出现了港人大量抛售房产的现象。

柯凡在樟木头从事地产中介业务已近8年，他认识不少香港人。他分析说，主要是因为这几年来，有许多香港人开始离开樟木头，“以前来这里度假的人走了，以前常来的香港人年纪大了也走了；朋友走了，一个人在这里觉得没意思的香港人也走了；港币跌了，物价贵了也是原因之一；另外，香港正在调查，如果在内地有私宅，就不能在香港住公房。”众多因素作用下，使得香港人都在急于卖楼。 　

期待：樟木头宜居，房产几时回暖？

昨天中午，记者在樟木头镇区多个小区查看，发现樟木头的商品楼确实比较集中，小区环境也都不错，不少楼房建设至今已有10余年，但从外观来看还可以。

“不少香港人从1995年开始在樟木头买楼，一直亏，亏到现在；为了把房子卖出去，不少香港人来到中介所，跟我说‘求求你，帮我把房子卖出去，再低一点价格也行’，但现在的行情就是没人买房子。”嘉威房地产顾问公司的一名地产经纪这样说。

采访中记者也了解到，目前在樟木头销售的个别小区的一手楼价格高得也有七八千元，但这些楼盘很少有港人问津。“现在的香港人，很少愿意在樟木头再买楼了，好几个港人骂自己傻，当初高价买了楼，现在低价也卖不出去。”

“其实，樟木头是个非常适合生活和居住的地方，小区条件又都不错，房价又便宜，如果在交通上能更便利，吸引深圳人过来买房，这里的房地产市场肯定能回升。”另一名地产经纪张小姐说，但何时回暖，谁也不清楚。

消费提醒

注意查看相关证件

针对樟木头出现的房产抛售现象，东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对此现象，协会方面也正在了解，而消费者购买抛售房则要注意多多比较。

据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整个东莞的商品房都在降价的过程中，何时触底反弹还不能预料，在这个过程中，出现恐慌性抛售也是有可能的，但理性的卖楼者会观望，以现在的价格出售肯定是亏的。

“对于低价抛售的房产，消费者在购买时要注意多多比较，查看相关证件，切勿因为低价就贸然购买，到时后悔。”工作人员说。

双方观点

卖房者：再不卖以后可能更便宜

香港人张先生，今年49岁，是货柜车司机。他抛售的二房二厅开价6万元。“房子质量不错，有房产证，里面家电齐全，打扫一下卫生就能住进去。”张先生说，他在10年前花20余万元买的，当时的价格是每平方米3000多元，现在卖楼的均价却是每平方米1000元。

“当时买下来是为了方便在这里生活，也希望升值，但买了之后就开始跌，一直跌到现在，现在回来住的时间也少了，每次回来请人打扫卫生的钱还不如住酒店。”张先生说，因此，他决定将房子卖掉。“现在不卖，以后可能更便宜。”

另一位抛售房产的港人李先生之前在樟木头做生意，前两年开始就不在樟木头经商了，早先在樟木头买下的房子成了累赘，因此他才决定低价卖掉，“不是我想贱卖，是现在的市场就是这个行情。”他说。

买楼者：再等等！也许还能再降价

门可罗雀的地产中介门口偶尔也能等来一两个有意购房者。他们看看玻璃门上的价格牌，细细询问一下房屋的情况，却没有人因为目前的低价，而马上下订买房子。

“樟木头的二手房价一直就是这样低的，因为房子实在太多了；现在买下来，过几天也许会更低呢？所以再等等吧，反正不怕买不到便宜的房子！”在樟木头一家企业做主管的刘先生这样对记者说。

“现在整个大环境的经济这么不景气，很多香港人都在陆续离开樟木头，他们以前买的房子肯定都要拿出来卖掉的，现在是买方市场，价格还会降低，所以不用着急！”刘先生说。　(记者汪万里)

原上

罗汉松:

唉，各位要思想准备啊，经济远没见底，困难的日子还在后头。

是的，要做好准备哟。

开心走天涯

昨个找了个朋友，让他推荐我买酒喝，打算开始学着品酒了！

我说一个月推荐一种吧，他开始推荐了加拿大的冰酒，说在麦德龙就有卖的，一支大概600元左右。后来我给他发短信说，还是找个价格在300以下的吧，他说这个不贵，一个月只喝一次，没事！

最后回复了一句：“俺得节省着过了，这个预算不能超过工资的1/10才行。再找找其他的吧！”

慢慢的学着节省的过日子，也不是很难，有时候下班，在单位门口买1元钱的剁馍也吃的挺香的。

记得第一次去新疆跟驴友徒步时，真是很奢侈，沿路邮寄带去不能用的行李回来。开始跟着她们在野外煮面条，一群人混住蒙古包，遇到讨价还价的事情，我从来不会插嘴。从最开始我一个人要住宾馆，到最后只住青旅的上下铺，这个过程让我一生受用。我很感激她们教会了我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活，什么才是值得一诺千金的。

补充冰酒常识：

冰酒之所以贵，是因为它在葡萄成熟之后不会采摘，要等到枯萎下雪后，在一定的温度下才能摘来榨汁酿酒，本来枯萎后的葡萄就没有多少汁，所以价格比一般的酒贵很多。喝冰酒要把酒冰镇后喝，而且连高脚水晶杯也要一起病，冷藏即可！据说是甜的不酸，满嘴清香——这个得等以后才能知道了，改天喝了来跟大家汇报！

原上

记得第一次去新疆跟驴友徒步时，真是很奢侈，沿路邮寄带去不能用的行李回来。开始跟着她们在野外煮面条，一群人混住蒙古包，遇到讨价还价的事情，我从来不会插嘴。从最开始我一个人要住宾馆，到最后只住青旅的上下铺，这个过程让我一生受用。我很感激她们教会了我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活，什么才是值得一诺千金的。

醉棋横刀

粗算了一下，现在米价一公斤四元，一吨4000元，如果屯上两吨，以每天四斤消耗计（油水少的时候，饭下的多），可以坚持两年半

原上

mayfairy:
我给你转了66个路币，我只有这么多！希望你天天开心！

收到了，祝你学习进步！

闪虹

醉棋横刀:
粗算了一下，现在米价一公斤四元，一吨4000元，如果屯上两吨，以每天四斤消耗计（油水少的时候，饭下的多），可以坚持两年半

屯上两吨，约8000元。

若是找个冷库装,不知一个月租金多少.

若是在自家倒出一个单间存放, 到了夏天定会满屋生虫.

柴米油盐等生活必须品,且是低值易耗品,最好不要屯着为自用.

除非明年是大灾年, 你可把屯粮高价卖出,

经济学的书还要再看看.

 

闪虹

ID：中国人的回贴, 很值得思考.

按照分类,原上兄和醉棋横刀兄, 据我了解是为中国的中产阶级.

相比起那些消费不起的农民工, 你们在国家经济内需不足时,

不应: 勒紧裤带过日子，

而是要将存款取出来，尽量消费，　才是对国家经济微薄的奉献。

正如韩国的妇女在国家需要之时，将自己的金项链无私上交国库一样。

微紫

同意楼上的观点

如果楼主都要勒紧裤带过日子的话

那中国的大多数的老百姓，又过的是怎样的生活呢？

 

 

醉棋横刀

闪虹:

醉棋横刀:
粗算了一下，现在米价一公斤四元，一吨4000元，如果屯上两吨，以每天四斤消耗计（油水少的时候，饭下的多），可以坚持两年半

屯上两吨，约8000元。

若是找个冷库装,不知一个月租金多少.

若是在自家倒出一个单间存放, 到了夏天定会满屋生虫.

柴米油盐等生活必须品,且是低值易耗品,最好不要屯着为自用.

除非明年是大灾年, 你可把屯粮高价卖出,

经济学的书还要再看看.

 

就是怕灾年撒，即便生虫，也算高蛋白，比到时候啃树皮强，才不会卖出呢

原上

醉棋横刀:

闪虹:

醉棋横刀:
粗算了一下，现在米价一公斤四元，一吨4000元，如果屯上两吨，以每天四斤消耗计（油水少的时候，饭下的多），可以坚持两年半

屯上两吨，约8000元。

若是找个冷库装,不知一个月租金多少.

若是在自家倒出一个单间存放, 到了夏天定会满屋生虫.

柴米油盐等生活必须品,且是低值易耗品,最好不要屯着为自用.

除非明年是大灾年, 你可把屯粮高价卖出,

经济学的书还要再看看.

 

就是怕灾年撒，即便生虫，也算高蛋白，比到时候啃树皮强，才不会卖出呢

真正的紧日子怕是在年关呢。

妙妙（miaomiao）

送大家一句快乐箴言:有钱能享受,无钱能忍受!

梦儿

“一个月吃几次肉，煨几次汤”

——以前是有钱人吃肉，没钱吃野菜。现在是有钱人吃野菜、青菜。草哥天天吃青菜野菜？

 

“天寒了，新的寒衣就不要添了，就用旧的凑合吧”

——以前每年天寒了就添新衣？唉，俺一件寒衣可是要穿好几年哦~

 

“喜爱的户外运动会因此减少甚至停止了”

——改户内啦？呵呵，还是住户内旅馆舒服哈~

 

中国人

大家觉得钱多点了没有？答案肯定是“是”。确实多了点，多了多少呢？多了通货膨胀的部分。上个月去军事博物馆参观改革开放成就，有个展板说什么70年代末普通工人每个月工资五十元，而三十年过去了，城市居民的工资平均五千元，涨了一百倍。　　

斯大林说，宗教是谎言，宣传是一百倍的谎言。果不其然。70年代末一分钱能够买到什么？那个时候一分钱的购买力等于两只铅笔。现在两只铅笔多少钱？至少一元吧。也是一百倍。也就是说，实质上，现在五十元的购买力跟现在的五千元是等价的。经济学上有个耍猴的理论叫“朝三暮四”，大意是战国时代，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他在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日子一久，这个老人和猴子竟然能沟通讲话了。这个老人每天早晚都分别给每只猴子四颗栗子。几年之后，老人的经济越来越不充裕了，而猴子的数目却越来越多，所以他就想把每天的栗子由八颗改为七颗，于是他就和猴子们商量说：“从今天开始，我每天早上给你们三颗粟子，晚上还是照常给你们四颗栗子，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猴子们听了，都认为早上怎么少了一个？于是一个个就开始吱吱大叫，而且还到处跳来跳去，好像非常不愿意似的。老人一看到这个情形，连忙改口说：“那么我早上给你们四颗，晚上再给你们三颗，这样该可以了吧？”猴子们听了，以为早上的粟子已经由三个变成四个，跟以前一样，就高兴地在地上翻滚起来。　　

看，这就是工资涨了一百倍的真相。　　

还有更差劲的。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你是觉得更舒服还是更安全了？我不问别的，“舒服”吗？出门怕车祸，带东西怕小偷，坐飞机怕空难，吃橘子怕寄生虫，吃大米怕染色剂，喝牛奶怕SANJUQINGAN，喝水怕污染，呼吸怕粉尘，住房子怕地震，装修怕乙醛，工作了怕失业。现在这个时代真是到了“我思故我在”的境界了。　　

毛泽东时代大家享有的免费住宅、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夜不关门，路不拾遗”的安全与和谐，现在已经全部转化为货币交换的形式，需要你拿钱来买。如果你没有钱，那么这些免费产品、安全与和谐就全部都没了。你有多少钱，就能够买到多少安全和舒适。最可怕的是，资本主义将我们带到了无论花多少钱都买不到安全的时代。

人类的天性之一，就是对自己习以为常所享受的公共事物视而不见。毛泽东时代，大家享有免费教育、医疗、住宅，免费的安全，免费的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互助，但是我们居然对这些不用自己亲自支付金钱的东西忽视掉，埋没掉，完全把他当作不存在来对待。结果当我们失去这些的时候，我们才感受到这些公共产品的价值。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延续下来的自私自利的小农小资意识在起作用。　　

无论什么好东西只要不是我自己的，就不珍惜。公有制变成了人人拿，合作制成了人人不合作。　　

这就是现在很多的典型心态。你说新中国时代好，我不喜欢，因为他让我吃不饱。所以我宁愿现在不公平，高污染，高压迫，还有什么殖民，只要让我吃个饱，我就认他当爹。　　

中学的时候，老师都教育我们说，管他什么主义，只要能让我们过上好生活就是好的。　　

看这帮只懂鼻子低下自己那点一亩三分地的庸俗小资，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毫无一点国家民族观念。　　

这种自私来自哪里？小农经济的必然产物。还是毛主席那句话，“人过了长江，思想还没有过江”。　　

周星驰《食神》里说“人人都是食神”。这句话说的好。毛主席希望劳动者人人都是食神，人人都是国家的主人翁，并且要关心国家大事，参与国家大事。可惜的是我们的劳动者想的只是自己。多少年过去了,但是居然这种小农自私自利的思想还是这么浓厚。所以,中国才更需要文化思想上的革命,这场革命比新民主主义革命更难.毛泽东想创造“新人”，是真正的新人。他说一个村长用一匹布就可以换取一个农村姑娘的婚姻。所以他要改造，但是他感觉到自己的孤独。他象一个堂吉诃德，一个人拿起剑独自一个人和中世纪的风车做战斗。他曾经说过，支持者不多，反对者倒不少。也发出过“江山谁守”的哀鸣。但是他仍然提出社会主义教育，教育农民，创造“新人”。　

以个人主义的物质享受刺激经济发展本身就是赫鲁晓夫式的做法。这是黔驴技穷的结果。毛主席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说，物质刺激必然导致个人主义，走向反面，出现大问题和大毛病.要真正解决经济问题，必然先解决政治问题，即在对劳动者具备优势的结构中建立起对劳动者有利的格局.

毛泽东，他象一尊真正的佛。只有他才能意识到，必须先解决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的解决才能够在对劳动者具备优势的结构中建立起对劳动者有利的格局.毛泽东想把人的世界观问题、阶级结构先解决，把阶级的结构建立起劳动者的绝对强势地位后，从而发展一种劳动者对生产力的控制，从而把物变为劳动者为主体的人的服务。但是我们的农民朋友，我们的一些干部可不是这么想的。他们想的什么呢？就是自己干自己的，自己种田吃自己的粮食，老婆孩子热炕头，自扫各家屋不管他人瓦上霜。这是台湾柏杨描述的丑陋的中国人。

毛泽东想把中国人从这种低级的、失去尊严的要求中解放出来，从而能够有尊严，互助友爱地发展经济。可惜的，烂泥扶不上墙。阳春白雪，下里巴人，和者寡寡。

这一点我同意高海明先生的说法，老百姓背叛了毛主席，因为他们觉悟不够高，不能理解毛主席的做法。王伟光先生也是一样，他终归是个庸俗的生产力论者，不知道毛泽东的探索，包括建立的国有企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独立出来的新中国创造了初步的现代国家基础。而公有制的建立，正如何新先生所说，避免了早期工业化国家过高的建设成本，从而最大限度地节约了建设资金。这些难道真的是王伟光们所理解不了的吗？不，他能够理解，态度上他仍然是否定,这就是立场问题。

作为一个小生产者，他们希望的生活，就是吃好喝好，自己吃饱全家不饿。因此，他们宁愿当狗，哪怕韩国女老板要求他们全跪下，也只剩下孙志刚一个人站着。加入WTO以后，爱国者高喊着“狼来了”，可惜很多百姓想的是，如果得到优惠，因为他们已经厌倦了国内企业的低级产品和恶劣服务。不仅如此，还振振有辞地说“我就卖国，怎么样”。在物质利益面前，人民失去了尊严。狼要吃人，就让他吃吧，吃了还给他数钞票。　从小就有老师劝，如果快要饿死了，连狗屎都吃。美国来了面粉，朱自清说“滚，宁愿死也不吃”，现在的百姓和知识分子的态度是“吃就吃吧，总比饿死强”，有狗屎吃总比没有的强。钻资本家的裤裆也没关系，说不定爷们是韩信。现在的鸟巢一代不但希望被狼吃，而且主动找老外卖春，甚至公开在网络上发布照片，宣布希望被导演看上并且“潜规则”。

经济的发展本身并不难，难的是意识形态的变动。改造人的思想意识是很难的。上层建筑的变动极其缓慢，其消耗的时间和资源远远超过经济本身消耗的资源和时间。因此，在毛泽东时代处于上升时期的互助合作、团结友爱、崇高奉献的道德一旦被顽固的小农小资意识所破坏，就象潘多拉盒子打开后再难以合上一样，自私自利的观念一旦被激发就很难收敛。“当一个社会不幸沦落为市场社会时，必然无视意义、情感、价值；必然就没有了道德、信仰存活的空间”。　　

小农的自私自利嘲笑着崇高，小资意识的奸诈多变惟我独尊嘲笑着工农群众的淳朴。

经济现在发展了，不是市场经济更有优势。而是劳动者这一核心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只不过，毛泽东想让人有尊严地发展生产，宁愿牺牲畸形的效率。而遗憾的是，大家都很俗，根本看不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良苦用心。一个普通人他脑子里想的不是民主，不是有尊严，而是象深圳韩国工厂里的多数人一样，当个狗没关系，只要能够混口饭吃。　　

宁愿当狗，也不愿意饿着。人的动物性充分在这里发酵了。　　

这种性格发展起来，就是这样的理论，什么公平正义、什么人的尊严、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什么民族企业外国企业，只要给我饭吃，给我钱花，他就是我的爹。　　

自觉主动的劳动者为什么是最高生产力。这个时代的最高生产力是劳动者创造历史的主动性，依靠自愿、觉悟、主观意愿而劳动创造的生产能力。这种生产能力不是用尊严交换的，也不是用公共产品交换的。计划经济实质上是生产关系的最高境界，在这个经济关系中，人享有他应有的尊严。但是这需要超越个人利益的智慧，需要庄子所说的“鲲鹏展翅万里”的视野，这一点是那些只盯着给子女发财的高级干部，那些只盯着一亩三分田的小农，和整日只知道自己的小波希米亚的忧愁喜好风花雪月爱得不能自拔要在阳光下死去的小资所不能理解的。

毛泽东的思想是人类至今为止的一座珠峰。如果你真的读了毛泽东的后期著作，你会有这样的强烈的感觉：毛泽东的言论中透露着如此强烈的平民色彩和爱国感情，这种真正的民众代言人才终将是未来穿透千年的历史的胜利者。

 

　

［此帖子已被 中国人 在 2008-11-25 20:30:47 编辑过］

原上

　　“经济的发展本身并不难，难的是意识形态的变动。改造人的思想意识是很难的。上层建筑的变动极其缓慢，其消耗的时间和资源远远超过经济本身消耗的资源和时间。因此，在毛泽东时代处于上升时期的互助合作、团结友爱、崇高奉献的道德一旦被顽固的小农小资意识所破坏，就象潘多拉盒子打开后再难以合上一样，自私自利的观念一旦被激发就很难收敛。“当一个社会不幸沦落为市场社会时，必然无视意义、情感、价值；必然就没有了道德、信仰存活的空间”。　”　

 

 

说到点子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