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全国各地陆续出现很多版本,有的叫《鲁迅语录》,有的叫《鲁迅言论录》,有的是自编,有的是翻印北京的版本。当时出版界已陷入无序状态,一般语录都是非卖品,黄乔生发现惟一一本有定价的语录,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红色出版兵”编辑的,定价4角。
“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
1946年鲁迅逝世10周年,作家范泉在他主编的《文艺春秋》月刊10月号上推出了一个纪念特辑,以“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为题,邀请15位知识分子笔谈。茅盾、田汉、施蛰存、臧克家、萧乾等人纷纷提笔,所答均紧扣当年6月内战全面引爆之时局,好几位作家谈到李公仆、闻一多的遇刺,郭沫若、马叙伦的挨打,认为鲁迅如果活着,也难逃厄运。
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上海科学、教育、艺术和工商界的代表人士。席间罗稷南问了毛泽东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
毛泽东与罗稷南的对话最早由鲁迅与许广平的独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披露,其后,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出版人朱正在《鲁迅的一世纪》一书中分上下两章展现了诸多历史细节。
曹聚仁在《鲁迅评传》“政治观”一章中称鲁迅“带了浓重的虚无色彩,并不相信任何政党会有什么成就”。他始终坚持鲁迅的一生只是一个“革命的同路人”。
胡适眼中的鲁迅,“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他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揣度鲁迅与共产党之间的关联,“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共产党铺路。那不是事实,他和共产党本来没有关系,他是走投无路,最后逼上梁山。他从不批评共产主义,这也是不假的,他敞开着这样一个后门。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
真正改变鲁迅对革命者认识的人是瞿秋白和冯雪峰。鲁迅将瞿秋白引为“知己”,曾抄录“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相赠。瞿秋白英年早逝,共产党又把冯雪峰派到了鲁迅身边。
除了以笔为匕首投枪外,他还为共产党做了很多具体的事情,例如帮助成仿吾找到党组织;通过日本友好人士为共产党搜集情报;方志敏入狱后,他成为方和党中央特科的交通桥梁,在他的建议下,方志敏利用敌人软化他的时间,写下了《可爱的中国》等文章,流传后世。
萧红《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写到某天同鲁迅去看电影:
鲁迅先生坐在××电影院楼上的第一排,那片名忘记了,新闻片是苏联纪念五一节的红场。
“这个我怕看不到的……你们将来可以看得到。”鲁迅先生向我们周围的人说。
这个美好的愿景并非鲁迅对新中国的惟一假想。左联后期,他同周扬等人分歧日剧,难掩失望。在致王冶秋(左联成员,解放后曾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信中,他说,“我在这里,有些英雄责我不做事,而我实日日译作不息,几乎无生人之乐,但还要受许多闲气,有时真令人愤怒,想什么也不做……”在给曹靖华(留苏学生,参加过鲁迅主持的未名社,后因介绍苏联革命文学,代鲁迅搜集苏联版画和革命书刊,往来密切)的信中,他将周扬等左联领导比作“手执皮鞭,乱打苦工脊背,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
他看不得周扬等人唱高调,发号施令,不对敌人认真作战,于是写信给胡风,“我本是常常出门的,不过近来我知道了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在家里了。”
1934年至1935年间,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去找鲁迅,请他签一个文件,他不肯签,很生气地问她,“像(周扬)这样的党员,你们为什么不清出去。”
当冯雪峰长征后,到上海再见鲁迅,鲁迅的第一句话竟是,“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
1934年4月30日,他曾致信曹聚仁,“……倘当崩溃之时,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