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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华花饭

胡适评论道：“京剧太落伍，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黄侃挺身而起道：“适之，适之，那要唱武松打虎怎么办？”
　　
　　胡适因创作和提倡白话诗，被称为“新诗的老祖宗”。海内作新诗者均以能得胡适的评论而荣幸，以致后来以《女神》名噪诗坛的郭沫若，以一直得不到胡适的评论为憾。1923年，两人在一次欢宴上见面，当胡适在酒酣耳热中说起他曾想要评《女神》，并取《女神》读了五日时，郭沫若大喜，竟抱住胡适，和他接吻。
　　
　　有一次，胡适和新月派诗人聚会，对闻一多说：“你们湖北有三杰，一文一武一名伶，文人就是你，武人是黎元洪，名伶是谭鑫培。”闻一多笑道：“你们安徽也有三杰，也是一文一武一名伶，文人自然是你，武人是段祺瑞，名伶是梅兰芳。”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了《大清皇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末代皇帝溥仪因此得以深居宫中，继续着他的“皇帝”生活。在洋师傅庄士敦的调教下，红墙内的小皇帝对外界的一切新事物都充满了好奇：眼镜、电话、自行车。同时，他也了解了国内外的政治文化形势，知道了“新文化运动”（他称之为“白话文运动”），也就“认识”了胡适，读过《尝试集》，也读过《文存》。皇宫装了电话后，溥仪想起了胡适博士，很想听听洋博士是用什么腔调说话，溥仪在紫禁城里打电话约来了慕名已久的胡适，对胡适说：他对民国的优待条件并不在乎，只想多读点书，做一个“有为的青年”。胡适恭维道：“皇上真是开明！前途有望！”见面后，胡适对寂寞的溥仪心生怜悯，在6月6日的日记里写了一首诗：
　　有感
　　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
　　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注：也有研究者说此诗是胡适为恋人曹珮声所写）
　　
　　胡适在美国留学时，他的导师杜威曾让其博士论文没有通过。两年后，他亲临中国，看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的博士论文）在学术界的声势，才自愧有眼不识泰山。后来他颇以有胡适这样的学生而骄傲。
　　
　　胡适一生中，共接受了31个名誉博士学位，加上他的正式学位，共32个。胡适对唐德刚说，他的名誉学位有34个，多为一流学府所颁赠。胡适成为炎黄子孙中拿博士学位最多的人，其次是宋美玲，她的名誉博士学位是1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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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博士头衔大多名过于实，其哥伦比亚哲学博士文凭，也是迟至1927年才正式拿到手。饶是如此，也令同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刘半农大受刺激。刘经过数年苦读后，在国立巴黎大学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并当选巴黎语言学会会员。从此，他在人前自称“国家博士”，以与其他博士相区别。
　　
　　晚年胡适谈到齐白石的时候，胡适放低声音笑着对秘书胡颂平说：“这位齐老先生78岁还生儿子；良怜之后，还有好几个子女呢！”
　　
　　胡适在说到王国维与罗振玉时，其语言与常人无异：“静安先生的样子真难看，不修边幅，再有小辫子，又不大会说话，所以很少出门，但他真用功。罗振玉就不同，身材高大，人又漂亮，又会说话，说起话来又有丰采。真漂亮！”
　　
　　一次，胡适谈及北方早婚的人还声情并茂地朗诵了一首北方民谣：新娘年纪二十一，新郎还只一十一。两人一道去抬水，一头高来一头低。要不是公婆待我好，一脚踢他井里去。
　　
　　北平乃人文荟萃之地。餐馆食谱上多有以名人名字命名的名菜，如赵先生肉、张先生豆腐、马先生汤、胡博士鱼等等。中山公园长美轩的马先生汤为马叙伦首创，又称“三白汤”，味极鲜美。王府井承华园的胡博士鱼为胡适所创，其法为鲤鱼切丁，加三鲜细料熬成鱼羹。至于张先生豆腐和赵先生肉，也是京师名菜，却已失其详征，只知道“张先生”必是跟北大有密切关系的人，且是南方人。
　　
　　胡适喜欢吃肥猪肉，每次《独立评论》同仁开会前的聚餐，与会者都把肥肉搛给他，让他一个人吃得津津有味。
　　
　　胡适有天请罗隆基、潘光旦等到上海徽州馆尝家乡口味，一进门，老板见到他满脸笑容，对着厨房大吼一声。他们都听不懂，胡适解释这是徽州话，是在喊：“绩溪老倌，多加油啊！”多加油即是特别优待老乡之意，果然那餐油水特别足。后来梁实秋回忆说，有两个菜印象特别深，一是划水鱼，即红烧青鱼尾，鲜嫩无比；一是生炒蝴蝶面，即什锦炒生面片，非常别致，缺点是味太咸，油太大。
　　
　　胡适见宴会席上有家乡名菜狮子头，大为欢喜。即说：《论语》“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两句话是圣人最近人情的话，全世界两千年的哲人中，没有第二个人说过这样的话。
　　
　　20世纪20年代上海泥城桥开了一间叫“四而楼”的酒馆，很多人都不明白“四而”的意思，就去请教当时任上海公学校长的胡适。胡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只好亲自前往四而楼小酌，寻机向主人探问究竟。主人说，楼名取自《三字经》的“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只不过图个一本万利的彩头。胡几欲晕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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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北京接到新婚的妻子传来已有身孕的消息后，禁不住自我揶揄地吟唱起来：“我实在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无后主义’的招牌，于今天挂不起来了……”
　　
　　胡适说，瑞典的高本汉以一部《中国音韵学》，便可以推倒顾炎武以来三百年来的中国学者的纸上功夫；瑞典学者安特森发现的几处新石器遗址，便可以将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法国教师桑德华发现了一点旧石器，又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了几千年；周口店的一颗牙齿，经过步达生的化验，又把中国文化拉长了几万年。
　　
　　胡适写过一首关于文字方面的白话打油诗：“文字没有雅俗，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本来同一字，声音少许变了。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古人悬梁，今人上吊；古名虽未必佳，今名又何尝少妙﹖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金轿；古人加冠束帻，今人但知戴帽；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豹﹖”
　　
　　北伐成功后，高中以上学校及大学的雪上都受军事训练组织学生军。在学生军成立典礼上，胡适致词说：“大家都知道当兵的丘八最狠，因为他们有武器；同时学生更狠，因为他们有头脑，有学问，所以人称丘九。今天学生组织了学生军，就变成了丘十七，将来救国救民的责任，全在你们这批丘十七身上……”
　　
　　新文化运动发动人之一的钱玄同年轻时偏激，曾说：“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1927年，钱玄同过四十岁生日时，胡适、刘半农等人想起钱当年的激愤之语，果真写就讣告、挽联、挽诗以及悼念文章，并发出预告，计划在《语丝》出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结果钱玄同恼羞成怒，横加干涉，以至于专号流产。但颇有外地朋友信以为真，有的还打电话到北平慰问钱的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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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对他不喜欢的人，总是斜着头，从眼镜里看他，眼里露出白珠多，黑珠少，样子怪可嫌的。胡适对他说：“史书说阮籍能作青白眼，我从来没有懂得，自从认识了你，我才明白了‘白眼待人’是个什么样子。”丁听了大笑。
　　
　　胡适后来和杨杏佛成了好朋友，一日胡适去造杨杏佛，不巧主人不在家。胡适独坐无聊，突发诗兴，便以杨杏佛的大鼻子为题，赋一首打油诗曰：“大鼻子人人有，唯君大得凶。直悬一宝塔，倒挂两烟筒。亲嘴全无份，闻香大有功。江南一喷嚏，江北鱼蒙蒙。”杨杏佛回来后见此大笑，连呼：“好诗！好诗！”
　　
　　胡适和汤用彤闲谈。汤说，我有一个私见，就是不愿意说什么好东西都是从外国来的；胡适也笑对他说，我也有一个私见，就是说什么坏东西都是从印度来的。说完，两人相视大笑。
　　
　　杨振声任青岛大学校长期间，曾经邀请途经青岛的胡适来演讲。不料轮船抵达后，因风浪太大，无法上岸，胡只好给杨发了一封电报，电文曰：“宛在水中央。”杨接到电报后，回电曰：“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胡适讲课时，曾说：中国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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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经常到大学里去讲演。有一次，在某大学，讲演中他常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先生的话。引用时，他就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最后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时，竟引起了哄堂大笑，原来他写的是“胡说”。
　　
　　有一次胡适的朋友在胡家里聚餐，徐志摩像一阵旋风似的冲了进来，抱着一本精装的厚厚的大书，是德文的色情书，图文并茂，大家争着看。胡适说：“这种东西，包括改七芗、仇十洲的画在内，都一览无余，不够趣味。我看过一张画，不记得是谁的手笔，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一双红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还算有一点含蓄。”
　　
　　季羡林回忆胡适的一件小事：有一次召开教授会，杨振声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贵的古画，为了想让大家共同欣赏，他把画带到了会上，打开铺在一张极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啧啧称赞。这时适之先生忽然站了起来，走到桌前，把画卷了起来，做纳入袖中状，引得满堂大笑，喜气洋洋。
　　
　　1947年南京政治大学邀请胡适先生讲演，出现在讲台上的胡适，约五十多岁，留西式发型，鼻梁上架着近视眼镜，五官端正，容光焕发，文雅中兼有几分英俊，着浅蓝色的长袍，确有大学者的气派。会场上有人在窃窃私语：“胡先生胖了，胡先生胖了。”不料这话被台上的胡适听见了，所以他开头就讲：“我最近到南京开会，住了些时日，南方的大米饭是比北方的麦面好吃，营养又好，所以不觉胖了点。”胡适幽默的开场白把大家都逗笑了。
　　
　　有一段时间，蒋介石提议让胡适当总统，自己任行政院长。胡听说后，跟朋友开玩笑说：“蒋介石如一定让我做总统的话，我就去做好了，反正国家大事有他蒋介石管，与我有什么关系。到那时，我到南京，把总统府大门一关，还作我的《水经注》考证，总统府门禁森严，我便可以安心搞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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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乐于成人之美，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他有一本由他牵线作伐而成，或请他当主婚人、证婚人的新婚夫妇签名簿———“鸳鸯谱”，记录着当代许多文坛名人美满婚姻的佳话。在“鸳鸯谱”上签名的有赵元任夫妇、沈从文夫妇、徐志摩夫妇……
　　
　　沈从文喜欢一个叫张兆和的学生，天天给张兆和写情书，张从来不看，后来烦了，向校长胡适告状，胡适又是一笑，叫张兆和先看看情书以后再说。张兆和读完那些信后，渐渐被沈从文打动，终于成就了一段姻缘。
　　
　　1936年元旦，是经济学家千家驹与杨梨音女士结婚喜日，他们约请胡适证婚。千家驹说，胡适先生名满天下，他一点不摆架子，是很有人情味的。他拿出一本“鸳鸯谱”来，要大家在上面签名。举行婚礼时，他致词开玩笑说：“千家驹在北大时，担任学生会会长，是著名的捣蛋头儿，但在今天的婚礼上，却一点捣蛋气息都没有了，大概从今天起，千家驹已变成杨家驹了!”一席话，说得大家哄堂大笑。
　　
　　胡适好做媒。
　　陆小曼拟与其夫离婚，在徐志摩返苏州时前往车站送行，并送上糕点一盒，且要他车启动后才尝，说：“此糕乃赠君者也。有事时，请教于胡适之先生，先生将有助于君。”车开后，在糕盒里见有一信，内称离婚事。
　　陆小曼的母亲反对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事。胡适便去劝说，陆母向胡适提出两个要求，如能办到，便准他们结婚。这两个要求是：一、要请梁启超证婚，因为梁启超在全国素有名望，又是徐志摩的老师；二、要求在北京北海公园图书馆的礼堂里举行婚礼。这两项在当时都是挺难办的，但胡适最终都办妥了。
　　1926年的10月3日，即农历八月二十七，孔子诞辰，两人在北海公园举行婚礼。在亲友云集、热闹非凡的婚礼上，除了祝福，陆小曼和徐志摩还听到了证婚人梁启超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段证婚词：“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上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以后务要痛改前非，重做新人。徐志摩、陆小曼，你们都是离过婚，又重结婚的，都是过来人了，这全是由于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希望你们不要再一次成为过来人，我作为你徐志摩的先生--假如你还认我作先生的话--又作为今天这场婚礼的证婚人，我送你们一句话：祝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结婚。”
　　
　　蒋梦麟在北大时期，休弃农村第一位夫人另娶好友高仁山遗孀陶曾谷时，约请胡适作证婚人。当天，胡适的妻子江冬秀死活不让胡出门，说蒋不道德，抛弃元配另结新欢。胡适只得翻窗“潜逃”，成其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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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胡适驻美国，有一记者写了一篇关于胡适的报道，说胡适是个收藏家，一是收藏洋火盒，二是收藏荣誉学位。
　　
　　胡适喜欢研究奇怪的东西。胡适从1942年开始收集世界各国怕老婆的故事，他认为从中可以找到了解国际问题的钥匙。他发现，来自中国的怕老婆故事有几百个，来自美国、英国、北欧的这种故事也有几百个之多，来自日本和德国的却一个都没有。他因此得出结论：“人类中间这一种怕老婆的低级种子，只能在民主国家繁殖，不会产生在极权国家的土壤上。”次年，他收集到不少意大利的怕老婆故事，由此推断意大利在轴心国不会感到愉快，果然，意大利于是年九月向盟军投降了。
　　
　　1958年，胡适对朋友们接着收藏这个话题即兴演讲。胡适说，他收集的火柴盒有五千多个。他收藏的荣誉学位，也有三十多个，但不能算他的收藏，都是人家送的。他真正的收藏是全世界各国怕老婆的故事。“世界各种怕老婆的故事，我都收藏了。”胡适谈兴正浓，绘声绘色地讲了意大利有名的怕老婆的故事：地狱里最高魔王召集了所有高级的魔鬼，来讨论问题。因为所有犯了罪的鬼魂，这些鬼魂都说自己没有犯罪，都是他们的太太带来的罪过，他没有办法处置。魔王不明白阳间的情形，难道阳间的女人都这样可怕吗，要派去调查，派出的这位，要在阳间娶妻，体验一下，然后回来报告。大概像是卧底一样的高风险的工作，所有高级的魔鬼不愿意去，结果抽签决定地狱里魔鬼的一个头儿去。这魔鬼带了不少钱到了斐灵翠，娶了一漂亮的小姐结婚了。下面的，不消说，也知道了，这魔鬼不光是怕，是相当的怕。当他作威作福时，一听到农夫说，他老婆来了，他吓得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
　　
　　胡适在北平时，因“旧瓶新酒”一词引发他的考据癖。他说：“现在的人爱引用西洋古谚‘旧瓶新酒’，一定是被翻译错了。其出处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犹太人用羊皮装新酒，而不是用什么瓷玻璃瓶的。”当时有人特为此事写了一首打油诗：先生考据擅专场，马可福音第二章。原是旧皮囊一个，难将新酒此中装。
　　
　　胡适吃木瓜，为了证实是否是《诗经》里“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的木瓜，就抽出《诗经》来读，但仍吃不准是否指现在的木瓜。后来再查了《植物大辞典》，方才清楚。他对人说：“这种木瓜是很小的，所以说‘投’，很大的是投不了的。”
　　
　　齐白石曾卜一卦，相士说他七十五岁时有难，他便刻意将七十五岁“跳”了过去。这个问题在胡适为他编年谱时被发现了。
　　
　　胡适在台湾一直很关心大陆的文化动静。毛的诗词他也认真读，见答李淑一的韵跑得没了边，还很诚心地请教赵元任，问是不是湖南方言可以这样押，赵答曰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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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考证南朝陶弘景的《真诰》，发现《真诰》根本是抄袭《四十二章经》的；胡适以为是侦破了一桩千年的窃案。史学家陈寅恪却告诉他，朱熹早在七百年前就发现了。
　　
　　蔡元培为中华书局《红楼梦索隐》作注释，考证《红楼梦》的是记明珠家的隐事。不久胡适另外发表一篇《红楼梦考证》，重点是考证作者曹雪芹的身世和《红楼梦》版本，把蔡元培的《索隐》完全推翻了。当时上海有一家亚东图书馆，首先用新式标点出版了《红楼梦》、《水浒传》等小说，书的前面必有一篇胡适的考证文字。
　　
　　胡适在美国求学时，一天他问了50个中国朋友对于《天演论》是否相信，结果个个回答相信。后胡再问《天演论》是根据什么凭而成立，却只有两、三个人回答得出。
　　
　　胡适自述早在儿童时代即因看《资治通鉴》王充“刀锋刀刃”语而成为无神论者，回国后曾经对禅宗六祖的正统地位以考据方法进行怀疑，晚年不相信虚云和尚的年龄，并说“禅宗的和尚爱说谎”。
　　
　　胡适到书铺去，目的只是看书，轻易不买一本书。而且他买书的习惯，只买价值银元一元以下的书，超过了这个价值，他便不买。他在北大时，见到任何好书，向来只要开出书单，交由北大图书馆去购买的。
　　
　　胡适对人力车坚决不肯坐，认为“人拉人”是不人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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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胡适怕老婆，胡适属兔子，他的夫人江冬秀是属老虎的，胡适常开玩笑说：“兔子怕老虎。”当时就流传了胡适怕老婆的笑话。
　　
　　胡适经常讲：“太太年轻时是活菩萨，怎好不怕；中年时是九子魔母，怎能不怕；老了是母夜叉，怎敢不怕！”
　　
　　胡适的新三从四德大家估计是耳熟能详的，现在的女人总是拿来教育自己的老公或男朋友：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花钱要舍得。
　　
　　胡适常买书，对旧书商很客气，但家中的财权掌握在夫人手中，先生爱买书，太太不爱给钱，书账能拖就拖，实在拖不下去了才出手还账，还账时嘴里还牢骚埋怨不断。书商佩服胡适，但做他的买卖要和把钱抠得紧的胡太太打交道，大多感到麻烦不痛快。
　　
　　对于爱书、购书有癖好的人来说，最痛苦、最无奈的事莫过于面对梦寐以求的书，而囊中羞涩。琉璃厂的书商给胡适送他想要的书时，他面对的不是无钱买书之虞，而是如何动员太太痛快地付钱此等问题。胡适真是好修养，任凭他的太太怎样发牢骚、如何抱怨他买书，胡适也不会冲她发脾气。他的所为真是“PTT”俱乐部成员的楷模。
　　
　　1931年春天，胡适由沪赴平，道出青岛，杨振声、梁实秋邀请他到青岛大学演讲，他下榻万国疗养院。当晚，青大设宴，有酒如渑。胡适以遵夫人之命为借口，作劝酒的挡箭牌，好在朋友明白他的处境，也不勉为其难。除非身体情况不允许，事实上，“胡先生酒量不大，但很喜欢喝酒”。
　　
　　有一次，巴黎的朋友寄给胡适十几个法国的古铜币，因钱有“PTT”三个宇母，读起来谐音正巧为怕太太”。胡适与几个怕太太的朋友开玩笑说：“如果成立一个怕太太协会’，这些铜币正好用来做会员的证章。”
　　
　　胡适是P．T．T（怕太太）的楷模。有些人在写文章时，难免添油加醋，胡适即使读到挖苦、嘲讽他P．T．T，他也是一笑而过。1961年5月6日，报纸上发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胡适之伪装惧内》，胡适看到文章“留着冬秀作女皇，这是虚君，实权自在首相手中”这几句话，不禁哈哈大笑。胡适对胡颂平说：“这个作者好像知道我过去的事情，大体都不错，但有些地方是胡闹了。像他引的第一首诗‘先生几日魂颠倒’，明明是我给朱经农写的诗，这个人说是我给冬秀的，这不是胡闹吗？或者这个人记错了，或者故意这样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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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发妻江冬秀是母亲为他选者的。胡适虽早年丧父，人品相貌、资质才气均高人一等，上门订婚的人几乎踏破了门槛。对于胡适的身价，村子里曾有一个“值百金”的说法，意思是胡适若为女身，就可得到最高的聘金了。
　　
　　有一回，胡适随母亲冯太夫人去旌德县旺川村的姑婆家做客，恰巧一位吕姓的亲戚也来串门，看上了刚十多岁的胡适，认准这孩子将来要成她家的女婿。这位女戚的夫家姓江，称得上是旌德县的巨族，膝下有一女，名叫江冬秀，年逾胡适1岁，按胡适家乡的俗谚“宁可男长十岁，不可女大一年”来说，这是忌讳的。另外江冬秀肖虎，胡适属兔，旧法上也犯冲。为此，这门亲事就成了剃头担子一头热，女方要成，男方不依。
　　
　　后来女方请出了江冬秀的老师——胡适的本家叔叔胡祥鉴前来说项。这人巧舌如簧，东三西四地扯了一大堆吉祥话，硬生生地把胡适的母亲冯太夫人说得动了心。于是，按照当地的习俗，冯太夫人正儿八经地要来了江姑娘的生辰八字，请先生开课算过，结果出人意料地好。冯太夫人还不放心，又将江姑娘的八字与其他几个候选媳妇的八字一起放到竹升里，往灶司老爷座前供好。几天后，才虔诚地用竹筷从竹升内夹出一个写着姑娘八字的纸条，打开一看，仍是江姑娘。于是，胡适的婚事就这样定下了。
　　
　　胡适一直不喜母亲为他选择的发妻江冬秀，他十八岁在上海求学时，母亲让他回家完婚，他以求学要紧为由回绝了。1916年1月，在美国的胡适偶患小恙，躺在床上，倍受着清冷的凄苦，忽然邮差送来了江冬秀的信，尽管全部“不满八行字，全无要紧话”，却也感动了胡适。
　　
　　胡适从美国回安徽老家探亲时，曾提出要见江冬秀一面。江家拗不过他，总算勉强答应了。那天胡适来江家，由江冬秀的哥哥江耘圃陪同前往闺房。胡适跨进绣阁，只见江冬秀已掩进床帐内，张目望去，隐隐约约，只有隔帘花影之感。舅母一步抢上，伸手要去撩床帐，胡适这时已开始感到歉疚，忙拦住，然后就退了出来。胡适未见到未婚妻，但是江冬秀却见到了未来郎君，心中很是欢喜。回到家里，大家问他见了新人没有，胡适笑着说：“见了，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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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事母至孝，最终还是奉母命成婚，迎娶了母亲选择的儿媳妇。二十七岁胡适从美国留学回来出任北大教授时，才奉命完婚。婚礼那天，江冬秀穿花袄、花裙，胡适穿西装礼服、戴礼帽、穿黑皮鞋，两人相对，恭恭敬敬地行了三鞠躬礼。胡适还发表了一通演讲。胡适为自己的那次婚礼写过一首诗：
　　记得那年，
　　你家办了嫁妆，
　　我家办了新房，
　　只不曾捉到我这个新郎。
　　这十年来，
　　换了几朝帝王，
　　看了多少世态炎凉，
　　锈了你嫁妆剪刀，
　　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样，
　　更老了你和我人儿一双。
　　只有那十年的陈爆竹，
　　越陈便越响。
　　
　　新婚后，胡适写了几首白话诗，记闺房之趣，其中有一首这样写：“十三年没有见面的相思，于今完结，把一桩桩的伤心旧事，从头细说，你莫说你对不住我，我也不说对不住你——且牢牢记取这十二月三十夜的中天明月！”
　　
　　胡适婚后有过几次婚外情，但均被厉害的江冬秀所扼杀。赵元任与杨步伟结婚请胡适当证婚人，江冬秀就拒绝去喝喜酒，说是看不惯这种孟浪习气，胡适只好自己去了。胡适的好友梁实秋想和老婆离婚，另娶新人，江冬秀就把梁实秋的老婆接到自己家里，为她出谋划策，闹到法院里打官司。结果堂堂北大教授梁实秋竟然败诉，一时里传闻沸沸扬扬，丢尽了大教授的脸面。这一切都等于是间接地向胡适做“河东狮吼”，敲山震虎，唬得胡适不得不做出种种妥协的举动来。
　　
　　江冬秀特别看不惯胡适交往圈子中的孟浪习气，对所谓“浪漫机会”坚决不予迁就。有传言说最初是胡适看上陆小曼，无法跟太太离婚，陆小曼才转而许身徐志摩的，后来胡适又尽力促成其事，江冬秀怒不可遏，一天到晚骂胡适。有一天叶公超等人在胡家，胡太太又当着这些人的面骂胡适，骂他这批朋友：“你们都会写文章，我要是会写文章，有一天我要把你们这些人的真实面目写出来，你们都是两个面目的人。”刚说到这儿，胡适从楼上走下来，对太太说：“你又在乱说了。”胡太太说：“有人听我乱说我就说。你还不是一天到晚乱说。大家看胡适之怎么样，我是看你一文不值。”
　　
　　对于江冬秀，李敖曾有一段他个人的理解和评价：“你看到了江冬秀女士以后，你才知道胡适的伟大”，“像鲁迅，从日本留学回来以后，把原来那个乡下婆子，那个老婆丢掉了，像傅斯年把原来老婆都丢掉了，可是胡适没有把他这个缠小脚的乡下老婆丢掉，乡下老婆就反客为主，就欺负起胡适来，欺负到什么程度啊？胡适跟朋友们一起聊天的时候，这个老婆可以进来，当众骂街，讲脏话，讲粗话，讲撒泼的话”
　　
　　1961年5月，台湾一份报纸刊登一篇《胡适之伪装惧内》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话：“留着冬秀（胡适的太太）作女皇，这是虚君，实权自在首相手中”。据说，胡适读罢不禁哈哈大笑：“这个人好像知道我过去的事情，大体都不错，但有些地方是胡闹了。”
　　
　　但无论如何，最后胡适和江冬秀携手走完了一生，蒋介石评价他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和这个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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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一生中有好几段恋情，其中最有名的是韦莲司。韦莲司是1914年胡适在美国时所识,但是随着1917年胡适回国，两个人被迫分离。二人再度见面是十余年后的1927年，当再相见时，他们已经分别10年，都已人到中年，头上长出了白发。在这十年里，胡适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结了婚，有了孩子，事业上达到巅峰，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先驱，还有了曹佩声。曹是胡适在杭州养病时，结下的情缘，当时两人爱得死去活来，胡适称那段日子为“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据说，胡适的《尝试集》中后面的情诗大多为曹佩声所作。
　　
　　韦莲司爱的炙热，周质平的《胡适的情缘与晚境》中，有韦莲司写给胡适的情书，情书写得让人看了心惊肉跳：“没想到，我会如此爱你……胡适……我崇拜你超过所有的男人……”“我整好了我们那个小得可怜的床……我想念你的身体，更想念你在此的点点滴滴。我中有你，这个我，渴望你中有我……”但事实上他们只有精神之恋，没有肌肤之亲。
　　
　　韦莲司甚至在知道胡适和曹佩声的恋情的情况下，还答应胡适照顾去康乃尔大学深造的曹佩声。1962年胡适去世后，韦莲司竟和江冬秀成了朋友，整理胡适给她的书信，忙着为他成立出版基金。9年之后，空候一生的韦莲司在一个小岛上孤独地死去，遗物里竟然完好无缺地保存了胡适的书信和稿件。
　　
　　
　　曹珮声（曹诚英）是胡适三嫂同父异母的妹妹，以后是我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曹珮声比胡适大约小10岁。二人第一次见面是在胡适与江冬秀的婚礼上。当时婚礼上的“小伴娘”曹珮声就已经吸引了胡适的目光。曹佩声喜欢种花草，胡适夫妇到北京后，常写信给胡适，要他寄花籽给她，也不时作些小诗请胡适评阅，两人通信往返，互有好感。
　　
　　1918年的冬天，在家里的安排下，曹珮声嫁给了从小就已订婚的同乡胡冠英，1920年曹珮声考入杭州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丈夫胡冠英进入浙江第一师范就读，由于婚后四年，曹珮声一直在外求学而没有生育孩子，引起了婆婆的不满，为此婆婆以曹珮声四年不生孩子为由，给胡冠英在家乡娶了一房小妾。此事惹恼了曹珮声，已经开始接受五四新思想的曹珮声决定与丈夫离婚。1922年底，曹珮声与丈夫胡冠英解除了婚姻关系。
　　
　　1923年，胡适来到南方养病，经常栖息于沪杭两地，再一次见到了曹珮声。离婚后的曹珮声继续在杭州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求学，这一变故让受饱受办婚姻之苦的胡适又看到了爱情的希望之火。曹珮声离婚后第二年的4月29日，正是杭州城春光最明媚的时候，胡适出现在了西湖边上。胡适的乡邻好友，曹珮声的亲戚，著名诗人汪静之曾说：“胡适来杭州的目的是为探视独居的“小伴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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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时，曹珮声已不是胡适印象中当年的小伴娘，而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女学生，虽然离婚后独居，却依旧开朗，且又带几分伤感。汪静之曾这样形容过曹珮声：“她不算漂亮，但很迷人。先是令我着迷，后又使胡适着迷，她就是属于那不很漂亮，但有迷人魅力的女人！”
　　
　　略带伤感的曹珮声更让胡适着迷。在杭州一同游玩了4天后，5月3日，临别之时，胡适为曹珮声写下了一首题为《西湖》的白话小诗：“十七年梦想的西湖，不能医我的病，反使我病的更厉害了……这回来了，只觉得伊更可爱，因而舍不得匆匆就离别了。” 1923年5月25日，胡适在这一天的日记上粘贴了曹珮声随信寄来的八张与西湖有关的照片，其中一张是曹珮声自己的单身像。
　　
　　到了1923年的5月底，胡适再一次坐上了开往杭州的火车，出现在了烟雨朦朦的西湖边上。6月下旬，各个学校放假后，胡适终于在杭州南山的烟霞洞边等来了心中的爱人曹珮声。
　　
　　杭州西湖南山，有三处名洞，为水乐、石屋和烟霞，其中烟霞洞风景最佳，以朦胧中的烟霞为美，清修寺在烟霞洞的南边，十分安静，寺里的僧人仰慕胡适大名，便把大殿东边的两间小斋房出租给了胡适。在这里胡适与曹珮声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
　　
　　在杭州烟霞洞，两人安静地享受着爱情所带来的幸福，每日寄情于烟霞，或两人对弈，或闲坐品茗，或游山观佛。杭州多雨，雨后的西湖和四周的山峦更是清秀可爱，胡适在日记中多处记录了他和曹珮声一同漫步于山水之间。 今天晴了，天气非常好。下午我同珮声出门看桂花，过翁家山，山中桂树盛开，香气迎人。我们过葛洪井，翻山下去，到龙井寺……（《胡适日记》）
　　
　　天气不好的时候，两人则在檐下同读一卷书，胡适在日记中又曾这样写到：早晨与娟同看《续侠隐记》第二十二回《阿托士夜遇丽人》一段故事，我说这个故事可演一首记事诗……（《胡适日记》）
　　
　　两人同居时刚好是曹珮声放暑假，但很快就到了开学的时候，曹珮声又请了一个月的假，继续陪伴胡适，此后胡适一直在南方逗留到1923年的12月中旬才回北京。
　　
　　在烟霞洞与曹珮声一起生活的时光让胡适铭刻一生。胡适曾在1923年10月3日的日记中写到：我这三个月中在月光之下过了我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胡适日记》。
　　
　　两人虽然同居，但这并不为太多的外人知晓，1923年的中秋节，胡适邀请好友徐志摩来杭州游玩，自命为“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的徐志摩一眼就看出胡适与曹珮声非同一般的关系。
　　
　　胡适虽然是中国现代较早接触西方文化的人，但他又深受中国传统道德的影响，在面对自由的爱情和旧式的婚姻这个问题上，他始终表现出一种矛盾。
　　
　　徐志摩看出好友在杭州有了情人，便鼓励胡适要“革命”，但是与曹珮声相爱的胡适想要冲破礼教的束缚，却又缺乏勇气。因此胡适曾自我安慰：“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
　　
　　秋去冬来，离别的日子快到了，相见时难别亦难啊，天气也渐渐转凉，带着一片凄凉之意，胡适在日记中写到：睡醒时，残月在天，正照着我头上，时已三点了。这是在烟霞洞看月的末一次了……今当离别，月又来照我，自此一别，不知何日再继续这三个月的烟霞洞山月的“神仙生活”了！枕上看月徐徐移过屋角去，不禁黯然神伤（《胡适日记》）
　　
　　新历的1923年即将结束时，胡适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人间天堂——杭州，离开了已经怀孕的曹珮声，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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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微的寒风吹拂下，胡适回到了北京。徐志摩已经把胡适与曹珮声相爱的事情传开了。回到家中，妻子江冬秀手持剪刀逼问胡适，胡适承认了自己与曹珮声的恋情，由于此时母亲冯顺弟早已去世，不用再遵母命尽孝道的胡适终于向江冬秀提出了离婚。
　　
　　江冬秀以杀死他们的两个儿子相威胁，胡适只好作罢。但他心中依旧念念不忘曹珮声。与妻子争吵后，胡适离家出走，住在北京西山的朋友家中，心中的苦闷、感伤和凄凉无处排遣，在一个寒冷的夜晚，胡适写道：“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上的人影。”
　　
　　之后，曹佩声由胡适推荐于1934年赴美国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农学院，1937年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安徽大学和复旦大学任教，是我国第一位农学界女教授。
　　
　　1939年，曹佩声结识了一位归国留学生，俩人产生了恋情，岂料江冬秀在男方亲戚中败坏她的名声，致使男方单独解除婚约，直气得曹佩声要上峨嵋山当尼姑。后在其兄曹诚克力劝之下方改变了主意，又兼在美国做大使的胡适来信安慰，还捎来300美金资助生活，情绪才逐渐稳定下来。曹佩声对胡适，一直是痴情不改，一往情深，鸿雁不断，相互都品尝着苦涩的婚外恋情。
　　
　　1949年，胡适不听曹佩声的劝阻流亡到美国，从此两人鸿雁断绝，留下的是无尽的怀念。1958年，她退休后于1969年落户绩溪山城，原想找一处房前屋后能够耕作的住所，自筹资金建一个养猪场、气象台，但这些设想都一一落空。生活上十分清苦孑寂，她写有一首《临江仙》：“老病孤身难寄，南迁北驻迟疑，安排谁为决难题？哥哥长病废，质仰死无知。徒夸平生多友好，算来终日痴迷。于今除却党支持，亲朋休望靠，音信且疏稀。”
　　
　　曹珮声终身未再嫁人，她至死都把对胡适的爱珍藏在心底。杨林桥，位于胡适家乡安徽绩溪上庄村的村口，1965年6月25日，杨林桥被山洪冲毁，曹珮声捐献了自己的积蓄，重修杨林桥。
　　
　　1973年，曹佩声病逝于故乡安徽绩溪。临终前她留下遗言，一定要把她安葬在杨林桥边的那条小路旁，因为那是胡适回家的必经之路。她曾经委托好友汪静之，将她一直珍藏着的一大包与胡适来往资料，在她死后焚化。这段刻骨铭心的相思，她珍藏了一辈子，死后也随她带去了天堂。
　　
　　对于这段婚外恋，胡适有诗记之：“隐外西楼已半春，绸缪未许有情人。非关木石无恩意，为恐东厢泼醋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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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曾爱慕陈衡哲，他虽至死不承认，却给自己的女儿取名叫“素斐”。素斐即Sophia，也即“莎菲”，正是陈衡哲的英文名和笔名。
　　
　　陈衡哲是庚子赔款的第一批女留学生，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女作家，北京大学的第一个女教授。陈衡哲是一位历史学家，文学不是她的本行，但胡适赞誉她“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着文艺气息”，她是新文学史上颇有贡献的女作家。
　　
　　胡适和陈衡哲认识于留学美国期间。陈衡哲在美国五所最有名的女子大学之——瓦沙女子大学（Vassa College）留学，专修西洋历史，同时学习西洋文学。在那里，她结识了胡适、任叔永（鸿隽）、杨杏佛、梅光迪、朱经农、胡先（马肃）等人，并以莎菲为笔名开始写作。
　　
　　《胡适留学日记》中记载了胡适和陈衡哲见面的情形：“（1917年）4月7日与叔永去普济布施村（Poughkeepsie）访陈衡哲女士，吾于去年10月始与女士通信，五月以来，论文论学之书以及游戏酬答之片，盖不下四十余件。在不曾见面之朋友中，亦可谓不常见也。此次叔永邀余同往访女士，始得见之。”这是胡适在美留学期间与陈衡哲的第一次见面，他们虽然见面次数不多，但在五个月之内，胡适寄出了信函“四十余件”，差不多每月十件，为数颇不算少。留意那些“游戏酬答之片”，双方的感情还是很亲密、很谐趣的。1914年11月1日，因彼此称呼问题，“寄陈衡哲女士”云：你若“先生”我，我也“先生”你。不如两免了，省得多少事。
　　
　　1915年9月，梅光迪（觐庄）等人和胡适的“文学革命”笔战中，陈衡哲也支持胡适的主张。胡适说：“民国五年（即1916年）七八月间，我同梅（觐庄）任（叔永）诸君讨论文学问题最多，又最激烈。莎菲那时在绮色佳过夏，故知道我们的辩论文字。她虽然没有加入讨论，她的同情却在我的主张一方面。……她不曾积极参加这个笔战；但她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给了我不少的安慰与鼓舞。她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陈衡哲的短篇小说集《小雨点》胡适序）
　　
　　留美期间，胡适、陈衡哲、任鸿隽是三个好朋友。任鸿隽1919年与陈衡哲订婚，1920年陈衡哲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回国担任教授，和任鸿隽同在北大任教。1920年9月16日陈、任举行结婚典礼，胡适做赞礼，蔡元培为证婚人。胡适戏赠他俩的贺联是：“无后为大，著书最佳。”
　　
　　1921年7月31日，胡适在日记中记有这样的话：“得冬秀一信，知叔永、莎菲新得一女。因重到鸡鸣寺，作一诗贺他们。”诗曰：重上湖楼看晚霞，湖山依旧正繁华；去年湖上人都健，添得新枝姊妹花。他还在诗末加注说：“三个朋友一年之中添两女，吾女名素斐，即用莎菲之名。”素斐夭折后，任鸿隽陈衡哲夫妇送他们的女儿给胡适做干女儿。由此可见，两家交情很深。
　　
　　1927年，素斐夭折后一年半，远在美国的胡适给妻子江冬秀写信说：“冬秀，我今天哭了女儿一场！梦中忽然看见素斐，脸上都是病容，一会儿就醒了。醒来时，我很难过，眼泪流了一枕头，起来写了一首诗，一面写，一面哭。忍了一年半，今天才哭她一场……”并在信后附上诗《素斐》一首，有研究者认为，哭女儿是真情迸发，诗素斐，可到底是为哪个Sophia？
　　
　　陈衡哲曾用“金坚玉洁”来形容他们的友谊。但有人散布流言蜚语，他们三个人的友谊被人误解和中伤。1934年《十日谈》第二十六期的《文坛画虎录》专栏上，发表了“象恭”写的《陈衡哲与胡适》的短文。文章说陈衡哲要与胡适结成永久伴侣，胡适拒绝了，然后把她介绍给任鸿隽；陈衡哲、任鸿隽婚后感情一直淡淡的。此文引起了轩然大波。为了反击胡乱猜测和无中生有的诬蔑，胡适写信（任鸿隽陈衡哲夫妇过目并同意）给《十日谈》编辑部用事实来加以批驳，并要求杂志向他们三人公开道歉。
　　
　　为辟谣胡适曾写道：在留学时代，我与陈女士虽然只见过一面，但通信是很多的。我对她当然有一种很深的和纯洁的敬爱，使我十分重视我们的友谊。但我们从来没有谈到婚姻的问题。这是因为，第一，我们那时都在青年的理想时代，谁都不把婚姻看作一件重要的事；第二，当时一班朋友都知道陈女士是主张不婚主义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敢去碰钉子。她与任君相识最久，相知最深，但他们也没有婚姻之约。直到任君于1919年第二次到美国，陈女士感到他三万里求婚的诚意，方才抛弃了她的不婚主义，和他订婚。
　　
　　拿胡适的女儿“素斐”来做文章的，不是别人，是胡适的高足唐德刚。唐德刚说：“素斐者，SOPHIA也，‘莎菲’也！‘为念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后来，素斐夭折后胡适写的那首《素斐》的短诗。唐德刚先生认为这是一首“缠绵悱恻的一石双鸟，悼亡、怀旧之诗”。
　　
　　美籍学者夏志清说：“任氏夫妇一直是胡适的至交，也是他事业上最亲信的左右手，他对任太太是不存一丝罗曼蒂克的幻想的。但任、陈婚姻如此美满，胡适自己家里有个病中不准他看书、写诗的老婆——相形之下，他免不了艳羡他们的幸福。他骗过江冬秀，给自己的女儿取名素斐（SOPHIA），虽不能说纪念他同陈衡哲那段旧情，至少也希望女儿长得像瓦莎学院优秀生莎菲一样聪明好学，而一点也不像她生母那样的庸俗。德刚道破胡适为爱女取名用心良苦这一点，实在令人心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