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贴图]个个相貌堂堂 高清民国人物照（非精华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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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1月30日，北京大学教授、胡夫人的嫡堂弟江泽涵写信给胡适说：“我们开始觉得你们如果在北京，必定不会感觉不舒服的……我们的生活是很快乐的……”尽管当时在纽约的胡适正处于非常苦闷之中，但他还是在日记中批道：“这大概是有意说‘反话’”。
　　
　　20世纪50年代，内地大批胡适。在一座谈会上，与胡适有关系的几位老先生不得不“批判”，沈尹默讲话最妙，他说一次去看胡适，胡正在写文章，但见案头满是打开的书，边看边写，沈说：“这哪里是做学问的样子？”
　　
　　1954年11月，第二次批胡运动开始，几乎全中国都被动员起来，出版了八辑数百万字的《胡适思想批判》，针对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文学思想、哲学史观点、文学史观点、考据学、红学的艺术性、红学的人民性等九大罪状声讨，直指胡适是学术界的今之孔子，终于让胡适在中国被斗臭、斗倒。胡适倒是幽默以对，“笑颜逐开，大为高兴”，连称对他的九大罪状就是他在学术上的九大成就。
　　
　　1956年，周鲠生曾先后致信和拜会了胡适的老友陈源，动员他与胡适联系并劝胡适回国。9月20日，陈源受周鲠生之托驰书胡适，转述了周鲠生的意见：“……‘胡适批判’……已经过去了。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你如回去，一定还是受到欢迎。……他要我转告你，劝你多做学术方面的工作，不必谈政治……”。胡适收到信后，在“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这句话的下面划了线，并有批注云：“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
　　
　　1956年的一天，胡适为哥伦比亚大学讲完课时，当有学生问他：“听说共产党天天在中国大陆上清算你，你对此事作何感想？”面对这样一个政治问题，他以一句幽默话作答，应付了过去。
　　
　　1957年春，新加坡《南洋商报》记者曹聚仁给胡适写了一封信，劝胡适回大陆看看。与以前其他人写的信不同，曹聚仁此信采用了激将法。他在信中说：“今日在海外的文化人，就缺少一种到北京去看看中共的政治措施的勇气……”胡适知道曹聚仁的信是中共对他的统战。他在曹信的信封上批了“不作复”三个字。胡适对此大不以为然，他在1957年3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这个人往往说胡适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称章太炎是他的老师。其实我没有见过此人……
　　
　　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了8本《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约200万字，胡适极其耐心地看完这8本书，据严秀先生猜测，当时大陆无人读完这些书，包括这8本书的作者们。有次唐德刚指着这些书问胡适，“这几百万字的巨著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胡适回答：“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的到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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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胡适等十六名学者，在5月14日的《努力周报》上刊发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这篇名文，提出了要建立“好政府”的政治改革目标。文章发表后，引发一场关于“渐进与革命”的论争，王振钧、郑振夏等人问：“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面建筑‘好政府’呢？”胡适回答说：“我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话来做答案：‘最好双方分工并进，殊途同归’。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它。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次年，吴佩孚支持王宠惠组阁，罗文干、汤尔和等人入阁，本届政府被称作“好人政府”。但是这个“好人政府”只维持了七十三天就下台了。
　　
　　胡适向来反对暴力，主张以和平解决争端。他因为参加了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为共产党所不容。他对陈独秀说：“此次暴徒火烧《晨报》，难道也是争取自由之举吗？”陈独秀说：“《晨报》为新月派把持，这样的阶级立场，如何不能烧？”胡适非常生气：“仲甫，你竟然已不能容忍丝毫异己思想了？如果社会是这样的，那是何等的阴森残酷？”陈独秀说：“正因为社会阴森残酷，我们才无法容忍。他们捕杀共产党的时候，可曾有容忍？五卅惨案，可曾有容忍？我几次入狱，他们又何曾容忍过？”胡适说：“但是你在狱中的时候，马通伯、姚叔节这些旧学究都曾署名营救你，你出狱后，大家还谈笑一座，人情尚在，你难道忘了吗？”陈独秀稍为语塞，但马上又质问道：“但你为何参加善后会议？”胡适说：“以和平方式解决南北纷争而已。”陈独秀说：“段祺瑞是帝国主义之走狗，难道你不知道？”胡适说：“何为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安在？”陈独秀笑着说：“所以你我为不同阶级。”
　　
　　胡适谈民主：民主政治常常是常识政治，而开明的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特别英杰不可必得，而常识比较容易训练。
　　
　　胡适主编《独立评论》，每周一总是终日为杂志工作，夜里写文章常到3点，如是者三年。老婆每每见怪，胡适说，一星期之中只这一天不为吃饭不为名誉，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所以我心里最舒服”。
　　
　　胡适始终支持汪精卫。直到1944年汪精卫死了，胡适在11月13日的《日记》中，不但无只字谴责汪叛国当汉奸之罪，相反大动怜悯之心写道：“汪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
　　
　　有人问胡适，如果他真被提名当选总统怎么办，胡适说：“如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认；如果当选，我宣布无效。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
　　
　　胡适晚年公开对美国媒体说，他对“自由中国”的期待当然也包含大陆在内，他反对“两个中国”，也反对“一中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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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担任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期间，一次在听胡适演讲时，他斗胆向胡适提了一个问题，但当胡适得知他是未注册的学生时，拒绝回答他的问题。
　　
　　毛泽东同萧三等人经杨怀中先生介绍专程去拜访过胡适，同胡适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并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请胡适做过报告，解答问题。
　　
　　毛泽东在要不要出国留学的问题上，曾经请教过胡适。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在给好友周世钊的一封信中谈到关于他为什么不出过国考虑：“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一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和黎邵西（即黎锦熙）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五四”时期，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毛泽东一度支持胡适。“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时，当时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并亲自为这个研究会拟定了章程和首批亟待研究的“问题”，如“孔子问题”、“东西文明会合问题”、“经济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等等，共计七十一大类，其中的教育、女子、劳动、华工、实业、交通、财政、经济八大类又分列出八十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如“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中等教育问题”、“女子交际问题”、“贞操问题”、“国语问题”、“司法独立问题”、“联邦制应否施行问题”，合计一百四十四个要研究的“问题”。
　　
　　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与胡适的交往仍相当密切，他写给胡适的信中曾提到：“你的学生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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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漫记》记载说，1919年，毛泽东在回湖南的前夕，曾专程前去拜访胡适，目的是“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胡适欣然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要求，表示尽力给予支持，以后他也是这样做了。是年7月14日，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当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时，胡适看过之后立即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三十六号《新书评介》一栏中，对毛泽东的文章和《湘江评论》作了热情洋溢的肯定。胡适撰文说：“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北自北京，南至广州，东从上海苏州，西至四川，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没有这样新派的报纸……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接着他又专门对《湘江评论》和毛泽东的文章作了高度评价。胡适写道：“《湘江评论》的长处似乎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是现今一篇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的乐观。武人统治天下，能产生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1920年1月15日，毛泽东又拜访了胡适。胡适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来谈湖南事。”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也说到了这次拜访胡适所谈的内容。当时毛泽东正在北京酝酿筹备湖南“工读互助团”，为了争取支持；毛泽东去拜访了胡适，把办学的目的与初步计划向胡适求教。“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办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毛泽东在此还特别说明，自修大学的名字是胡适先生给起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胡适后来在日记中追忆了这件事：“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去了。”
　　
　　1920年4月，当毛泽东领导的“驱张”（驱湖南督军张敬尧）运动胜利后，他就回到了湖南。毛泽东一回到湖南便给胡适写信报告湖南“驱张”后的形势。信中写道：“适之先生：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访问时说过的这么一段话：“《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1945年8月抗战刚胜利时，远在美国的胡适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大意是说：日本既已投降，共产党就再没有正当的理由来继续保持一支庞大的私人军队，共产党现在更应该学英国工党的好榜样。这个劳工党没有一兵一卒，但在最后一次的选举中，却得到了压倒优势的胜利。可惜胡博士一直都没有得到回音。
　　
　　抗战结束后，毛泽东派董必武争取胡适，后来，又通过胡适的学生傅斯年代向老师胡适问好。胡适不但不买帐，还对共产党劝降，亲自写信给毛泽东，让共产党做不靠武力的第二大党，令毛泽东气而不理。在围困北京时，毛泽东曾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听后冷笑一哼：“不要相信共产党那一套！”他走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宣布胡适为战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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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陈存仁家中吃饭，无论饮酒或讲笑话时，对时局问题，常避而不谈。那个时期，他的家乡安徽，差不多一半以上都已变色，他只谈到他的家乡渍溪龙井乡上村改为适之村，共有五百多个户口，他家门口被写了八个大字“胡适之家，不可乱动”，他家祠堂已改为五四运动展览会永久会场云云。胡适谈到这点，认为那位北大图书馆馆员，看来还不会难为他。
　　
　　1949年后，中共中央多次对胡适进行了统战工作，胡适不为所动。1956年2月在北京怀仁堂宴请全国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毛泽东在谈到批判胡适时说道：“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
　　
　　1957年，毛泽东说胡适：“……说实在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1959年12月26日，这天是毛泽东生日，中午，胡适在台北家中留秘书胡颂平吃饭，谈起了毛泽东的老丈人杨昌济。胡颂平由此便问：“毛泽东进北大图书馆工作，是他老丈人带进去的吗？”胡适告诉说：“不是。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生怕生事，把它烧了。——当时北京有个工读辅助会，他先在辅助会工读，很苦。”那天，胡颂平还特地把心中一个疑问提了出来，他问胡适：“是否先生介绍他进图书馆？”胡适告诉说：“不，当时章行严（章士钊）当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当主任。章行严是湖南人，大概是章和李大钊两人把他介绍进去的。”不过，毛泽东说自己进北大图书馆是杨昌济先生介绍的。
　　
　　胡适看不上毛泽东的诗词。何炳棣曾将毛泽东的两首《沁园春》译成英文发表，一首是1925年所作的“独立寒秋，湘江北去……”，一首是1945年到重庆后立即发表的“北国风光，千里冰封……”。胡适看到后，对何说：“看了很不舒服，因为你还夸他颇不无诗才；事实上，他当初在北大还不配上我中国文学史的班呢!”
　　
　　胡适曾对唐德刚说过：“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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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1月28日，胡适与蒋介石首次会面了。胡对蒋颇有好感，他写信给罗隆基称蒋“是一个天才，气度也很广阔，但微嫌过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第二次见面，胡送了一册《淮南王书》给蒋，希望蒋能够从中悟到“虚君”的治国之道，并对蒋进行了民主主义教育。第三次见面时，蒋故意搪塞敷衍胡，令胡大为不悦，好感尽失。
　　
　　1938年，胡适出任驻美大使，武汉失守后，胡适成功拉得2500万美元贷款，蒋介石致电：“借款成功，全国兴奋”。胡适还自提一首诗以资纪念“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内战进入后期，国民党的统治岌岌可危。蒋介石要胡适做国民党的官，胡适先以“内人临送我上飞机时说‘千万不要做官，做官我们不好相见了！’”为辞搪塞，后又以“北大同人坚决反对”为由推辞。
　　
　　1948年，国民政府选举总统和副总统。当时蒋介石坚决表示不肯当总统。这事大出一般人的意料，国民党连开了几天会议，作了一个秘密决定，就是依从蒋介石属意的胡适当总统，他自己退居副座。这个决定当时只有风传，连胡适自己都不相信。有一天陈存仁只见中央研究院的人乱作一团，会议到了半夜三点钟还没有结果。到了早上七时，外间又轰轰然地闹到一塌糊涂。陈存仁被吵醒了，急急忙忙起身，原来中央研究院外面来了六十名宪兵，都是来保护胡适的。其实，早在一个钟点之前，胡适已秘密离开了中央研究院，避到一个任何人不知道的地方去了。他表示坚决不肯担任总统，后来由傅斯年亲自向最高当局解释，说胡适只愿意国民大会开得成功，同时拥护蒋主席当总统。其实也因找不到胡适本人承认竞选，这件事只得作罢。
　　
　　1948年12月17日，正是北大50周年校庆日和胡适57岁生日，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在南京黄埔路官邸专门设寿筵宴请胡适与江冬秀夫妇。平时请客从不备酒的蒋介石，特为胡适备酒贺寿，可谓破格示敬。尽管胡适对蒋氏夫妇的情谊深为感动，但当自己的助手胡颂平奉蒋氏之意劝他“替政府再做些外援的工作”时，胡却板起面孔极不高兴地说道：“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得起头来向外人说话！”
　　
　　1949年1月，但是国民党内要求胡适任驻美大使、外长的呼声很高。1月8日，蒋介石请胡适吃晚餐，劝他去美国，并说：“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这月，他收到了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的来信及“总统府资政”的聘书。几日后，胡适写了一封信给吴，婉拒总统府资政一职。6月30日，胡适连发三封电报，一给阎锡山，一给杭立武，一给蒋介石，都是坚辞外长一事。 8月20日，他在给杭立武的电报中说：“弟决不愿就外长，亦不愿就任何官职。弟昨始得见新布之千叶白皮书，更觉得我前所谓辩冤白谤，实有需要。若政府不许我向外声明未就外长事，岂非闭我之口，裹我之脚乎？此意千乞代陈介、麟、百、骝诸公为感。”
　　
　　1949年4月6日，胡适从上海搭乘客轮赴美，在国民政府风雨飘摇之际，莫可奈何地为蒋介石尽最后努力，盼挽救中共席卷中国的命运。4月21日，胡适抵达三藩市，迎接他的是共军已渡长江，国府偏安局面破灭的政治现实，胡适仅能强振精神地说，“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地用道义支持蒋总统（介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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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的颓势一发不可收拾，胡适、雷震等人办了一份杂志，希望借文字之功，鼓舞灰心丧气的军民，挽大厦于将倾。胡适提议，当年戴高乐在国难中办有一份《自由法国》，那么现在的这份杂志不妨叫《自由中国》。雷震即向蒋介石转述这层意义，蒋对其大加嘉许。但等他们都移驾台湾之后，这份刊物却成为攻击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利器，最终被封禁了事。
　　
　　1952年月11月19日，蒋介石为营造礼贤下士形象，邀胡适回台讲学，这是胡适赴美后难得的风光场面，访台时万人空巷，争睹风采，蒋经国也代表前往接机。胡适利用这股气氛大胆地对蒋介石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他也在《自由中国》三周年茶会上强调言论自由重要性，提及“在朝的应该培养鼓励合法的反对；在野的应该努力自己担负起这个责任，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友”。
　　
　　1958年，在蒋介石敦请下，胡适结束几近在美流亡的生活，返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蒋介石不但以上宾之礼待之，表示要从自己的稿费拨出一笔款项，配合中研院追加预算，帮胡适盖屋居住；还为胡适就职典礼亲自到中研院演说，直称胡适的道德与品格高尚，足膺中研院长重任。不过胡适不留情面地当场反驳学术与道德并无关系，中研院的责任还是在提倡学术，甚至一再说“总统错了”，气得蒋介石脸色大变，从此未再去中研院。
　　
　　胡适在蒋介石70寿辰为其所写的文章中，他讲了艾森豪威尔的两个故事，奉劝蒋介石学老艾的榜样试试《吕氏春秋》中说的“无智、无能、无为”。希望蒋介石守法守宪，节制自我，更有效地保证言论自由。
　　
　　1960年3月，又轮到6年一次的总统选举。当时蒋介石已73岁，已连任一次，如再连任，显然违反宪法，然而蒋介石还是作出了继续前台执政的抉择，还对下属说：“我要带你们打回大陆去。”胡适对此极为不满。在选举之前，他就请张群转告蒋介石，盼望蒋介石不做第三任总统，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他奉劝国民党不要再玩弄“劝进”的花招。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种方式，对蒋先生是一种侮辱，对我们老百姓是一种侮辱。”直到陈诚将结果告诉他，他还是说：“我还是抱万分之一的希望，希望能有转机。”
　　
　　1960年9月4日，为筹组在野党奔走的雷震被捕入狱。在美国参加中美学术合作会议的胡适，立即发电文给行政院长陈诚，指责此举甚不明智，“政府畏惧并挫折反对派运动，必将蒙摧残言论自由之恶名，恐将贻笑世界”。他并公开对外籍记者说，雷震为争取言论自由而付出的牺牲精神，“对得住自己、朋友，也对得住国家”。胡适也强调，雷震绝对是个“反共爱国”的人，因此他“不是营救雷震，营救的是国家”。
　　同年11月18日，胡适拜会蒋介石，说雷震的军事审判使他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但蒋介石刻意问胡适，不知是否听过他曾与人说，胡适这几年来“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们政府”？胡适连称蒋介石的话太重，先搬出当年赴美求援时所讲“我始终是坚定地用道义支持蒋总统”，又无奈地说，“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什么政府可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哪里去！”雷震入狱后，胡适从此远离政治，没有去探监，没能出来领导剩余反对势力组党，《自由中国》的后人痛批胡适退缩，担不上自由主义大师位置，殷海光更对胡适严加挞伐，让重清誉、好面子的胡适郁郁不已，自承在内心深处，也就是思想上，与雷震“在一起坐牢”；反倒是雷震狱中日记写到，梦见胡适对他说，担心探监引起蒋介石更大的怀疑，不得不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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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北大刚开学不久，九一八事变就发生了。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费了九个月的功夫，造成了一个新北大，九月十四日开学，五日之后就是九一八的一炮！日本人真是罪大恶极！”
　　
　　胡适就任北大校长后，雄心勃勃，称“既已做了北大校长，就希望做它十年八年，以求能做出一些成绩来，否则对不起北大，对不起自己。”他的目标是“一心一意把北大办成具有国际地位的大学”。
　　
　　1948年12月17日，是北大建校50周年，也是胡适57岁生日，在南京“中研院”内的北大校庆纪念会上，胡适致词：“我绝对没有梦想到今天会在这里和诸位见面，我是一个弃职的逃兵，是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语至痛切处，痛哭失声，会场一片凄然。
　　
　　1948年12月15日，胡适急匆匆拉着夫人坐上了国民党的专机，已经打捆好的一百多木箱书籍无法带走，甚至连小儿子也来不及通知，包中只装着正在校勘的《水经注》稿本和视若生命的十六回残本《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临行，留下一便笺，内云：“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
　　
　　季羡林的回忆文章写道：听说，他（胡适）离开北平后，曾从南京派来一架专机，点名接走几位老朋友，他亲自在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回以后，机舱门开，他满怀希望地同老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据说-——只是据说，他当时大哭一场，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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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蒋介石要求胡适去美国，而后又聘请胡适为“总统府资政”，但胡适却只在意北大校长的职务，他写信给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说：
　　依据“大学组织法”，国立大学的校长都不得兼任为俸给的职务。现在我还是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因时局关系，此时尚不能辞职。故请先生千万代我辞去总统府的名义与俸津。聘书也请先生代为收回，并乞先生勿发表此事，以免报界无谓的猜测与流言。
　　适明晚与梅校长同车去上海小住，特来告辞，恐不能相见，故带此信留呈先生，恳求先生念我愚诚，代我打消此事，不胜感谢！
　　
　　这个时候的胡适依然在履行北大校长的职责。1949年3月9日，北大医学院学生焦增煜从北平逃到上海，刚上岸就被扣押了，焦在狱中看到报纸上梅贻琦刊登的一则启事，知道第二天胡适有个公开演讲，就给梅打了电话，恰巧胡适也在梅贻琦处，接了电话后，他马上打电话给蒋经国，三十分钟焦就释放了。焦去看胡适，报告北平易手和自己出逃的经过，要求帮助。胡适当即亲笔给他写了一份证明书。凭着这一纸证明，焦才能漂洋过海，进了加拿大的一家医学院。而竺可桢日记中讲到，曾有北大法律二学生华力进拿了胡适的信要到浙大借读。
　　
　　1957年春天，他在纽约因胃溃疡大手术之后，立下了英文遗嘱，幻想“光复大陆后，北大成为自由大学时”，他留在北平的102箱书捐给北大。他此刻已感觉到，今生今世是不可能再回祖国大陆了。
　　
　　李敖自称在其困难的时候接受过胡适的资助，毕生讴歌胡适。李敖在其“2005年大陆文化之旅”北京大学访问期间，向北京大学捐款希望树立胡适铜像。
　　
　　胡思杜明确表示不随父母南飞，自己留下来暂住亲戚家中，看局势发展再决定行止。胡适无奈，只好遂了这位他呼曰“小三”的儿子的意愿。想不到这一别，再也未能相见。胡适直至去世，都未获悉留在大陆的那个后来号称与他断绝父子关系的小三胡思杜，已于1957年在政治运动中自杀身亡。晚年的胡适在遗嘱中，竟还为这个小儿子留下了一份小小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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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家乡念过九年私塾，在这里他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学生逃学，先生抓着便打，越打越逃”，原因是“老师收入太少，一个学生每年才交两块银元，老师生活困难，当然没精力认真去教，学生只有念死书，背死书。这样自然很苦，不愿去学，更谈不上去用功学习了”。胡适的母亲为他多交学费，才使两位先生认真为他讲书。
　　
　　1904年始胡适到上海生活了六年，先后在梅溪学堂、澄衷学堂及中国公学就学。他自述：“在我停留在上海的时期内，我经历过三个学校（无一个是教会学校），一个都没有毕业。”
　　
　　清末民初，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除以编撰教科书为重点外，对于一般图书则注重西方文化思想的译介，如严复译的《天演论》等思想名著。这些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术语，都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成了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许多人用这些名词做自己或女儿的名字，原名胡洪骍的胡适，也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取“适”字做了自己的表字和笔名。
　　
　　温源宁这样描写胡适：“四十出头了，胡博士还显得很年轻。脸刮得挺像样，衣服穿得挺像样，他真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头发漆黑，不见二毛；前额突出，跟奥古斯都大帝相似；一双坦率的大眼；两片灵活的嘴唇，显得能言善辩；面色红润，却不是由学者的‘生活朴素，思想高超’而来，也不是由俗人的‘饮食丰美，生活放荡’而来。中等身材，十分匀称，一举一动，轻快自如。从外表看来，胡博士是由俗人变为学者，而不是由学者变为俗人。”
　　
　　《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之后，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胡适也由此“暴得大名”，天下何人不识君，那个时代有个口头禅，居然是“我的朋友胡适之”。
　　
　　胡适的“朋友”遍天下，连美国人也不能幸免。珍珠港事变前，芝加哥大学教授史密斯当选众议员。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与此君曾有一饭之缘，得知消息后，便请他来中国驻美大使馆用晚餐。史议员在赴宴的路上突然想起：还不知道主人叫什么名字呢，这可如何是好﹖但转念一想，只需按“大使”、“阁下”这样称呼，定没错。宴会散后，胡大使送客时免不了“欢迎到敝国旅游”这样的客气话。“中国我是一定要去观光的，”史议员肯定地说，“我到贵国观光，第一个要拜访的便是我的朋友胡适之博士，大使先生，胡适博士现在在什么地方呀﹖”胡大使听后哈哈大笑，说：“胡适就站在你的对面呵。”宾主相拥大笑，尽欢而散。看来“我的朋友胡适之”在美国也是行得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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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留学归来，青春少年，声名远播，更兼风度翩翩，对女士温柔体贴，绅士风度十足。他讲课的时候，看到女生坐在窗边，寒风吹进来，他会很细心地走过去替她把窗户关上。与女孩子们在一起，他总是有说有笑，温厚机敏，幽默风趣。自然，免不了有许多女孩子苦苦追求他，写来许多神魂颠倒的情书。1926年，汤尔和赠给胡适一诗，描写的就是当年胡适周旋于红袖之间的情形：蔷花绿柳竞欢迎，一例倾心仰大名。若与随园生并世，不知多少女门生。缠头拼掷卖书钱，偶向人间作散仙。不料飞笺成铁证，两廓猪肉定无缘。
　　
　　胡适的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都只有上卷，人送雅号“半卷博士”。
　　
　　胡适在介绍自己的事业时，只介绍文学是他的“娱乐”，哲学是他的“职业”，历史是他的“训练”，政治是他的“兴趣”，却从未说过教育是他的“什么”。
　　
　　胡适在评论中国传统戏曲时说，居然竟有人把脸谱，嗓子、台步、武把子、唱工、锣鼓、马鞭子、跑龙套，等等，当作中国戏剧的精华！
　　
　　胡适说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翻阅《大英百科全书》偶然发现的。
　　
　　上世纪30年代，赵元任和杨步伟去安徽旅游，游览了黄山，顺便去了歙县胡适之的老家，两人赞叹真是山清水秀之乡，杨步伟和赵元任写了一封信给适之说，你们有这种好风水的地方，所以才出了你这个人。适之回信说：“韵卿（杨步伟字韵卿），我要接吻你一百次，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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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春天，胡适应清华大学学生所请，开列了一份共计185种“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把《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也列入。梁启超对胡适说：“我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陋，但说连国学最低限度也没有，我不服。”徐志摩看了“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后说：“惭愧！十本书里有九本是我不认识它的……我是顶佩服胡先生的，关于别的事，我狠听他（胡适）的，但如其他要我照他定的书目用功，那就好比要我生吞铁弹了。”
　　
　　胡适在陈存仁家中，常时喜欢讲笑话，谈小脚，谈辫子，谈打麻雀。他常提起他的太太江冬秀女士。他说，他太太虽是小脚，但早年就解除束缚了，他称她是“改组派”。关于他自己的辫子，在考取官费留学那年（宣统二年），他还是拖着辫子上船的。至于打麻雀，他的太太最欢喜，他自认是怕老婆会的会长，所以非但不反对，而且常常在案牍疲劳之后，也参加打几圈。
　　
　　民国时期，官员、文人搓麻成风，胡适在《麻将》一文中痛斥麻将的祸害。他算了一笔账，即麻将每四圈费时约二点钟，少说一点，全国每日只有100万桌麻将，每桌只打八圈，就得费400万点钟，就是损失十六万七千日的光阴，更不用说金钱的输赢、精力的消磨。他写道：“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到哪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吗？……只有咱们这种不长进的民族以‘闲’为幸福，以‘消闲’为急务，男人以打麻将为‘消闲’，女人以打麻将为家常，老太婆以打麻将为下半生的大事业！”他把麻将与鸦片、八股、小脚列为“四大害”。
　　
　　骂归骂，胡适也不是视麻将为洪水猛兽坚决不碰。梁实秋就曾看到过胡适搓麻的情景：“有一年在上海，胡适、潘光旦、罗隆基、饶子离几位在一品香饭店开了房间，硬木桌上打牌，滑溜溜的，震天价响。”梁实秋还记得那次胡适“麻运”不佳，最后输个精光，因为带的现金不够，只好开出一张三十多元的支票，在当时不算小数目。
　　
　　相对于胡适的胜少败多，胡夫人在方城战中可谓每战皆捷，这让平生不信鬼神的胡适，“小心求证”出“麻将里头有鬼”，亦不失为一趣闻。
　　
　　唐德刚从胡适打麻将联想到他的思想，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一次在背后看他打麻将，我忽有所悟。胡氏抓了一手杂牌，连呼“不成气候，不成气候！”，可是“好张子”却不断地来，他东拼西凑，手忙脚乱，结果还是和不了牌。原来胡适之这位启蒙大师就是这样东拼西凑，手忙脚乱。再看他下家，那位女士慢条斯理，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她正在摸“清一色”，所以不管“好张子，坏张子”，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
　　其实“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又岂只胡家这位女客。在胡氏有生之年里，各党派、各学派、各宗师……哪一个不是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呢？！胸有成竹，取舍分明，所以他们没有胡适之那样博学多才，他们也就没有胡适之那样手忙脚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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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评论道：“京剧太落伍，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黄侃挺身而起道：“适之，适之，那要唱武松打虎怎么办？”
　　
　　胡适因创作和提倡白话诗，被称为“新诗的老祖宗”。海内作新诗者均以能得胡适的评论而荣幸，以致后来以《女神》名噪诗坛的郭沫若，以一直得不到胡适的评论为憾。1923年，两人在一次欢宴上见面，当胡适在酒酣耳热中说起他曾想要评《女神》，并取《女神》读了五日时，郭沫若大喜，竟抱住胡适，和他接吻。
　　
　　有一次，胡适和新月派诗人聚会，对闻一多说：“你们湖北有三杰，一文一武一名伶，文人就是你，武人是黎元洪，名伶是谭鑫培。”闻一多笑道：“你们安徽也有三杰，也是一文一武一名伶，文人自然是你，武人是段祺瑞，名伶是梅兰芳。”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了《大清皇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末代皇帝溥仪因此得以深居宫中，继续着他的“皇帝”生活。在洋师傅庄士敦的调教下，红墙内的小皇帝对外界的一切新事物都充满了好奇：眼镜、电话、自行车。同时，他也了解了国内外的政治文化形势，知道了“新文化运动”（他称之为“白话文运动”），也就“认识”了胡适，读过《尝试集》，也读过《文存》。皇宫装了电话后，溥仪想起了胡适博士，很想听听洋博士是用什么腔调说话，溥仪在紫禁城里打电话约来了慕名已久的胡适，对胡适说：他对民国的优待条件并不在乎，只想多读点书，做一个“有为的青年”。胡适恭维道：“皇上真是开明！前途有望！”见面后，胡适对寂寞的溥仪心生怜悯，在6月6日的日记里写了一首诗：
　　有感
　　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
　　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注：也有研究者说此诗是胡适为恋人曹珮声所写）
　　
　　胡适在美国留学时，他的导师杜威曾让其博士论文没有通过。两年后，他亲临中国，看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的博士论文）在学术界的声势，才自愧有眼不识泰山。后来他颇以有胡适这样的学生而骄傲。
　　
　　胡适一生中，共接受了31个名誉博士学位，加上他的正式学位，共32个。胡适对唐德刚说，他的名誉学位有34个，多为一流学府所颁赠。胡适成为炎黄子孙中拿博士学位最多的人，其次是宋美玲，她的名誉博士学位是1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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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博士头衔大多名过于实，其哥伦比亚哲学博士文凭，也是迟至1927年才正式拿到手。饶是如此，也令同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刘半农大受刺激。刘经过数年苦读后，在国立巴黎大学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并当选巴黎语言学会会员。从此，他在人前自称“国家博士”，以与其他博士相区别。
　　
　　晚年胡适谈到齐白石的时候，胡适放低声音笑着对秘书胡颂平说：“这位齐老先生78岁还生儿子；良怜之后，还有好几个子女呢！”
　　
　　胡适在说到王国维与罗振玉时，其语言与常人无异：“静安先生的样子真难看，不修边幅，再有小辫子，又不大会说话，所以很少出门，但他真用功。罗振玉就不同，身材高大，人又漂亮，又会说话，说起话来又有丰采。真漂亮！”
　　
　　一次，胡适谈及北方早婚的人还声情并茂地朗诵了一首北方民谣：新娘年纪二十一，新郎还只一十一。两人一道去抬水，一头高来一头低。要不是公婆待我好，一脚踢他井里去。
　　
　　北平乃人文荟萃之地。餐馆食谱上多有以名人名字命名的名菜，如赵先生肉、张先生豆腐、马先生汤、胡博士鱼等等。中山公园长美轩的马先生汤为马叙伦首创，又称“三白汤”，味极鲜美。王府井承华园的胡博士鱼为胡适所创，其法为鲤鱼切丁，加三鲜细料熬成鱼羹。至于张先生豆腐和赵先生肉，也是京师名菜，却已失其详征，只知道“张先生”必是跟北大有密切关系的人，且是南方人。
　　
　　胡适喜欢吃肥猪肉，每次《独立评论》同仁开会前的聚餐，与会者都把肥肉搛给他，让他一个人吃得津津有味。
　　
　　胡适有天请罗隆基、潘光旦等到上海徽州馆尝家乡口味，一进门，老板见到他满脸笑容，对着厨房大吼一声。他们都听不懂，胡适解释这是徽州话，是在喊：“绩溪老倌，多加油啊！”多加油即是特别优待老乡之意，果然那餐油水特别足。后来梁实秋回忆说，有两个菜印象特别深，一是划水鱼，即红烧青鱼尾，鲜嫩无比；一是生炒蝴蝶面，即什锦炒生面片，非常别致，缺点是味太咸，油太大。
　　
　　胡适见宴会席上有家乡名菜狮子头，大为欢喜。即说：《论语》“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两句话是圣人最近人情的话，全世界两千年的哲人中，没有第二个人说过这样的话。
　　
　　20世纪20年代上海泥城桥开了一间叫“四而楼”的酒馆，很多人都不明白“四而”的意思，就去请教当时任上海公学校长的胡适。胡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只好亲自前往四而楼小酌，寻机向主人探问究竟。主人说，楼名取自《三字经》的“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只不过图个一本万利的彩头。胡几欲晕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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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北京接到新婚的妻子传来已有身孕的消息后，禁不住自我揶揄地吟唱起来：“我实在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无后主义’的招牌，于今天挂不起来了……”
　　
　　胡适说，瑞典的高本汉以一部《中国音韵学》，便可以推倒顾炎武以来三百年来的中国学者的纸上功夫；瑞典学者安特森发现的几处新石器遗址，便可以将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法国教师桑德华发现了一点旧石器，又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了几千年；周口店的一颗牙齿，经过步达生的化验，又把中国文化拉长了几万年。
　　
　　胡适写过一首关于文字方面的白话打油诗：“文字没有雅俗，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本来同一字，声音少许变了。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古人悬梁，今人上吊；古名虽未必佳，今名又何尝少妙﹖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金轿；古人加冠束帻，今人但知戴帽；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豹﹖”
　　
　　北伐成功后，高中以上学校及大学的雪上都受军事训练组织学生军。在学生军成立典礼上，胡适致词说：“大家都知道当兵的丘八最狠，因为他们有武器；同时学生更狠，因为他们有头脑，有学问，所以人称丘九。今天学生组织了学生军，就变成了丘十七，将来救国救民的责任，全在你们这批丘十七身上……”
　　
　　新文化运动发动人之一的钱玄同年轻时偏激，曾说：“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1927年，钱玄同过四十岁生日时，胡适、刘半农等人想起钱当年的激愤之语，果真写就讣告、挽联、挽诗以及悼念文章，并发出预告，计划在《语丝》出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结果钱玄同恼羞成怒，横加干涉，以至于专号流产。但颇有外地朋友信以为真，有的还打电话到北平慰问钱的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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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对他不喜欢的人，总是斜着头，从眼镜里看他，眼里露出白珠多，黑珠少，样子怪可嫌的。胡适对他说：“史书说阮籍能作青白眼，我从来没有懂得，自从认识了你，我才明白了‘白眼待人’是个什么样子。”丁听了大笑。
　　
　　胡适后来和杨杏佛成了好朋友，一日胡适去造杨杏佛，不巧主人不在家。胡适独坐无聊，突发诗兴，便以杨杏佛的大鼻子为题，赋一首打油诗曰：“大鼻子人人有，唯君大得凶。直悬一宝塔，倒挂两烟筒。亲嘴全无份，闻香大有功。江南一喷嚏，江北鱼蒙蒙。”杨杏佛回来后见此大笑，连呼：“好诗！好诗！”
　　
　　胡适和汤用彤闲谈。汤说，我有一个私见，就是不愿意说什么好东西都是从外国来的；胡适也笑对他说，我也有一个私见，就是说什么坏东西都是从印度来的。说完，两人相视大笑。
　　
　　杨振声任青岛大学校长期间，曾经邀请途经青岛的胡适来演讲。不料轮船抵达后，因风浪太大，无法上岸，胡只好给杨发了一封电报，电文曰：“宛在水中央。”杨接到电报后，回电曰：“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胡适讲课时，曾说：中国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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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经常到大学里去讲演。有一次，在某大学，讲演中他常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先生的话。引用时，他就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最后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时，竟引起了哄堂大笑，原来他写的是“胡说”。
　　
　　有一次胡适的朋友在胡家里聚餐，徐志摩像一阵旋风似的冲了进来，抱着一本精装的厚厚的大书，是德文的色情书，图文并茂，大家争着看。胡适说：“这种东西，包括改七芗、仇十洲的画在内，都一览无余，不够趣味。我看过一张画，不记得是谁的手笔，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一双红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还算有一点含蓄。”
　　
　　季羡林回忆胡适的一件小事：有一次召开教授会，杨振声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贵的古画，为了想让大家共同欣赏，他把画带到了会上，打开铺在一张极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啧啧称赞。这时适之先生忽然站了起来，走到桌前，把画卷了起来，做纳入袖中状，引得满堂大笑，喜气洋洋。
　　
　　1947年南京政治大学邀请胡适先生讲演，出现在讲台上的胡适，约五十多岁，留西式发型，鼻梁上架着近视眼镜，五官端正，容光焕发，文雅中兼有几分英俊，着浅蓝色的长袍，确有大学者的气派。会场上有人在窃窃私语：“胡先生胖了，胡先生胖了。”不料这话被台上的胡适听见了，所以他开头就讲：“我最近到南京开会，住了些时日，南方的大米饭是比北方的麦面好吃，营养又好，所以不觉胖了点。”胡适幽默的开场白把大家都逗笑了。
　　
　　有一段时间，蒋介石提议让胡适当总统，自己任行政院长。胡听说后，跟朋友开玩笑说：“蒋介石如一定让我做总统的话，我就去做好了，反正国家大事有他蒋介石管，与我有什么关系。到那时，我到南京，把总统府大门一关，还作我的《水经注》考证，总统府门禁森严，我便可以安心搞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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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乐于成人之美，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他有一本由他牵线作伐而成，或请他当主婚人、证婚人的新婚夫妇签名簿———“鸳鸯谱”，记录着当代许多文坛名人美满婚姻的佳话。在“鸳鸯谱”上签名的有赵元任夫妇、沈从文夫妇、徐志摩夫妇……
　　
　　沈从文喜欢一个叫张兆和的学生，天天给张兆和写情书，张从来不看，后来烦了，向校长胡适告状，胡适又是一笑，叫张兆和先看看情书以后再说。张兆和读完那些信后，渐渐被沈从文打动，终于成就了一段姻缘。
　　
　　1936年元旦，是经济学家千家驹与杨梨音女士结婚喜日，他们约请胡适证婚。千家驹说，胡适先生名满天下，他一点不摆架子，是很有人情味的。他拿出一本“鸳鸯谱”来，要大家在上面签名。举行婚礼时，他致词开玩笑说：“千家驹在北大时，担任学生会会长，是著名的捣蛋头儿，但在今天的婚礼上，却一点捣蛋气息都没有了，大概从今天起，千家驹已变成杨家驹了!”一席话，说得大家哄堂大笑。
　　
　　胡适好做媒。
　　陆小曼拟与其夫离婚，在徐志摩返苏州时前往车站送行，并送上糕点一盒，且要他车启动后才尝，说：“此糕乃赠君者也。有事时，请教于胡适之先生，先生将有助于君。”车开后，在糕盒里见有一信，内称离婚事。
　　陆小曼的母亲反对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事。胡适便去劝说，陆母向胡适提出两个要求，如能办到，便准他们结婚。这两个要求是：一、要请梁启超证婚，因为梁启超在全国素有名望，又是徐志摩的老师；二、要求在北京北海公园图书馆的礼堂里举行婚礼。这两项在当时都是挺难办的，但胡适最终都办妥了。
　　1926年的10月3日，即农历八月二十七，孔子诞辰，两人在北海公园举行婚礼。在亲友云集、热闹非凡的婚礼上，除了祝福，陆小曼和徐志摩还听到了证婚人梁启超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段证婚词：“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上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以后务要痛改前非，重做新人。徐志摩、陆小曼，你们都是离过婚，又重结婚的，都是过来人了，这全是由于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希望你们不要再一次成为过来人，我作为你徐志摩的先生--假如你还认我作先生的话--又作为今天这场婚礼的证婚人，我送你们一句话：祝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结婚。”
　　
　　蒋梦麟在北大时期，休弃农村第一位夫人另娶好友高仁山遗孀陶曾谷时，约请胡适作证婚人。当天，胡适的妻子江冬秀死活不让胡出门，说蒋不道德，抛弃元配另结新欢。胡适只得翻窗“潜逃”，成其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