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贴图]个个相貌堂堂高清民国人物照（非精华帖）

豪华花饭 · 发表于 2012-4-20 12:52:00

1930年12月17日，胡适四十岁生日。他的好友、学生不约而同地给他送去了用白话文写的寿联。地质学家、也是新文化运动健将的丁文江的寿联是：凭咱这点切实工夫，不怕二三人是少数；看你一团孩子脾气，谁说四十岁为中年。
　　
　　胡适与梅兰芳、齐如山（电影《梅兰芳》中冯如白的原型）交好。他对梅兰芳相当爱护，梅氏出国演剧，预先印了一本特刊，胡适亲自为之校阅。梅的英文演讲词、宣传品，都经胡适改正过的。
　　
　　齐如山有一篇文章说：“我与适之先生相交五十多年。在民国初年，他常到舍下，且偶与梅兰芳同吃便饭，畅谈一切。一次，梅在中和园演戏，我正在后台，适之先生同梅月涵、周寄梅两位先生忽然降临。我问他，你向来不十分爱看戏，何以今晚兴趣这样高?他已微有醉意，说：‘我们不是来看戏，是来看你。’后来他还在医院中给我写了两封很长的信，一封是讨论《四进士》一戏的意义，他说：‘所有旧的中国戏剧中，以《四进士》的台词最精彩，因为有大部分的念白接近白话文。’”
　　
　　胡适的儿子胡思杜留在了大陆，大陆批判胡适开始之后，1950年，他公开表示与胡适划清界限，称胡适为“人民的敌人、反动份子，罪行早和美帝有关”，报纸登出这个消息后，蒋介石亲自把胡适叫到家里予以安慰，胡适似乎并不领情，竟搬出了蒋经国在苏联时期大骂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与蒋介石划清界限的往事，弄得蒋无话可说。顾颉刚、朱光潜等北大旧友，也在一波波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中批判胡适，胡适则强调相信友人只是为了在检讨中过关，并非真心之论。
　　
　　胡适听说钱穆时，钱穆还在苏州的一所中学任教。一次胡适到苏州讲演，特地去看望钱穆，他说：“我来苏州有两件事：一是购买《江□诗集》，二是想见见钱穆。”
　　
　　1930年4月，胡适曾写信给杨杏佛，称“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20世纪50年代，他又说，“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

豪华花饭 · 发表于 2012-4-20 12:53:00

季羡林曾回忆和胡适共事的日子：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那一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作为系主任，我要向校长请示汇报工作，他主编报纸上的一个学术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谈学术问题，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从来没见他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此外，在教授会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会上，在北京图书馆的评议会上，我们也时常有见面的机会。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有一天，季羡林到校长办公室去见胡适。一个学生走进来对胡适说：昨夜延安广播电台曾对他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胡适听了以后，含笑对那个学生说：“人家信任我吗？”季羡林觉得这个学生的身份他不能不明白，但他不但没有拍案而起，怒发冲冠，态度依然亲切和蔼。
　　
　　李敖考证胡适的作品，考出了胡本人都忘记了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写的文章。胡后来见到李，握着这位20岁毛头小伙子的手，赞道：“李敖小兄，你实在是比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啊！”
　　
　　胡颂平回忆胡适：先生平时交给我的工作，无论是写一封简单的信稿，或是摘录一些参考资料，或是出去接洽一件事情，总是说：“我想请你帮我做一件事，你有空时去办，不忙，不忙。”等我办好复命时，也总是说：“谢谢你”，或是说：“太麻烦你了，多谢多谢。”去年12月里，他在台大医院特一号病房里养病，有一天夜里，他的被头不曾盖好，夜班的护士看见了，轻轻地过去帮他盖好。这时他已经睡着了，但他在睡梦中对这位特别护士说：“谢谢你。”第二天，这位护士告诉他时，他自己一点也记不起了。我8点半到了医院之后他对我说：“刚才护士小姐说的话。如果我睡着真的会说‘谢谢你’三个字，我相信这是我的好习惯。”
　　
　　胡适晚年认识了一个名叫袁瓞的小贩。小贩是个卖芝麻饼的，他们两人经常在一起闲聊。有一天，胡适的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台大医院。他的朋友和梅夫人拿着一个芝麻饼送到了胡适的病房说：“我给你吃一样东西，我相信你一定没吃过。”“我早就吃过了，”胡适笑着说，“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做的。”天真的胡适以为，诺大一个台北市，芝麻饼都是“我的朋友”袁瓞做的。
　　
　　八十多岁的季羡林到台湾访问，在大会上听到主席李亦园院士的讲话，说适之先生晚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在下午饮茶的时候，他经常同年轻的研究人员坐在一起聊天。有一次，他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季羡林乍听之下，百感交集。他想到适之先生一直到晚年还关注着他的学术研究，知己之感，油然而生。

豪华花饭 · 发表于 2012-4-20 12:54:00

　1914年，到美国仅4年的胡适，痛感留学生的沉迷生活，撰写了忧患不已的《非留学篇》。这篇洋洋洒洒的长文的开头四句是：“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非敲门之砖也；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而功半者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
　　
　　1915年2月20日，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与其英文教师亚丹谈话中论及国立大学的重要性，很受刺激。于是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吾他日能见中国有一国家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剑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四万万方里、四万万人口之大国乎！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国乎！”
　　
　　1916年，身在美国的胡适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他“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
　　
　　胡适曾说：“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
　　
　　胡适告诫学生：“凡是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方才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肯读书。凡是要等到有了实验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实验室也不肯做研究。”
　　
　　胡适曾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勉励：敬爱的朋友们，让我们都学学大海，“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他们”对石子和秽水，尚且可以容忍；何况“我们”自家人的一点子误解，一点子小猜嫌呢？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从今以后，都向上走，都朝前走，不要回头踩那伤不了人的小石子，更不要回头来自相践踏。我们的公敌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进步的方向是朝上走。

豪华花饭 · 发表于 2012-4-20 12:55:00

胡适在写给鲁迅、周作人兄弟和陈源的劝架信中说：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虽然别人也许嘲笑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的遗迹，——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着他们朝向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
　　
　　胡适跟陈独秀关系非常，或畅谈，或争论。有一次争论得厉害，陈独秀问：“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胡适生气了，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拿起拐杖，在地板上连连笃了几下，就走了。而他在检讨自己时对陈独秀的苦干精神是佩服的，他说自己“一方面不能有独秀那样狠干，一方面又没有漱溟那样蛮干，所以我是很惭愧的”，他崇敬两人的精神，相形之下他自己显得软弱多了。
　　
　　1934年8月，胡适很诚恳的对国人说：今日中国教育的一切毛病，都由于我们对教育太没有信心，太不注意，太不肯花钱。教育所以“破产”，都因为教育太少了，太不够了。教育的失败，正因为我们今日还不曾真正有教育。
　　
　　胡适写了一封1600字长的信给任鸿隽，力劝他不要辞去四川大学校长。写后，自己带到任鸿隽处，和他长谈两个小时。
　　
　　胡适对于禅宗的历史下过很多工夫，颇有心得，但是对于禅宗本身那一套奥妙并无好感。有一次，朋友宴会后要大家题字，梁实秋偶然写了“无关门” 的一偈，胡适看了大吃一惊，因此谈起禅宗，梁提到日本铃木大拙所写的一部书。胡适正色说：“那是骗人的，你不可信他。”
　　
　　抗战间，周作人陷身北平，胡适在伦敦听说他有附逆之心，便寄来一首诗加以规劝。诗云：“臧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臧晖先生指胡适自己，苦雨庵指周作人。不料，周作人到底没能“识得重与轻”。

豪华花饭 · 发表于 2012-4-20 12:57:00

解放前夕，北平学生经常示威游行，背后都有中共地下党在指挥发动。但是，每次北平国民党的宪兵和警察逮捕了学生，胡适都乘坐他那辆当时北平还极少见的汽车，奔走于各大衙门之间，逼迫国民党民局非释放学生不行。他还亲笔给南京驻北平的要人写信，为了同样的目的，据说这些信至今犹存。
　　
　　胡适在美国遇到一位久居国外的不打算回国的教授，胡在席上用中文对他说：“我劝你还是回台湾去，至少休假回去住上一年半载，你要晓得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是最痛苦的。”
　　
　　五十年代，胡适在海外为一本书写的导言里，引用了金岳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检讨。他为金的命运深深担心，说：一个黑暗的迫害时代开始了。
　　
　　20世纪60年代初，胡适在台湾谈起旧日的朋友时说：“现被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

豪华花饭 · 发表于 2012-4-20 12:57:00

傅斯年、罗家伦、汪敬熙、毛子水等20余名学生，自动组织起校内第一个响应另类文化运动的学生团体——新潮社，并创办《新潮》杂志，胡适应邀担任该杂志顾问。在胡适的帮助下，新潮社得到了北大每月400块大洋的公款资助。
　　
　　林语堂留学美国期间，日子过的非常窘迫。无奈之下，他想起出国时胡适邀他留学归国到北大教书，他便写信给胡适，问能否预支工资。胡适给他寄去1000美元。后来，林语堂又一次陷入困境，再向胡适求助，胡适再一次寄给他1000美元。带着哈佛硕士、莱比锡语言学博士的光环归国的林语堂，受到了北大外文系的热情接待，并被聘为英文系教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林语堂到北大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向胡适当面致谢，那预支的两千美元帮了大忙。不巧，胡适南下养病，林语堂找到了北大当时的教务长蒋梦麟。蒋梦麟莫名其妙，“什么两千美元？”细究来龙去脉，林语堂这才明白，北大根本没有资助外国留学生的计划，是胡适为了招揽人才，私自和他做了口头协定。林语堂向他求救时，胡适为了遵守协定，就自掏腰包，填上了那笔巨款。胡适的君子一诺，林语堂深深地埋在了心里。他们都很有默契地不提此事。胡适去世后，林语堂才公开了这段往事。
　　
　　胡适请沈从文来学校授课，当时慕名来上课的学生很多。沈从文第一次教学生，看着教室里黒鸦鸦的人头，紧张的十分钟没有说出话来，结果后来又用了十分钟把原本准备讲一个小时的内容全部讲完了。沈从文窘迫无比，在黑板上写下了：“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惹得学生哄堂大笑。有学生向胡适反映，胡适问学生：“有没有学生赶沈先生走？”学生答无，胡适哈哈一笑，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顾颉刚是胡适的学生，胡适考证的方法对顾颉刚影响不浅。顾颉刚先生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看胡适的《水浒传考证》一文，看出来的。
　　
　　三十年代，胡适独具慧眼，提拔、任命、帮助梁实秋完成了——日后号称是梁实秋对文坛的“三大功绩”之一的“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季羡林为胡适的学生，精通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在他归国初期期间，受到胡适提拔。

豪华花饭 · 发表于 2012-4-20 12:59:00

1935年冬，一位北大学生约见胡适，胡适在电话中告其明天上午7点相聚，学生误听为下午。当下午7点去时，门房告胡适已离家，学生正欲转回，胡适回来了。胡适问：“上午在候，为何不来？”学生答：“误听以为下午。”胡适笑道：“我亦疑你误听，故特趋回。”
　　
　　陈存仁与胡适见面，胡再三再四地告诉陈：写文章一定要用白话文，并且要少引用成语，应该“越白越好”。因为各朝各代的文言文都是不同的，汉魏六朝，有汉魏六朝的文言文，唐宋有唐宋的文言文，明清有明清的文言文，清朝的策论，简直全部是堆砌而成，一无价值。到了民初后，严复创立一种新的文言体，梁启超又创了一种新文言体，已经把旧的文言文加以翻新，然而总不及白话文能影响到大众。做文字工作的人最忌写深奥的古文，因为文章写得越古，越是令人看不懂，失掉了写作的意义。这些话对陈存仁的影响很大。胡适还建议他写的字，要“越清楚越好”，这一点陈也经久地遵守他的意见，连开药方也从不写一个草字。
　　
　　胡适乐于助人。他在美国因心脏病住院疗养时，一天突然要起床写信，医生不许他动，他却不顾。因为他在日记中发现自己在病前答应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学生，帮他到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去借一本中文善本书（普通人大概借不出来）。

豪华花饭 · 发表于 2012-4-20 13:00:00

蒋介石给胡适的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确抓住了胡适人格中最敏感而隐讳的独特性。开白话文革命先河的胡适，虽给外界强烈的全盘西化印象，成为现代理性精神、宽容、温情、好智的代表性人物，但在文化上，他始终是认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责任与角色，乃至于对国家与文化认同的忠诚。
　　
　　胡适说：“东方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他比较说：“一边是安分，安命，安贫，乐天，不争，人吃亏；一边是不安分，不安贫，不肯吃亏，努力奋斗，继续改善现成的境地。”
　　
　　1925年，胡适著文谈“读书”，指出“精”和“博”是读书两个要素。他将这个看法编成两句口号：“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
　　
　　胡适第一个考证出《红楼梦》的后四十回的作者并非曹雪芹。
　　
　　季羡林的《台游随笔•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里，谈到胡适的“书呆子”气：有一次在北京图书馆开评议会，会议开始时，适之先生匆匆赶到，首先声明，还有一个重要会议，他要早退席。会议开着开着就走了题，有人忽然谈到《水经注》，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一直到散会，他也没有退席，而且兴致极高，大有挑灯夜战之势，早把那个“重要会议”忘到爪哇国去了。
　　
　　胡适很推崇王安石，认为“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是用‘有为’来替代‘无为’”。王安石的诗，“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是胡适最爱题赠给别人的诗句。
　　
　　胡适对齐白石极端钦佩，曾经与黎锦熙、邓广铭合编一部《齐白石年谱》。
　　
　　胡适是比较老派的文人，讲究读书致仕。因为母亲严厉，胡适少年老成，被戏称为“糜先生”。据说有一次，胡适跟伙伴们掷铜钱玩，一位老农见了非常吃惊，说：“糜先生，你也玩这个呀？”胡适一听，羞愧难当，顿觉失了身分。
　　

豪华花饭 · 发表于 2012-4-20 13:00:00

胡适早年在上海曾有过一段浪荡无羁的生活。在一个雨丝纷纷的傍晚，胡适大醉后在回家的路上与警察争斗起来，当晚被抓进监狱蹲了一夜。第二天，胡适对着镜子打量自己青肿的脸时，想起了李白的名句“天生我才必有用”，开始懊悔了。此后，胡适在朋友的帮助下关起门来发奋读书，终于考取了当年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留学。
　　
　　有一回，胡适路过青岛，遇到梁实秋呼朋聚饮。胡适看到他们豪饮的盛况，赶忙取出镌有“戒”字的金戒指戴在手上，表示免战。
　　
　　胡适是白话文运动的先驱，也是新诗运动的先导，他为此作出了可贵的尝试，并将自己的一本诗集命名为《尝试集》。但是他的新诗往往拘泥于旧体诗的格律，尤其是韵脚，大多遵循古代汉语的韵部。比如，《尝试集》的第一首诗《孔丘》：“知其不可而为之，亦不知老之将至。认得这个真孔丘，一部《论语》都可废。”“至”和“废”在词韵里是通用的，在现代汉语里则完全不押韵。
　　
　　早年《新青年》刊登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都是惊世骇俗之论，其中有几篇文章倡议“只手打倒孔家店”，而且主张“非孝”，认为孝敬父母，罪大恶极。一般人并分不出哪一篇是陈独秀做的，哪一篇是胡适做的。所以很多人初时的印象，胡适之对父母，一定是属于非孝一类的。但是胡适却极为孝顺。他父亲早逝，所以他得到父亲的温情很短，但他六十三岁回到台湾，他不但把父亲的遗作出版和整理，还替父亲立了一个很堂皇的纪念碑。在他写的四十行述中，一再提到母亲对他的慈爱，“八年的家乡教育”，完全是他母亲一手栽培的。
　　
　　胡适的婚姻也由母亲一手安排。他从小与江冬秀订婚。程天放有一篇文章说：“他的立身处世，却完全符合中国的伦理之道。他对母亲非常孝顺，他和夫人江冬秀女士的婚姻完全是家长作主订定的，在结婚以前，两人没有见过面，可是他对夫人终身敬爱，到老不变。总统挽适之先生说：‘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真是非常允当。”胡适还说过“中国人的旧式结婚，是先结婚后恋爱”的名言。
　　
　　胡适膝下有二子，长子胡祖望，得名于胡母冯顺弟，有光宗耀祖之意。次子胡思杜，寓意“思念杜威”，既表达了他对老师杜威的敬重之情，更含着他一生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仰。
　　
　　伯希和所治之汉学如一座大山挡在中国学人的面前，当时的大师们如陈垣、陈寅恪等都有些焦虑。陈垣曾对胡适说：“汉学正统此时在北京呢？还是在巴黎？”两人相对叹气，盼望十年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
　　
　　抗战期间，胡适任驻美大使，两个儿子先后到美国读书，仅一年学费就得两千多美元。胡适颇感压力，一面写稿赚取稿费，一面四处演讲，“替儿子筹备一点美金”。孔祥熙知道后，立即汇了3000美元给胡适，胡适系数退回。
　　
　　1948年底胡适仓皇离开北平，只带了夫人，没带小儿子胡思杜，有一种说法是临时没有找到人；一种说法是胡思杜不愿意随父母南行，具体原因不明，胡思杜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另有一种说法来自他后来的秘书胡颂平，胡适夫妇上了飞机，人们问为什么只有他们两人，胡适回答：“通知上只写接我，却没有说可带孩子。”书生气的胡适让机上所有名流、学者无不为之动容。

豪华花饭 · 发表于 2012-4-20 13:01:00

　胡适在1916年10月给陈独秀的信中列举了新文学的八条原则：
　　一曰不用典；
　　二曰不用陈套语；
　　三曰不讲对仗；
　　四曰不避俗字俗语；
　　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无病呻吟；
　　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
　　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1917年，当时胡适还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使用白话文写作，石破天惊，引起很大反响。后来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中透露，胡适当时写那篇文章，原是在美国主编的《留学生季报》用的，只是抄了一份给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想不到却因此造成中国的新文学运动。
　　
　　1917年，胡适从美国，留学回来，他在横滨渡船的时候看到张勋复辟的消息，大为感慨说，看来中国根本的问题不是一个制度问题，而是人的素质，文化观念问题。他决心回国以后二十年不谈政治，只谈用文艺重新塑造国民的灵魂。
　　
　　1917年，留学七年的胡适从美国回到国内，让他吃惊的是，七年内竟没有出版一本哲学方面的中文书籍。最后在上海翻了一整天，才找到一本《中国哲学史》，作者也只不过提出如此见解：“孔子既受天之名”和“与天地合德”。胡氏说：“（过去七年来）不但高等学问的书一部都没有，就是要找一部轮船上火车上消遣的书，也找不出！我看了这个怪现状，真可以放声大哭！”

豪华花饭 · 发表于 2012-4-20 13:02:00

胡适《领袖人才的来源》论及：领袖人物必须具备充分的现代见识、必须具有充分的现代训练，必须有足以引起多数人信仰的人格，这种资格的养成，在今日的社会，除了学校，别无他途。
　　
　　胡适在奔母丧时写过这样一段话：“‘小我’是会消灭的，‘大我’是永远不灭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永远不死，永远不朽的。‘小我’虽然会死，但是每一个‘小我’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语言行事，无论善恶，一一都永远留存在那个‘大我’之中。那个‘大我’便是古往今来一切‘小我’的纪功碑，彰善祠，罪状判决书。”
　　
　　胡适在和周作人在关于改造社会与人孰先孰后的问题上，针锋相对地说：个人是社会上无数势力造成的。改造社会的下手方法在于改良那些造成社会的种种势力——制度、习惯、思想等等，改造社会即是改造个人。
　　
　　胡适《说儒》里讲：儒是殷民族的教士，他们的衣服是殷服，所行殷礼，他们的人生观是亡国遗民的柔逊的人生观，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傅。用吾从周的博大精神，提起了“仁以为己任”的绝大使命——这是孔子的新儒教，这就是“亡国奴柔顺论”，匈奴人或哥特人亡国不知多少次，性格却未见柔顺，犹太人亡国时间最长也不见柔顺。
　　
　　胡适诸多理论今日仍为有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大胆假设，小心地求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中国需要医治贫穷、愚昧、贪污、疾病、扰乱，而不是革命；宪政是宪政的最好训练。等等。

豪华花饭 · 发表于 2012-4-20 13:03:00

“中国哲学史”是北大的老课，胡适到北大之前由陈汉章讲，陈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才讲到《洪范》。胡适到北大后接任此课，一开始授课便新意迭出。当时的学生顾颉刚回忆：“他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新讲义，开头第一章是‘中国哲学的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顾颉刚听过几次课后，便称赞：“胡先生讲的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
　　
　　北大课堂上一直遵循“来者不拒，去者不留”的传统。当时在北大旁听和“偷听”的学生很多。有一次上胡适先生的他让学生把姓名留下来，说：“你们哪位是偷听生？没关系，能来偷听便是好学之士。听我的课，就是我的学生。我希望你们给我留个名字，是我班上的学生。”
　　
　　胡适先生的演讲式教学在学生中很受欢迎，亦常常因红楼教室人满为患而搬入二院大讲堂。他讲课从不发讲义，自己也没有讲稿。讲课内容也有些特点，如讲中国文学史（宋元明清部分）时，先从文学评论的角度，介绍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讲《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时，给学生们介绍了曹寅写给康熙皇帝的奏折。但学生们最喜欢的还是他的演讲。柳存仁先生在其《记北京大学的教授》文中写到：胡先生在大庭广众间讲演之好，不在其讲演纲要的清楚，而在他能够尽量地发挥演说家的神态、姿势，和能够以安徽绩溪化的国语尽量地抑扬顿挫。并因为他是具有纯正的学者气息的一个人，他说话对的语气总是十分的热挚真恳，带有一股自然的气所以特别能够感动人。
　　
　　北大中文系有一讲师，姓缪名金源，极怪异，因受胡适赏识而留校教大一国文。缪第一节课给学生介绍参考书说：第一，《胡适文存一集》；第二，《胡适文存二集》；第三，《胡适文存三集》；第四，《胡适文存四级》。他虽讲课不错，但如此开列参考书，学生自然不满，于是派代表面见胡适：“缪先生教的不行，思想太落后了，还留在五四时代。”胡适闻言大怒，拍起桌子说：“什么是五四时代？你们懂什么？太狂妄了！缪先生是好老师，不能换！”学生只好败兴而归。
　　
　　散文家张中行曾谈起胡适的口才与幽默感：30年代初，他讲大一普修的中国哲学史，在第二院大讲堂（原公主府正殿）上课，每周两小时，我总是去听。现在回想，同学们所以爱听，主要还不是因为内容新颖深刻，而是话讲得漂亮，不只不催眠，而且使发困的人不想睡。
　　
　　苏雪林在《胡适之先生给我两项最深的印象》中，用烘云托月的笔法，描述胡适讲演的风采：我们国文系的教室本与我们的图书馆毗连，中间有可以自由开阖的扇槅门隔开为两下。每逢胡先生来上课，不但本班同学从不缺席，别班学生师长也都来听。一间教室容纳不下，图书室槅门打开使两室合并为一。甚至两间大教室都容纳不下，走廊里也挤满了人，黑压压地都是人头，大家屏声静气，鸦雀无声，倾听这位大师的讲解。这个印象留在我脑子里，永远不能漶灭。
　　
　　1934年秋，胡适在北大讲课时大讲白话文的优点，那些醉心文言文的同学不免萌生了抵触情绪。正当胡适讲得得意时，一位同学突然站起来，声色俱厉地提出抗议：“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没有缺点吗﹖”胡适冲着他微笑着说：“没有的。”那位同学更加激愤地反驳道：“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胡适扶扶眼镜柔声道：“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为这件事我复电拒绝。复电是用白话写的，看来也很省字省钱。请同学们根据我这一意愿，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还是文言文省﹖”胡适于课堂上令学生拟一拒聘电报，其中有一最简者为：“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而胡的白话稿为：“干不了，谢谢。”胡论曰：“文之优劣，原不在文白，在于修辞得当也。”
　　
　　胡适对学术论文有其见解，他曾对台湾大学某学生说，不要奢望轻易找到难题的答案。他说：“要小题大做，千万不要大题小做。”

豪华花饭 · 发表于 2012-4-20 13:04:00

胡适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胡适常说：狮子与虎永远是独来独往，只有狐狸与狗才成群结队。
　　
　　胡适说：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
　　
　　胡适说：“麻将里头有鬼。”又说：《红楼梦》不是一部好的小说，因为书里没有一个PLOT（有头有尾的故事）。
　　
　　黎元洪曾颁发勋章给胡适。胡是在报刊上登启事：“4月5日的《益世报》上登出新颁发的大批勋章，内有：‘胡适给予三等嘉勋章、勋位的，如果这个胡适是我，还是请政府收了回去吧。”
　　
　　1920年9月中旬，胡适在北大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说到新文化运动、共产主义时说：“我自己是赌咒不干的，我也不希望你们北大同学加入。”
　　
　　对于文学改良，胡适最初是不够自信的，他写信给陈独秀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绝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陈独秀则毫不客气地回复道：“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其故何哉，盖以吾国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则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岂非天经地义，尚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
　　但是多年之后，面对文学革命的累累硕果，两人的表现却又别有不同。陈独秀说：“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搞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30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士钊）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胡适则当仁不让地说：“如果没有胡适、陈独秀之流的话，运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至少要推迟二三十年。”
　　
　　1948年10月20日，胡适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邀请，在浙大体育馆演讲《自由主义》。这是胡适在大陆的最后一次演讲。胡适这次讲演没有留下记录稿，但竺可桢日记记下了大致内容：胡适“述自由主义为中国之固有产物，以《吕氏春秋》为证，并引王安石白话诗。述浙江余姚明代三位大师阳明、梨洲、舜水均为提倡自由主义。述东汉王充（仲任）之自由主义。但以为中国之自由主义缺乏了政治之自由，且少容忍之精神，故自由终不达到，而人民亦无由解放云云。”
　　
　　1949年3月27日下午，胡适演讲《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胡适再一次说自由不是舶来品，他以中国古代传统中的谏官御史、史官制度作为例证，并把孔子、老子、孟子都称为自由主义者，认为王充的《论衡》从帝国时代就开辟了自由批评的传统，在范缜、韩愈、王阳明身上他都读出了自由主义精神。他甚至把孔子的“有教无类”及科举制度解释为“教育的平等”。他说：“假如有一天我们都失去了自由，到那时候每个人才真正会觉得自由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1949年2月15日，胡适在上海和老同学竺可桢见面，在谈话中，胡适表达了对国共和谈的看法，竺可桢在日记中说：“适之对于中共与中央和谈之成功甚悲观，但谓北京之解放未始非福。渠不久将赴美国，或将赴台湾一转。”

豪华花饭 · 发表于 2012-4-20 13:05:00

胡适认为，“宽容”才是自由主义的第一要义。
　　
　　胡适曾对青年朋友们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五四”运动中，学生的表现日益激进，胡适和蒋梦麟乃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文中写道：“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胡适说：“中国需要医治贫穷、愚昧、贪污、疾病、扰乱，而不是革命……”
　　
　　20世纪20年代，胡适曾对他的朋友路易丝•甘尼特说：“今天对于有才能的人来说，生在中国是不幸的，他们得到的太多太容易；他们让人推着很快地承担超过他们能力的责任——他们注定是要完蛋的。”
　　
　　胡适执掌中国公学后，校风为之一新。他反对党化教育，国民党政府规定，举凡机关、学校一律要挂国民党党旗，每周一要举行总理孙中山的纪念周活动。唯独胡适的中国公学不挂党旗也不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他的学生罗尔纲称，进入中国公学后，首先让他感到痛快的，是学校不挂国民党旗，星期一上午不上国民党纪念周。
　　
　　1929年，胡适送给中国公学18年级毕业生一句话：“不要抛弃学问。”他说，“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自己”。
　　
　　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中，胡适对学生的行动持反对态度，他坚持认为学生应该先“把自己铸造成器”，为此他不惜去揭掉那些热情洋溢的“通告”。于是有学生写信给他：“胡先生，我们深切地明白了你的人格！你的人格连一个无知的工友都不如！只有用粗野的手段对付你才合适！你妈的，难道华北卖给日本以后，你还能当北大的文学院长吗？你把我这热心的青年学生残杀几个，陷害几个，你心还很痛快吗？即使你阻止住了我们爱国心的沸腾，于你有什么好处？于你的良心也过意得去吗？现在警告你：向后你若再撕毁关于爱国的通告，准打断你的腿，叫你成个拐狗！勿谓言之不豫也！”之后有一天，胡适去上课，发现只有周祖谟一个学生。多年之后，恰恰是这个周祖谟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就，而那些义愤填膺的学生们却被自己点燃的火焰吞没了。
　　
　　胡适说：“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豪华花饭 · 发表于 2012-4-20 13:06:00

胡适有名，所以胡适挨骂；胡适倡导新文化，所以胡适挨骂；胡适宽和，所以胡适挨骂。
　　
　　胡适以《胡适之》为题在北平某大学演讲。他说：鄙人于“五四”运动时提倡白话文，章太炎国学大师大骂：“适之小子，你之名字，何不改为往哪里去？”听者哄然。
　　
　　邓之诚的祖父是曾任云贵和两广总督的邓廷桢。邓极不喜欢白话文，学生试卷中凡用“的”之处，他一律改成“之”。一天，他用沉重的西南官话说：“同学们，千万要听明白，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
　　
　　胡适在上海中西女塾以“争取大奶子”为题发表演讲，他说：“中国女子是不配做母亲的，因为她们的奶子被压制太久，减少了生殖力。所以各位要想争取做母亲的权利，第一就应解放奶子。”性学博士张竞生认为胡适的说法没有理论根据，且有欺辱女生、哗众取宠之嫌，在报纸上大加挞伐。两人进行了笔战。
　　
　　胡适回国时，青春气盛，意气风发，不可一世。辜鸿铭则认为，胡适所持为美国中下层英语，而且不懂希腊文和德文，故必不能窥见西方古今哲学的堂奥。
　　
　　胡适寄自己的新作《哲学史大纲》上卷给章太炎，依新式标点符号，在“太炎”二字旁打了一根黑线。章太炎大怒道：“胡适是什么东西，敢在我名字旁边打黑线。”看到下面落款的“胡适”二字旁也有一根黑线，才略感释怀地说：“罢了罢了，这就算抵消！”
　　

豪华花饭 · 发表于 2012-4-20 13:07:00

胡适在北大讲学时，常与黄侃同宴会。有一次，胡适偶然谈起墨学，黄侃立即骂道：“今之讲墨学者，皆混账王八。”胡嘿然无语。过了一会儿，黄侃又说：“就是胡适之尊翁，亦是混账王八。”胡适大怒，谓其辱及先人。黄侃至此大笑说：“且息怒，吾试君耳！吾闻墨子兼受，是无父也，今君有父，何是以言墨学？余非詈君，聊试之耳。”举座哗然欢笑。
　　
　　胡适颇以故乡徽州自豪，故常夸口说，姓胡的、姓程的、姓叶的都是起源于徽州。他还说问过汪精卫、叶恭绰，他们都承认祖上是徽州的。于是有人调侃胡适说：“胡先生，如果再扩大研究下去，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起源于徽州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胡适第一次坐飞机，写了一首题为《飞行小赞》的小诗，那位连人力车都不坐的陶行知大怒，也作了一首诗登在报上，历数造一架飞机需要多少工人的血汗，多少农民的血汗，飞机造好了是为国家服务的，不是为了让你胡博士当成玩意儿嬉乐的！
　　
　　胡适曾为文，论中国深受“五鬼”之害，即贫、病、愚、乱、贪。而为患最甚的帝国列强，却只言未提。陶行知乃写诗匡之曰：“明于考古，昧于知今，捉住小鬼，放却大魔。”
　　
　　五四运动以后，蔡元培校长经常离校，校务多委托胡适办理。在对外活动上，蔡也经常请胡作为他或北大的代表，“代蔡先生主席”、“代蔡先生做主人”。这让反对胡的守旧者大感不满。林纾称胡是“左右校长而出”的“秦二世”，黄侃更讥胡为绕蔡上下翻飞的“黄蝴蝶”。
　　
　　胡适成名后，章士钊撰《评新文化运动》，文中称当时的一般少年人：“以适之为人帝，绩溪为上京，一味于《胡适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
　　
　　鲁迅也曾嘲讽胡适。胡适发表了《知难，行亦不易》一文，对孙中山提倡的“知难行易”学说加以“批评”，同时提出了一个新的“专家政治”的主张，要求蒋介石政府“充分请教专家”，明确指出“知难行易”“的学说”不修正，“专家政治决不会实现”。1931年10月，蒋介石在南京会见丁文江与胡适。此后鲁迅（署名佩韦）发表《知难行难》一文，在文中对胡适等人进行了嘲讽：“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称呼。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也没有人问他‘垂询’些什么。为什么呢？因为这也是知道的，是‘大局’。而且这‘大局’也并无‘国民党专政’和‘英国式自由’的争论的麻烦，也没有‘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争论的麻烦，所以，博士就出来了。”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后，蒋介石和汪精卫联名邀请全国各界名流学者到江西庐山开谈话会。7月11日谈话会上，蒋、汪发言后，胡适慷慨激昂，发表了一通抗日救国演讲。在座的胡健中听后，即席赋诗一首：“溽暑匡庐盛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陈辞又一回。”言语中颇含戏谑之意。胡适也随手写了一首白话打油诗回赠：“哪有猫儿不叫春？哪有蝉儿不鸣夏？哪有蛤蟆不夜鸣？哪有先生不说话？”

豪华花饭 · 发表于 2012-4-20 13:07:00

　陈独秀在狱中，宋美龄等显要都曾来探望，只有胡适过南京而未至。陈独秀怒斥之：“吾知适之是大忙人，此际正与达官贵人拜会饮酒，宁有暇访我哉。不过一旧朋友而已，失之可也。”胡适最终开始来了，但两人一见面即争吵不已。而本无深交的蒋梦麟特地前来探望，并携来几部章回小说，被陈视为知音。
　　
　　1947年9月，胡适主持北大教授会，商讨北大未来十年的发展规划。向达教授在会上说：“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哪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
　　
　　1948年，潘汉年主持的《华商报》上刊登一幅漫画《两“胡”于“途”》，画的是胡适背着自由主义的红十字药箱，挽着《大公报》社长胡政之。胡政之一手拿着《大公报》，一手拉着蒋中正的无头僵尸。旁边还附有一首打油诗：“真‘糊涂’，假‘糊涂’，为何冒死去救护？可是‘将军’头已无，请问‘胡’里与‘胡’涂。”
　　
　　胡适提出“好政府主义”前夕，梁启超、林长民等人向他建议，要拉王宠惠、罗文干、蔡元培等人加入研究系。胡适和蔡元培却决心与研究系保持距离，于是将梁、林等人晾在一旁，自己发表了一个《我们的政治主张》。梁启超大怒道：“有什么了不起，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发表宣言。”林长民则说：“胡适我们不怪他，他是处女，不愿意跟我们做过妓女的人来往。但蔡先生素来是兼收并蓄的，何以也排斥我们呢？”
　　
　　胡适好谈政治，他曾站在军阀一边厚诬国民党，引起社会舆论和青年学生的不满，老资格的国民党人张难先批评他说：“军阀横行，赖政治家以纠正之；政治家卑污，赖学者以纠正之；今学者又复加如斯，则吾国之苦百姓将再无宁日矣。”而军阀和北洋政府也对他不感兴趣，吴佩孚的军师白坚武警告他说：“我以私人朋友的资格，盼望你今后言论要审慎些，要提高些。”汤尔和在北洋政府里任教育部长，也以朋友身份劝他说：“我劝你不要谈政治了罢。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另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谈政治了罢。”
　　
　　冯友兰曾批评胡适的治学精神：“适之先生的病痛，只是过于好奇和自信。他常以为古人所看不出的，他可以看得出；古人所不注意的，他可以注意。所以他经常指出古人所公认为不重要的人物来大吹大擂，而于古人所公认为重要的，则反对之漠然。这是不对的，因为人的眼光不能相去的那样远啊！”然而他亦要为胡氏辩护说：“现在批评适之先生的人真多，有的竟著起一部书批评他。但他们的态度多欠公允，因为他们常把适之先生二十多年前的话来攻击。这如何可算是公允的呢？”
　　
　　胡适在美留学时，初与同乡梅光迪关系很好，以兄弟相称。但当胡适提出“要须作诗如作文”之后，立即受到梅的批评，关系越来越僵。胡适的态度，特别是后来陈独秀以及钱玄同等人加入战团，以彻底否定中国文化为己任时，引起哈佛的中国留学生们的愤怒。张鑫海愤慨地说：“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故直到1922年才有《学衡》杂志的创刊，这意味着“鏖战”的开始。梅光迪曾引春秋人申包胥对伍子胥说的话自况：“子能覆楚，我必复之。”
　　
　　胡适在中国公学做校长时，曾在一次讲话中说，当初共产国际派代表到中国来先是找他，因他有事，介绍去找陈独秀。所以后来陈变成了共产党，而他却不是。此话传开，有学生贴出壁报批驳他：“若当初找到你，你也变不了共产党。”

豪华花饭 · 发表于 2012-4-20 13:08:00

北京被围困后，傅作义认为胡适能够替他出主意，把胡适接到怀仁堂密谈，胡送了八个字，“和比战难，坚持待变”。而胡适自己并没有坚持待变，几天后坐上南京教育部派来接华北名流的专集飞到南京去了。傅作义对胡适很失望，命令守城门的岗哨不放胡适出城。胡适说自己是送陈寅恪去南京，才得以逃离北京。
　　
　　1948年12月14日，胡适匆忙离开北大，告别大军合围中的古城北平。三天后（12月17日）就是他的生日，他不无自责地对司徒雷登说，自己痛悔抗战胜利之后这些年没有把精力、才能用在思想方面，而是自私地埋头于学术活动中。司徒雷登看到——那一刻“他的眼中噙着泪水”。
　　
　　1949年，胡适走时曾留给北大同人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指中国共产党）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1949年后，胡适几近穷困潦倒，没有秘书，出外挤公车，却因为不满英国承认中共政权，放弃赴英教书机会。胡适在美寓居八年零八个月，只有在普林斯顿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工作的一段时间有固定收入，其余只能靠稿费、版税、储蓄勉强度日，加上妻子江冬秀坚持到美国同住，生活更捉襟见肘，但胡适仍不肯自贬身价，申请美国绿卡。唐德刚以史记里“孔子适郑”的故事形容胡适这段在美失意的日子。他回忆，这段时间常用打工用的破汽车接送胡适，“记得有一次我开车去接他，但是电话内我们未说清楚，他等错了街口。最后我总算把他找到了。可是当我在车内已看到他，他还未看到我之时，他在街上东张西望的样子，真是‘惶惶如丧家之犬’”。
　　
　　1949年开始，中国共产党仍然没有停止对胡适的“统战”。194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适的老朋友、史学家陈垣《北平辅仁大学校长给胡适的公开信》。此信首先介绍了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感受：“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们自由地学习着、讨论着，教授们自由地研究着……”，最后“劝胡适回到新社会”。但胡适看后笑笑，认为此信是“伪作”，理由是“陈垣不会写白话文”。又过了几日（6月24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今天细想，陈垣先生大概不至于学习的那么快，如信中提及萧军批评，此是最近几个月发生的事件，作伪的人未免做的太过分了！”他认为陈垣的公开信是一封“作伪”的信。为此，他征询同为史学家的蒋廷黻，结论是：“廷黻与我均疑陈垣的公开信是他先写了一信，共产党用作底子，留下了一部分作‘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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