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中国当代文学只是农作物——海外作家谈文化

游侠纳兰

马建
　　
　　中国社会正处在由无产阶级专政往资本主义专制的过渡期。执政者己由杀富济贫，转为杀贫济富，己演变为资产者的代言人。但政治核心依然不变，等于进入了当年蒋介石式的极权统治时期。中国人在本世纪是处在很不同的社会环境里，中国当代文学特征也是社会特征的再现。作家和文学作品都是时代和社会的产物。当代的汉语文学主要由三个不同的社会——中国、台湾和95港为主而形成的，同时也包括散在世界各地的流亡文学。由于高行健代表流亡文学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更突显了文学与社会政治环境的重要，假如他的两部代表作品在中国写完并出版，一定无法展示个人心灵的坦然，也就和今天中国的文学没什么区别，顶多证实了极权政治也有文学这种职业而己。
　　
　　早在五十年代初期，中国当代文学的特点，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作家们试图以文字，表达对共产党社会的赞扬或不满，谈不上走进个人的现实。中国的当代文学由八十年代初的改革开放□开始形成，但还都脱离不了政治控制的桎梏。社会只存在共产党的现实，没有个人现实的生存机会。台湾和95港在六十年代就己经出现翻译加缪的《局外人》等现代作品，早形成了从模仿到个人风格形成的环境，白先勇的《台北人》、王文兴的《家变》，己找到了作家个人的社会位置。
　　
　　⊙伤痕文学：诉苦是创作源泉
　　
　　五十年代，几乎所有的中国作家，都被共产党整肃到边疆或者下放为工人或农民。渖从文也不敢从文了，悄然沉默下来。生活在城市并可以写作的只有几个左派作家，他们的职业其实不算作家，只能算政党宣传家，像贺敬之、郭沫若、艾青等人。老舍为了迎合共产党，干脆把从前的小说再改写，以配合党的要求。他们几乎都全身心地投入到整人的事业中了。
　　
　　六十年代初，特别是文革期间，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以笔代刀，以最漂亮的大字报方式，展开了文人相克的斗争。这些人物有的从左派变右派，有的从右派变左派，但都互相以谁真正爱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来互相残杀。曹禺、巴金、老舍、丁玲等人都是那一代的牺牲品。作家处在恐惧和虚假之中，创作不了什么文学作品。所谓的社会主义文学不外乎是些《双枪老太婆》、《金光大道》等，比《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龙须沟》、《青春之歌》等更虚假。
　　
　　七十年代，经过了几次死里逃生之后，活下来的作家或者叫文化人，重组了中国文学界。虽然己经快进入八十年代了，共产党□发现要抓商品经济，也希望文学艺术开放些，但这些文化人骨子里是多年的党的干部，青年时代都是把生命献给共产主义的革命者，他们先天对资产阶级有本能的反感。允许作家自由创作只是表现他们的心胸开阔点而已，在七十年代，“创作自由”不是行不行的问题，而是跟“打倒毛主席”一样的反革命口号，抓到说话者就投进监狱。当代文学就是在反对这些人的控制中滋生出来的。
　　
　　
　　首先在社会环境里出现的应该是一种文化现像，继而□算是文学现像。一些平反的右派们开始写文章控诉自己受的苦，是真人真事，他们叫“伤痕文学”。这一批作家的特点，都是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写作的，所以他们面对的困境是：从失败的教条主义中，寻找自己被冤枉了的事实，而不是个人的存在价值；作品内容表达了对被迫害的不满，希望平反，因而也就承认了现执政者是对的，还是认为共产党“伟大光荣”，只是不“正确”，有些时候犯了错误而己。在当时，谁的“伤痕”又深又长，谁就是英雄，没有“伤痕”就不是作家，经历大都比写出来的文学作品更出色，像白桦、刘宾雁、丛维熙、王蒙、张贤亮等，都是这么成为作家的，都是带著大伤□能当大官，一直当到文化部的部长。受苦、诉苦、比苦，以苦为荣，以苦为业，成了这些作家的创作能源，也就是说，没有自身受苦，也就没有作品，没受苦也当不了作家。受苦变成了对党忠心的一次次考验。老舍投湖自杀还要把毛主席语录放在身上。
　　
　　社会主义文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作家群体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给予平反的原因是他们并没有反党，把左派打成右派是个错误。至今没有一个打成右派的作家坚持自己的立场，要求不平反，以证实自己确实是右派，即反对党的领导也反对社会主义专制。没有。这些摘了右派帽子重新恢复了党籍的左派们，同时也都是掌握文化权力的人物，虽然他们并不完全相信共产主义了，但政府给了他们社会地位和权力，比如中国的《收获》文学杂志社，按党的规定，党员的比例不少于四人，当一位老党员编辑退休了，再进入编辑部工作的人，必须是党员。这些制度的设定是为了党的利益，而不是文学的发展。这种文学杂志主要也是配合党的政策，又发表些不触及现实根本问题的作品，形成社会主义文艺阵营，与军事阵营合壁，一文一武，叫做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消除资产阶级思想和持个人创作自由意识的人，也是左派作家的专职工作。
　　
　　⊙反思文学：文人小造反
　　
　　另一批所谓“反思文学”作家，其实也和文学扯不上关系。他们的作品大都是右派平了反，写受苦经历，符合党对那些年代的不满，反思过去，放下包袱，都是在证实今天执政者的正确。忆苦思甜，□水不忘打井人，把过去描写的越苦，今天的政府就越好。有个别的作家趁机在字里行间，表达一点对党的反感，有的甚至指桑骂槐批评政府，这些文人的小造反、小聪明，加上欲言又止、含沙射影、模棱两可和语意模糊的汉语的特点，出现了似是而非的一代作家，像冯骥□、张洁、蒋子龙等，都是伤痕加反思的混合。这些人深思又熟虑，狡兔三窟，走中庸之道，模棱两可，既似乎关心社会变革，又实则保护自身的地位；同时是文化战线的共产党员，又是给党提意见的作家，体现了政党和作家可以同体生存的后极权主义的环境。难听点说，这些人本身对自己没自信，也胆小，也没有一套个人的思想往深处走，便只能依附政权，靠政府给的社会地位生活，因此对社会和政治的看法只能投机取巧，也叫随遇而安。几乎所有的中国作家都有一些职称：如作协主席、文联秘书长、文化局长等。没有一个纯粹的作家。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所产生的作家，是继右派平反文学之后发展的新一代。他们没有右派监狱劳改式的伤痕，但都被送到农村生活，有城市人到农村的生活反差，有被社会抛弃的痛苦，也有野蛮和原始愚昧与现代人的冲撞。错位和失落又养出了新一代作家，于是在八十年代，为了表达他们的受苦经历，出现了描写知青生活为主的“寻根文学”，因为只有以农村和大自然为背景，□能写出他们的苦，这些文学大都表现人在自然和传统里面的失败或胜利。也有部份作家吸收了一些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以后，重新挖掘个人的生命意义，但有很浓的政治浪漫成份，像贾平凹、张承志、史铁生、张抗抗、铁凝、北岛等，都是这一类风格的作家。
　　
　　八十年代，是当代文学的成长期。原因之一是共产党的改革开放带来的一部分创作自由环境，二是大量的西方翻译作品公开发行。八十年代是知青文学和未去插队的青年一代的试验性文学和模仿的混杂阶段。由于读了同样的翻译作品，吸收进去的技巧也都一样，但每人的性格、智慧和年龄不同，写出的作品还是显得百花齐放。复制卡夫卡、博尔赫斯、海明威、福克纳等是普遍现像。某人在中国文学上成名乃是因为模仿南美的马尔克斯而受到尊敬，马原因模仿博尔赫斯被捧为大师，莫言以中国的福克纳成了专业作家。老的作家己经没有能力变化了，只有王蒙还努力吸收一点乔依斯的意识流，但由于内心的双重性格不敢太坦荡，其“意识流”是刻意组织的，读起来很难受。吸收较多的是知识青年一代，由于他们的青春期被党挪用了，现在有了知识，又正处在求知欲很强的年龄，大器晚成的压力很大，但是他们写出的作品有太多的仿造感。没插队的一代吸收西方文化比较正常，他们在文革中的年龄很小，对毛泽东不恐惧也不崇拜，基本上按自己的性格发展起来。
　　
　　⊙作家是制度的受益者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开放是共产党始料未及的，社会环境的多元化很快引起了文学的多元化。因此，左派作家借共产党的招牌，针对开放带来的社会失控与混乱，发动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染”运动，但为时己晚，社会就像煮了半熟的鸡蛋不能再复原。青年作家吸收了个人意识和创作自由的思想，己经不能再回到共产意识的时代；文学题材也由农村转入他们生活的城市，开始询问个人的生存意义。也在这个过渡期，共产党很快采取了招降纳叛政策，开始设立专业作家的职位，使作家进入体制内，形成生死与共的合作关系，因为市场带来的贫富差距使靠写作为生的作家面临贫穷，给专业作家特殊的生活保障和发展机会，乃是一种特权。至此，中国作家相继投入党的怀抱，成了社会主义的作家，在党的体制里叫国家干部，分厅级、省级、市级不等，工资待遇也分等级。他们的作品也揭露落后愚昧，批评时弊和贪官污吏，也写生不逢时和被商业金钱隔了代的失落感，但躲开了描写自己生存的精神束缚。作家满意，党也满意，一拍即合，模糊了作家与社会以及个人的真实处境。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当高行健获得诺贝尔奖时，他们的叫骂声和共产党一个样。
　　
　　中国作家由制度的受害者己经变成了制度的受益者，而且有了被执政者承认的成就感。如果作品被译成外语发行，更增加了他们的骄傲，更被他们理解为从中国文坛走向了国际文坛。张贤亮干脆给自己开办了博物馆，模仿毛泽东式的树碑立传：从童年由妈妈抱著，少年手握大锄，直到玻璃框里镶著二十一个国家介绍他的报纸文章杂志，证实著专制社会也有了国际作家的存在。他们拿出印有社会主义一级作家的名片，脸不红心不跳，显然以在此制度中当作家为荣誉。这就是权力的威力，它使人怀疑当时这些人反叛专制，原因不过是因为党和政府忽视了他们而己。中国文化里的“模糊”观念和传统，己经成了作家们运用自如的做人方式。
　　
　　⊙作家道德含混
　　
　　目前，九十年代的作家群，是专业作家与商业流行作家的混合体，这也正是今天中国社会的标准产品。他们的语言缺少颠覆性，语境又抽离了时代时间，在政治上失去了批判现实的发言权，在生活地位上却增加了保障。严肃的文学虽然高于政治，但没有排除政治，特别是在政治可以置人于死地的社会，纯文学性是不会存在的，说实话还是作家应该具备的良知。但是，逍遥状态是中国的传统意识，也是中国知识份子的通病，写自娱和含混人生价值的打油诗，从郭沫若到舒婷就一直没断过；从巴金到王蒙，也是靠写些不痛不养的散文随笔活在世上，从未严酷地面对自己思想的境界。文学的概念本来就高于政治，但在中国这个极权社会里，却对残忍和人的尊严视而不见，含糊了作家是否具备起码的职业道德这个尖锐问题。
　　
　　我相信共产党垮台之后，中国所有的作家都会说：那时我们不能那么写，不然就会失去现有的这点创作自由；或者说：我们己经在作品里表达了人的价值，暗示了专制对人民的压迫。问题是，谁教他们靠暗示创作？这群既得利益者们并不都了解作家的职业性质，他们大多数并不明白，作家只能是在精神里展现个人最敏锐的心灵，人格与性格只有在真诚中表露，□可能是完美的文学，不然只是流行一时的宣传作品。这种虚假的文学，除了可以验证政治竟可以这么迫害了一个作家，没有别的价值。高行健早预见了这一点□流亡法国，也如他说的：真实是文学的伦理。
　　
　　在中国，作家以为提出公开的政治或人道的建议不在自己的职业范围内，竟可以数学家或经济学家的职业性质活著，忘记了作家的职业就是精神思想的关怀□□他们除了还有对人和时代冲撞的感受，其它方面一无所长。两面三刀、进退自如、能文能商和靠狳营人事关系而于一身，也是中国作家所独有的。
　　
　　社会主义文学是虚假的。那里找不到个人与现代社会的生存状态，作家帮执政党写改革开放的成就，也写社会开放的弊端、贪污腐化和玩忽职守。这些作家又是党的情报员，写些肤浅的批评是帮助党改正错误，他们居然也看到了“政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便痛诉人性的软弱，希望他们的共产社会东山再起；他们的工作是使党和政府渐趋完善，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思想，使之更上一层楼；他们写历史的教训，提醒党警惕犯重复的错误，引以为戒。这些题材的作品，几乎全部是社会主义文学的经典，都获了奖，也被西方汉学家们误译为“捍卫了人性的尊严，揭露了独裁统治”，翻译出版，在西方便渐渐被误解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特征。
　　
　　中国作家的特点还包括：他们可以在公民身份被贬低的情况下写作，因为只要不太触及政府的政策，便可从不自由进入自由□□即进入统治阶层内部，成为明哲保身的寄生虫，这倒是用行为验证了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和麻木；他们也不需要认为写作是表达生活在世的真理，揭示现存社会的恐惧与不幸；对贬低了人的地位、号召为他人服务的这种缺乏道德的政府，也不必表示个人的态度；假如你问“相不相信共产党”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一个中国作家能正常地表示：“我不相信共产党”或者“我相信共产党”，他们会躲开题目说：我对自己和作品是忠实的。共产党社会培养了大批玩文学游戏的高手，这也说明了社会主义作家的共同点。
　　
　　⊙知识份子不诚实的一面
　　
　　当代文学一方面滑向过去时态，一方面是个人的失语。如王蒙《失态的季节》、方方《何处是我家园》、陈染《与往事干杯》，贾平凹《废都》等等，都是在精神上自嘲和自恋的作品；像年青作家王朔、韩东、朱文、馀华、池莉等，更是语言的失态，缺乏起码的克制能力。
　　
　　目前，商业经济覆盖人文价值观，正好配合了中国专制的制度需要。文明意义被换成了不要反对、批评政府；做好自己，少管别人的事；而这一点正好又是西方文明的一部份。但是，在政治法律甚至基本人权还不具备的制度下，政府和作家的这种虚假文明的说法，也正是知识份子最不诚实的一面。
　　
　　正像台湾八十年代消解权威意识、反讽正统的那批作家一样，中国作家从反叛正统、传统禁锢，进而开始反感思想道德的说教，他们发现了自嘲能代替清高的人生之道，阿城、于华等都说写小说是为了换钱抽烟；像苏童由先锋文学演化到流行文学，也说明了中国作家的身份转换和社会意识的自保，缺乏对现实的批判性。
　　
　　奇怪的是，中国所谓的先锋作家并不带有反叛意识，而是正统的主流作家。与先锋的颠覆意指正相反，他们几乎都爱好古典音乐（就是欧洲出租司机们听的），都为家庭生活条件改善而努力工作（就是西方保守人士的生活追求），而写的作品根本没什么颠覆性，像风油精，随便在皮肤上擦，舒服一阵就完了。中国一直有借古喻今、指鸡骂狗的传统，正好都遗传在身体里，提笔表达就是，又和执政者要求的儒家忠孝合拍。这些搔养文学现在从老作家到先锋作家都一齐抡。
　　
　　在中国的共产党社会里，作家本来是唯一能用笔说实话的人，他们不是非要去捍卫什么，而是对生存环境表达人的起码的要求，对社会的不文明表达看法。在极权社会，作家的压力应该是最大的。没感觉到压力的作家，心灵是麻木的。逍遥可以保护身体和家人的物质生活，但保护不了做人的尊严。文学是建立在个人和社会价值之中的，是对反人性的事物有憎恶感的。这不是过问政治，是维护自尊。
　　
　　⊙介绍翻译中国文学还有意义吗？
　　
　　在中国公开发行的作品含糊不清，妇女私生活、性变态、公安文学、国共内幕、县志文学、节约用电、反贪、特区巨变等等，什么都写，但看不到作家和现实之间的真实。这些作品和各种流派，也会像苏联和捷克当时社会上的文学发行物一样，随著社会主义垮台，也就不再有人问津了，捷克在六十年代甚至还有发行上万份的地下刊物。但是，缺乏创造力是所有社会主义文学的通病，这些作品具有可消费的、可宣传教育的和己被政党审查通过了的特点，缺少个人思想风采。被共产党禁止的作品，可能是当代严肃文学的组成部份，因为它不被社会主义认同，如《羊的门》、《国画》等小说对共产党腐败又专权的描写。
　　
　　社会主义文学在东德和苏联，都随著变革的社会被淘汰了，中国也逃避不了。用经济意识来悄悄改变人文意识，是弱智政府的无能表现，也救不了专制制度。我也不相信社会主义能产生有思想的文学作品，甚至反叛它都可能损失掉自身的文学性。专制只能把作家的人格变形，从而使作品媚俗，或者精神自泻。在一个没有新闻出版自由的社会，谁为作品能公开发行而自豪，只是出卖自己的灵魂。
　　
　　中国作家从未讨论和介绍反对者的作品，不是执政者在反对，而是作家们骨子里对自己那点临时地位的保护。这一点不同于别的社会主义文学界，在捷克和苏联，社会环境比今天的中国严酷，作家们还在讨论介绍己经流亡的作家作品，而中国的文学界恨不得流亡作家和文学都消失，以证明他们的存在方式是对的。
　　
　　当然，流亡作家离开中国之后也很少写作了。大多数作家和诗人活在去演说的旅途上，演说竟然成了作家的职业。中国有全国作家代表大会，西方也有各种大会小会，他们像讨论手工缝制皮鞋似的，互相介绍品质和切磋技艺。这些作家不打算做社会的边缘角色，而是更想代表某历史的阶段人物。
　　
　　当然反抗对个人精神压迫的作品，虽然可以进入被禁止发行的书单，也可能不是有价值的严肃文学。但对社会主义文学的定义，确能从己经失败的例子□□如东德文学中，寻找经验。那些党员作家的作品，首先在人格上就没有存在的价值，而专业作家群体也会随社会变化而起伏分化，然后沉淀出严肃的文学。
　　
　　消解了政治观念后的流行文学与商业社会价值观挂钩，成为现在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像十几年前的台湾文学界一样。但中国的社会开放并不等同思想的开放，尽管党在证明一视同仁，作家们在证明仁爱之心，他们又都挤在政府大楼里办公，都赞成儒道，都是体制的受益者。尽管他们每隔几年都宣布一个新的主义，这些文学潮流也没有离开中共宣传部的领导，都在党的总头目江泽民所要求的“要创作鼓舞人心的优秀作品”的范围内。无论流行还是商业化，都没有大的精神思想与社会的冲突，都是和天时地利协调的农作物，什么气候只能长什么庄稼。
　　
　　那么，问题是以往对中国文学的介绍和翻译，是否还具有沿续的意义？在翻译文学作品中，因为太偏重满足对专制社会的好奇，己失去文学性，大概只具有社会学的意义。流亡文学政治化和商业化倾向，也己经证明中国当代文学的幼稚。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其间，《上海宝贝》一下子变成当代中国名著，就是典型。由老右派的诉苦文学，又派生出来的当代妇女诉苦小说，完全成了西方认同的中国文学品味。按此格式化的发展：她、妈妈、奶奶，三代女人被压迫，加上历次的政治运动，换个地名人名就是一本畅销书。像张戎、露露等女性作家都是迎合了西方人的认同产品，也根本不是文学。她们使中国小说失去语言和精神的独创性。这也使人怀疑当代文学的特征己内外都被模式化了，创作不是沉思，倒像是天桥模特儿的造作表演。另外，整体文学方向离现实的时代时间越来越远，也就失去了文学的真实。
　　
　　社会主义专制在二十世纪的实验和失败，表明了它产生不了独特的精神思想，而文学思想的苍白正好证实了这一点。
　　

游侠纳兰

本人转载上文，不代表本人立场或者全部赞同作者立场，并谢绝跨江追捕！

作者简介：

马建 ( Ma Jian )
　　旅英华人作家马建1953年8月18日生于中国青岛，1976年移居中国北京，1986年移居中国香港，1997年移居德国，1999年起旅居英国。自小学画。具小说家、摄影家等身分。作品具强烈社会意识、碰撞社会现实，因而屡遭当局查禁；而深刻的力道同时也震撼了中国的读者。

小灌木林

以下是引用游侠纳兰在2010-10-23 13:20:00的发言：

本人转载上文，不代表本人立场或者全部赞同作者立场，并谢绝跨江追捕！

作者简介：

马建 ( Ma Jian )
　　旅英华人作家马建1953年8月18日生于中国青岛，1976年移居中国北京，1986年移居中国香港，1997年移居德国，1999年起旅居英国。自小学画。具小说家、摄影家等身分。作品具强烈社会意识、碰撞社会现实，因而屡遭当局查禁；而深刻的力道同时也震撼了中国的读者。

 

 我证明，纳兰绝对是对党衷心不二的，JC叔叔千万不要去捉他，他屋里住汉阳，电话我这里有，不信JC叔叔可以请我要电话来问

小灌木林

今天收到三卷《古拉格群岛》。其实数月前我在亚马逊上看到了这本书的第一卷英文版。中译本是根据苏联1989年版翻译的。其实我对该书中译本的出版（2006年）感到意外，毕竟我们名义上还是共产党国家。如果不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I. Solzhenitsyn去世的消息，我恐怕还淘不到这套“内部发行”5000册的巨著。

 

在英语世界，乔治-奥威尔的《1984》一直被当成对共产主义集权社会的样板戏。其实，这真的是奥威尔的名字卖得更好。在索尔仁尼琴面前，奥威尔和《1984》都要弱小很多。甚至，如果把这本书归到卡夫卡名下，你一点都不会怀疑。但是《古拉格群岛》不是小说，而是纪实。

 

古拉格群岛不在西伯利亚，也不在远东。虽然苏联地图上并不存在古拉格群岛这个地方，但它存在苏联60年，遍布从欧洲到西伯利亚到高加索到远东的苏联帝国版图上。古拉格群岛就是苏联的奴隶劳动集中营。古拉格是由俄语音译而来的，意思是“劳改营和教养院主要管理处”。据估计有3000万人先后在这些集中营强迫劳动，他们有犹太人，知识分子，政治异己份子，还有很多莫名其妙进去的人。

 

有多少人死在古拉格？不确定。如果把古拉格和奥茨威辛相比，一点都不过分。不同是在古拉格很多人是劳动累死病死饿死打死的。

 

作者在致谢词中写道：为本书提供资料的，还有以马克西姆-高尔基为首的三十六名苏联作家，他们是俄国文学史上破天荒第一次颂扬奴隶劳动的关于白海运河的那本可耻的书的作者。

 

30多年前中国也有劳动改造的干校等机构。还好，我们没有古拉格。还好，我们的斯大林时期短了很多年。不过我们的学校还在用高尔基教育我们。

shuishou

以下是引用游侠纳兰在2010-10-23 13:20:00的发言： 本人转载上文，不代表本人立场或者全部赞同作者立场，并谢绝跨江追捕！ 作者简介： 马建 ( Ma Jian ) 　　旅英华人作家马建1953年8月18日生于中国青岛，1976年移居中国北京，1986年移居中国香港，1997年移居德国，1999年起旅居英国。自小学画。具小说家、摄影家等身分。作品具强烈社会意识、碰撞社会现实，因而屡遭当局查禁；而深刻的力道同时也震撼了中国的读者。    我证明，纳兰绝对是对党衷心不二的，JC叔叔千万不要去捉他，他屋里住汉阳，电话我这里有，不信JC叔叔可以请我要电话来问

神马都是浮云

这个标题很垃圾，词不达意，想哗众取宠，却适得其反，可见这所谓海外座驾的狭隘无知。

 

名词解释：农作物－－－指农业上栽培的各种植物。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油料作物、蔬菜作物、嗜好作物）、工业原料作物、饲料作物，药用作物等
　　粮食作物以水稻、豆类、薯类、青稞、蚕豆、小麦为主要作物；经济作物以油籽、蔓青、大芥、胡麻、大麻、向日葵等为主；蔬菜作物主要有萝卜、白菜、芹菜、韭菜、蒜、葱、胡萝卜、菜瓜、莲花菜、菊芋、刀豆、芫荽、莴笋、黄花、辣椒、黄瓜、西红柿等；果类有梨、苹果、桃、杏、核桃、李子、樱桃、草莓、林檎等品种，野生果类有酸梨、野杏、毛桃、苞瑙、山樱桃、沙棘、草莓等。饲料作物如玉米、绿肥、紫云英。嗜好作物如烟草、咖啡，药用作物人参、当归、金银花
。。。

零度抒情

神马都是浮云咧

断脚狼

小灌木林，能不能把《古拉格群岛》借我看看呀？

原上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有些观点可以借鉴。可以讨论，但是不能讽刺。

龙功

以下是引用断脚狼在2010-10-25 10:23:00的发言：

小灌木林，能不能把《古拉格群岛》借我看看呀？

 

    古拉格（Gulag）是前苏联政府一部分，负责管理全国牢狱营。俄语全称为“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Исправительно—Трудовых Лагерей и колоний”，简称“ГУЛАГ”，意即“苏联劳动改造营总管理局”。

 

    古拉格这词意味着不只集中营管理， 也意味着所有形式的苏联奴役制本身。

 

    根据安妮·艾波鲍姆的著作《古拉格：一段历史》中之叙述，“古拉格”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分支部门，执行劳改、扣留等职务。这些营房被囚人士中包括不同类型的罪犯，日后成为镇压反对苏联异见人士的工具，被囚禁人士数以百万计，其俄语音译“古拉格”一词也透过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于1973年发表的著作《古拉格群岛》传到西方。

 

网上有！

三毛流浪

以下是引用龙功在2010-10-26 9:12:00的发言：

 

    古拉格（Gulag）是前苏联政府一部分，负责管理全国牢狱营。俄语全称为“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Исправительно—Трудовых Лагерей и колоний”，简称“ГУЛАГ”，意即“苏联劳动改造营总管理局”。

 

    古拉格这词意味着不只集中营管理， 也意味着所有形式的苏联奴役制本身。

 

    根据安妮·艾波鲍姆的著作《古拉格：一段历史》中之叙述，“古拉格”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分支部门，执行劳改、扣留等职务。这些营房被囚人士中包括不同类型的罪犯，日后成为镇压反对苏联异见人士的工具，被囚禁人士数以百万计，其俄语音译“古拉格”一词也透过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于1973年发表的著作《古拉格群岛》传到西方。

 

网上有！

 

索尔仁尼琴怀着一种巨大的悲悯来检视人类的历史命运

 

曾因批判斯大林极权被自己的祖国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罪名劳改8年，刑满后又被流放。

 

后来，又因为反对苏联的报刊检查制度，争取公民的言论自由被当局指责并被强制收容。

 

1970年，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为：“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

 

但是这一荣誉却被苏联政府严正抗议！

 

污蔑为这是“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是敌对国家对苏联的侵犯，是国际反苏势力的阴谋。

 

他同样也不能去领奖。

 

这个“民族的败类”被苏联作协开除，但幸运的是，迫于外界的压力，他没有“被失踪或者彻底消失”，只是被剥夺了苏联的国籍，这个深爱着自己祖国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竟被自己的祖国驱逐出境。

 

历史的境遇是何其的相似！

 

但是历史总会向前，虽然我们不总是知道何时会发生

 

1989年，苏联作协书记处接受《新世界》杂志社和苏联作家出版社的倡议，撤消作协书记处批准的把索尔仁尼琴开除出苏联作协的“不公正的、与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相抵触的决定 ”，同时委托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的作家们向最高苏维埃提出撤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剥夺国籍的命令。根据苏联作协的决定，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开始在苏联国内陆续出版。

 

1994年，受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索尔仁尼琴回归俄罗斯。但在1998年叶利钦宣布颁发给他国家奖章的时候，他为了抗议叶利钦的毁灭性国内政策，拒绝接受。

 

2007年,普京前往莫斯科郊外索尔仁尼琴家中拜访这位时年88岁坐在轮椅上的伟大作家。向索尔仁尼琴颁发人文领域杰出成就奖

 

他的成就举世公认，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

 

 

“「西方自由世界」认为他是「人类的良心」，因为他暴露了「东方极权主义」的可怕。

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极权体制就是一种连它的领导人都要私底下拿这套制度的意识形态开玩笑的体制。没有人相信它宣称的真理真是真理，连它的最上位者自己也不相信。

因此，我们不能轻易说某一个出卖自己的邻居是邪恶的，某个在劳改营里折磨自己的狱警是邪恶的；不是他们无罪，而是这套制度令人变得邪恶。

我们必须放弃对明君的幻想，必须放弃对潜在改革派的幻想，这套体制除了崩溃，别无自我更新的机会。

这就是当年西方世界某些人对极权主义的判断了，而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尤其是《古拉格群岛》，则以宏大的篇幅和巨细靡遗的细节最好地证明了这点。”－－－ 引号部分摘自于 梁文道 纪念索尔仁尼琴文

 

 

 

 

 

小灌木林

中国的良心在哪里？

原上

现在整个一颠倒，混乱。

一介

 

 

                                       高尔基说谎 （转）

    上世纪20年代，苏联索洛维茨岛劳改营，一个叫马尔扎戈夫的犯人成功地从岛上逃走，在英国出版了一本带有自传性的书《在地狱岛上》，此书在欧洲引起了极大反响。为了消除影响，苏联决定派一个政治上可靠而且在国际上享有众望的作家亲赴岛上视察，然后用他的证言驳斥“那本卑鄙的国外伪造出版物”。他们相中了高尔基。
　　
    1929年6月20日，高尔基带着儿媳，在国家保卫总局官员的陪同下，来到了索洛维茨岛。根据监狱当局的精心安排，岛上的环境以及能看得见的设施均为之一变。例如把衣不蔽体的犯人全部集中起来，然后用帆布苫住，远远望去就像一堆废弃的堆积物。尽管这样，高尔基还是看出了问题。躺在长椅上休息的犯人，手捧报纸津津有味地读着，可是报纸全是倒拿的——他们想以此示意给这位“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列宁语），他所看到的全是假的。遗憾的是，高尔基只是默不作声地走到他们身边，将报纸正了过来。
　　
    大出监狱当局意外的是，在参观儿童教养院时，一个14岁的小男孩从花团锦簇的迎宾队伍中走出来，用甜甜的嗓音说，“高尔基！你看见的都是假的。想知道真的吗？要我告诉你吗？”高尔基吃了一惊，下令叫所有的随从人员都出去，他单独听这个小男孩讲了整整一个半小时。这个男孩把监狱里所有的饥饿、阴谋、鞭打和苛待都告诉了这位瘦长的爷爷，这位瘦长的爷爷从工棚里出来时也泪流满面。
　　
    摒退左右，说明他想听到真实的消息；而从工棚里流泪走出，说明有某种来自真实的消息打击了这个饱经磨难的流浪汉。但知道真实并不等于维护真实。回到莫斯科，他立刻在苏联和世界各大报刊上发表文章，“以雄鹰和海燕的名义，宣称拿索洛维茨来恐吓人民是毫无根据的，宣称犯人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之好，改造得也很好”。尤其令人痛心的是，这只革命的海燕刚刚飞走，和海燕谈过话的这个14岁的男孩就被枪毙了。他难道不懂得像律师一样保护当事人，不，他能正转报纸，斥退从人，说明他懂得专制制度的残酷性。或许因为无力，或许他压根就没有想过要保护这个说真话的孩子。
　　
    总之，这个小男孩死了，而高尔基却活着。活着的高尔基注定还要讲更多的谎话，写更多的是非颠倒的文章，死后他的骨灰还将嵌入克里姆林宫的墙上。但在1929年6月20日，这个阳光照射下的索洛维茨岛上，这个男孩灵魂抵达的高度远远高于这个“全世界无产阶级最伟大的作家”。男孩以口说的真言维护了自己内心的安宁，高尔基却以墨写的谎言玷污了自己良知的清洁。
　　
    6年后，一个叫罗曼 罗兰的作家访问了苏联，并写下了一本叫《莫斯科日记》的日记。但同时叮嘱后人，他死之后50年才能出版。尽管“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但在这本书里，我们仍然看到了大量的来自大清洗现场的血腥细节：一个富农的儿子由于出身不好，所有大学和工厂的大门都向他关上了。罗兰的妻子玛莎对这种公然的歧视感到不可理解，高尔基却反问道，“如果需要做出选择，牺牲什么会更好一些？少数还是多数？”玛莎回答，“假如是少数！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什么权利对想在德国人口中灭绝犹太人少数的希特勒感到愤怒？”
　　
    虽是这样，罗兰的亲苏态度还是遭到包括纪德在内的一大批杰出同行的非议，在这本书里，他替自己辩护道：“我维护的不是斯大林，而是苏联，无论谁是她的首脑”。
　　
    这和高尔基的“牺牲少数”基本上是同一思路。多少年来，我们听惯了为了整体牺牲局部，为了长远牺牲当下，为了国家牺牲个人的昏话，岂不知离开具体个人的“苏联”，或别的什么，只是一个躺在字典里的名词。随后的历史也证明，当一个政权背弃了土地，背弃了生活于其上的具体的个人，背弃了他们当下的喜怒哀乐，权利和尊严，荣辱与梦想，一味追求什么“长远目标”、“根本利益”、“大局观念”，那么用不了多久，这个政权代表的名词就会像纸房子一样坍塌下来。不知长眠于法国墓园里的罗曼 罗兰，听到他不惜牺牲名节所维护的“苏联”不可挽救地崩溃后作何感想？套用一句中国古话，就是罗兰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小灌木林

自己的搬起的石头，终究会落到自己的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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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谋杀”与高尔基之死（转）

 

    高尔基在世时，斯大林就一直拉拢他，企图让他成为自己的政治盟友。所有了解高尔基的坚强意志的人，都能想象到这一企图是何等徒劳无望。但斯大林不认为这样，因他从不相信人会有坚强的意志。他常指导海外内务部工作人员，要他们在侦讯工作中立足于这样一个出发点：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不可收买之人，只是每个人的卖价不同而已。
    正是基于这种“哲学”，斯大林一直在讨好高尔基。
    1928年，党中央委员会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欢迎高尔基回国的运动。这场运动组织得相当艺术。先是由苏联作家协会，接着发动各种团体给旅居意大利的高尔基写信，请他回国帮助提高苏联人民的文化水平。连少先队员和中小学生也被动员起来。孩子们在邀请信中问自己无比热爱的作家：您为什么要住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而不返回苏联，回到衷心爱戴您的俄罗斯人民中来？
    好像是迫于群众自发的强烈要求，苏联政府也给高尔基去了信，热情洋溢地请他回国定居。政府甚至还答应，只要高尔基愿意，每年都可以去意大利过冬，一切开销都由国家负责。看来，苏联政府确实十分关心高尔基的利益。
    在如此热情的召唤下，高尔基回到了祖国。从他一踏上苏联的国土起，斯大林便开始实施其讨好和拉拢的计划。在莫斯科市内，为高尔基拨了一幢花园洋房，在莫斯科郊外和克里米亚，为他建了两幢豪华别墅。高尔基及其一家的全部生活必需品，都像对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们一样，由内务部的专门机关负责保障。为了方便高尔基前往克里米亚和出国，还在铁路上准备了一节经过专门改装的车厢。按照斯大林吩咐，内务人民委员亚果达必须迅速了解并满足高尔基的任何愿望。高尔基的别墅周围，栽满他所喜爱的，专门从国外引进的草木花卉。他吸的香烟，是特地从埃及订购的高级烟。他可以得到任何一本书籍，而不论该书出自哪个国家。高尔基生来就是个谦逊节俭之人，他多次拒绝享用这些特权和奢侈品，可听到的回答却是：全国只有一个马克西姆·高尔基。
    政府也实现了自己关于让高尔基回意大利过秋天和冬天的许诺。从1929年到1933年，他每年都去了那里，随行的还有两名苏联医生，负责在途中对他进行护理。
    斯大林不仅关心高尔基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委托亚果达负责对高尔基进行“思想改造”，力图让这位名作家相信：斯大林在建设真正的共产主义，在力所能及地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
    从高尔基回国的第一天起，亚果达就在莫斯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阻挠作家同群众的自由接触。当然，作家还是可以会见各工厂或模范国营农场的职工代表，并通过他们考察人民的生活状况，但这些会见都是内务部精心安排的。高尔基每到一个工厂，都会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同他谈话的都是经过专门挑选的宣传骨干，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赞颂“苏联工人的幸福生活”，列举劳动群众在教育和文化方面的伟大成就，而党委领导们则不失时机地带头高呼：“工人阶级的好朋友高尔基和斯大林万岁！”
    亚果达总是把高尔基的活动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不给他留下一点独立观察和思考的时间。高尔基常被带去参观国际旅行社用来糊弄外国游客的场面。例如，莫斯科郊外的博尔舍夫和柳别尔齐，有两个由劳改释放犯组建的公社，这使高尔基特别感兴趣。那里的工人们总是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和预先拟定的发言来欢迎高尔基。而发言人在提出自己如何回到诚实的生活中来时，总要衷心感谢两个人——高尔基和斯大林。劳改释放犯的子女们，则上台高声朗诵高尔基的作品片断。这一切，令高尔基感动得热泪盈眶。而这些热泪又向伴随他的内务部人员表明：他们已圆满地完成了亚果达交下的任务。
    为了更加“名正言顺”地使高尔基不得空闲，亚果达让作家去领导一个写作小组，负责编写苏维埃工业史，歌颂“苏维埃建设高潮”。高尔基还要主办《文艺学习》杂志，培养文学新兵，指导自学成才的作家。此外，高尔基还参加了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工作，而这个协会的负责人不是别人，正是亚果达的姻亲阿韦尔巴赫。总之，高尔基回到苏联后，一连数月，忙得不亦乐乎。但他只能沿着亚果达预先为他铺设的轨道，在一大群契卡（肃反）人员和为内务部服务的青年作家的簇拥下转来转去，几乎完全脱离了平民百姓。高尔基周围的人都有一项任务：向作家介绍社会主义建设的惊人成就和为斯大林唱赞歌。
    高尔基无忧无虑地过了好几年幸福生活，直到斯大林的集体化运动带来了可怕的大饥荒和悲剧：成千上万的孤儿从农村涌进城市，沿街乞讨。尽管亚果达的人想方设法地淡化灾荒的程度，但高尔基仍然表现出极度的惊愕和不安。他开始发牢骚，并在同亚果达见面时，公开谴责了很多令人难以容忍的现象。这些现象他早就在国内发现了，只是在此之前一直缄默不语。
    当时，斯大林对高尔基可真是慷慨无比。人民委员会议专门发布命令，表彰高尔基对俄罗斯文学作出的巨大贡献。国内各企、事业争相以他的名字命名。莫斯科苏维埃还宣布将市内最主要的街道特维尔大街改名为高尔基大道。
    而斯大林本人却没主动去与高尔基打交道。他一年只接见这位大作家一两次，而且都是在重大节日之时，他要等高尔基主动迈出第一步，向他“靠拢”。斯大林了解高尔基的弱点，故意装成十分关心俄罗斯文化发展的样子，建议作家出任教育人民委员（教育部长）。但高尔基以自己无管理才能为托词，谢绝了这一建议。
    当亚果达及其助手们确信高尔基已完全接受了他们的影响之后，斯大林就吩咐亚果达去暗示这位名作家：他若能写上一本赞扬列宁和斯大林的书，那就太好了。众所周知，高尔基是列宁的挚友，列宁是高尔基的知己，两人私交很深。所以，斯大林想借高尔基的笔，来把他塑造成列宁的当然接班人。
    为了让自己名垂青史，为了使世界驰名的俄罗斯作家来为自己歌功颂德，斯大林有点急不可待了。他决定赐给高尔基最贵重的礼物和最高荣誉称号，以此来影响作家以后著书的内容和所谓的基调。
    于是，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高尔基被戴上了全世界任何作家都得不到也不敢奢望的桂冠。斯大林每进行一次这样的恩赐，克里姆林宫里都要召开一次盛大的庆祝宴会。宴席上，斯大林总要频频举杯，祝贺这位“俄罗斯大地的伟大作家”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忠诚朋友”。这一切，似乎证明斯大林一贯向内务部工作人员灌输的那一观点（“只是每个人的卖价不同而已”）是何等英明正确。然而，岁月在飞快地流逝，高尔基却始终没写有关斯大林的书。而且，从他正在写的作品和创作计划上看，作家毫无为斯大林树碑立传之意。
    高尔基并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天真、幼稚。文学家的犀利目光，使他逐渐洞察了周围正在发生的一切。他了解俄罗斯人民，可以像看一本翻开的书一样，从人们的脸上看透他们的内心世界，找到那些使他们不安和慌乱的东西。工人们那一张张因吃不饱而削瘦蜡黄的脸庞，铁路上那一列列押送“富农”去西伯利亚的棚车（它们不时出现在高尔基那豪华的包厢的窗户外面），都使高尔基意识到：在斯大林那虚假的社会主义招牌后面，到处是饥饿、奴役和野蛮的专制。
    最使高尔基痛心疾首的，还是那股越演越烈的围剿老布什维克的浪潮。许多被迫害的老党员，早在革命前就同高尔基结下了深情厚谊。他知道，还有许多老党员，过去受沙皇的折磨，现在又遭到斯大林的迫害，对此，他实在不能容忍。他经常找到亚果达、叶努启则或其他有权有势的人物，发泄自己的指责，表示自己对斯大林越来越感到失望和不满。
    高尔基与斯大林之间，关系日趋紧张，到1934年初，大概连斯大林本人都已意识到，他朝思暮想的书是不可能问世了。
    于是，内务部加紧了对高尔基的封锁，只允许少数几个经过严格筛选的人接近作家。高尔基如果提出想会见某个为“机关”所不欢迎的人，那么，这个人立即就会被打发出莫斯科。1934年夏末，高尔基像往年一样，申请出国去意大利过冬，却被政府拒绝了。遵照斯大林的指令，医生们向高尔基解释说，根据他的健康状况，最好的过冬地点现在已不是意大利，而是国内的克里米亚。至于高尔基本人的意见，现在已无须尊重：他这个苏联最大的作家是属于国家的，因此，只有斯大林才有权决定一切有关其利弊之事。
    俗话说，“羊虽长疥，得络毛也行”，得不到一本书，弄篇文章也好……于是，亚果达奉斯大林之命，向高尔基转达了一个请求：十月革命即到，请高尔基为《真理报》写篇有关列宁和斯大林的文章。内务部头头们深信，这一次，作家总不可能再拒绝中央的“订货”了。然而，结果却使亚果达大失所望：高尔基再次表现出了大大超出他们预料的原则性。
    在这以后，据我所知，斯大林为了利用高尔基的威望来为自己脸上贴金，又做了一次，大概也是最后一次努力。事情发生在1934年12月，即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诬陷策划了对基洛夫的谋杀，并被逮捕之后不久。亚果达向高尔基传达了中央的指示：要高尔基为《真理报》撰文谴责个人恐怖。斯大林认为，在人民眼里，高尔基的这篇文章将成为作家反对“季诺维也夫分子”的宣言。高尔基当然明白问题的实质。他拒绝执行亚果达传达的这一指示，并说：“我不仅要谴责个人恐怖，更要谴责国家恐怖！”
    后来，高尔基再一次，而且是以书面形式正式提出申请，要求政府发给他出国护照，让他去意大利。不言而喻，他的这一请求再次遭到拒绝。如果让他去了意大利，他很可能真的要写本什么书，但决不会是斯大林所企望的书。就这样，这位驰名世界文坛的作家成了斯大林的俘虏，直到1936年6月逝世为止。
    高尔基去世后，内务部人员从他的遗物中找到了几本珍藏的笔记。读完之后，亚果达气得破口大骂，最后又嘟哝了一句：“狼毕竟是狼，喂得再好也总想往森林里跑！”

    高尔基的这些笔记，至今也没公布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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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遮蔽和被毛泽东神化的鲁迅

                  2010年09月19日12:17南方新闻网

                 http://news.qq.com/a/20100919/000954.htm

 

 

               《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第32期封面

                        谁把鲁迅弄得面目全非

                              本刊编辑部

     “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一句略带调侃的顺口溜，道出了中国学生学习鲁迅文章的“血泪史”——他的文章不是用来阅读和审美的，是供分析用的，差不多每句话都含沙射影，指桑骂槐，话里有话，无休止的时代背景，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典故出处，话外之音……一代又一代青年学生，怎么猜也猜不透鲁迅的心，这老头写文章就是来为难咱的。

鲁迅文章和思想的价值得到广泛认可，但，是谁把鲁迅肢解得面目全非？为什么在我们的语文教学中，鲁迅成为了意识形态的投枪与匕首？

现在我们知道，鲁迅无论是作品、思想，还是人格、性情，都非常丰富。我们以前只是看到他勇猛、刚毅的一面，作为战士的一面，他作为普通人的另一面，则被人们所忽视。比如鲁迅看重钱，不怕人家说他爱钱，在不菲的薪水之外还到处兼课，最多的时候一个礼拜跑到八所学校兼课；鲁迅自己有一句很著名的话，“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生活中的鲁迅，嘴馋；爱看电影，好莱坞大片都不落下，不管什么思想进步不进步，言情侦探恐怖都爱看；爱坐汽车兜风，没事就带着爱人孩子坐车玩一圈去，在上个世纪30年代，这可是高消费；还溺爱孩子，这可能是他晚年得子的缘故……

鲁迅文章和思想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获得了民间与庙堂双方的肯定。然而，仔细分析的话，这种表面的一致肯定，其实质却大相径庭：民间独立学者看重其自由主义思想与反专制的一面，而官方看重其“爱国主义”、“革命者”与“斗士”的一面，官方的这种定论(毛泽东特为鲁迅封了“三个家五个最”)，成为建国后语文教学中与鲁迅相关的“中心思想”，也成为钦定的研究鲁迅的“中心思想”，于是，鲁迅被定为一尊，比这更可怕、影响更深远的是，有关鲁迅的教学与研究的方式，也从此定为一尊。

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包括国民性的落后部分，是鲁迅批判的主要目标，这些都是鲁迅作品中宝贵的东西。目前来说，鲁迅所批判的东西，还顽固地留存下来，它不是历史，而是顽固地活着的现实，这正是鲁迅作品在当今的意义。

鲁迅一生都在批判封建礼教，他说一部二十四史，他只读出“吃人”二字。我们知道，中国漫长的封建史中，大多时候是儒教当家，于是，追根溯源，有人把这笔账算在了儒家头上。其实，把账算在儒家头上，是打错了板子，这笔账该算在那些“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变成儒教而定于一尊的人的头上，这种思想上的独裁破坏了一度灿烂辉煌的诸子竞争百家争鸣、虽不安定不团结却创造力勃发的局面。

是谁把孔子教坏了？是谁把鲁迅教坏了？

鲁迅的文章在教科书中增加几篇还是减少几篇，其实是个技术性的问题，比这更重要的是，在我们承认鲁迅作品价值的前提下，如何包容更多鲜活的、自由的方式去解说和研究鲁迅，鲁迅作品如果沦为标准化考试中只有惟一答案的阅读材料，是鲁迅最大的悲哀。

从另一方面看，教科书是不是一选到现代作家就只有鲁迅？当然不是，应该充分体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性，比如，鲁迅的兄弟周作人，与鲁迅富于战斗性的、深邃冷酷的文字相比，他的作品更趋于超然、恬淡与静谧，是文学另一指向的代表，早年即大受读者追捧，近年又一版再版，他本人已被公认为成就不逊于鲁迅的大家，他的作品，也是有资格进入中学语文教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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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遮蔽和高悬的鲁迅

      本刊记者 徐梅 发自北京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北发表长篇演讲——《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演讲中称鲁迅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并给予鲁迅“三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五最(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最高政治定位。

此后，解放区的语文教材中大量增选鲁迅的“战斗杂文”，而国统区则禁止学生阅读鲁迅，禁止发行鲁迅的一切出版物。鲁迅不再是独立于任何党派之外的自由知识分子，而成为共产党高擎的一面意识形态大旗。

1996年前后，周令飞客居台湾，父亲周海婴和母亲马新云来他家小住。某天晚上，餐桌上方的灯泡忽然灭了。周令飞站在高凳上换灯泡，“我就跟太太张纯华开玩笑，说‘不好！我要掉下来了！’黑暗中我母亲跟我父亲说，‘你看儿子跟你一样，老是搞恶作剧。’”

“我父亲回了一句，他说，‘我爸爸也是一样的。’意思是他跟我爷爷鲁迅一样，喜欢开玩笑。”

周令飞说自己当时“心里咯噔一下”，虽然他由祖母许广平一手带大，但祖母极少同他讲祖父的事情。

“跟大家一样，鲁迅在我心中的形象是来自学校、来自课本的。小的时候，我学习到鲁迅那些作品，通过老师的教训，也觉得我的祖父是很凶的，有的时候甚至庆幸祖父不在了，否则回到了家里祖父会骂我、打我的屁股。

“鲁迅太伟大了，我小的时候，在学校里，人家都像看珍稀动物一样到我们班扒着窗子看我。每次学到爷爷的课文，同学就会对我说：‘是你爷爷写的。’口气很羡慕，但听多了，心里就觉得怪怪的，总想逃脱出来。想远离他，站在远处眺望就好了。”

如今，他自称是“一个普及鲁迅、宣传鲁迅的义工”。让他在不惑之年从眺望变为追随的，正是父亲黑暗中的那句无心之言。“过去在我心中的鲁迅形象，在那一瞬间被颠覆了，我的祖父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我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