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是一位医生,行医多年,在一家医院任职。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全国都陷入大腐败的泥沼之中的时候,中国的卫生医疗界也未能幸免。笔者把这十几年来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毫无保留的摆在你们面前,窥一斑而知全豹,请你们看一看中国的卫生医疗界现在堕落到了何种地步。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document.write("");ad_dst = ad_dst+1;</SCRIPT> 我真心希望,医生的良知能得到恢复,医院的腐败能得到遏制,白衣天使的崇高地位再次回到我们中间,这就是写作本文的全部目的。 院里宣布了某某科的新任命,科主任由一个品质恶劣,技术平平的人当选。俗话说:“一颗老鼠屎坏一锅汤”,真让“老鼠屎”来当领导,不知这锅汤得臭成什么样,反正这种事发生在医院,最终倒霉的是病人。是科里没人可提拔了吗?否!科里有一位德才兼备,经过多年实践与培养,已经完全具备了当科主任的资格与能力的好医生,可是院领导瞎了眼,没有经过任何民主评议和选举,偏偏就任命了“老鼠屎”! 现在在我们这样的小小基层医院,科主任这样一个“芝麻官”,都出现了花钱买官的情况。作为一名普通医生,拿着国家的基本工资,不过2000元上下,仅够一家老小的基本花销,他哪儿来的钱给领导送钱,送礼?他只能利用职务之便,从病人身上谋取不义之财,或者干损公肥私见不得人的勾当!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领导怎么会不知道?装进他们腰包里的钱,绝不是仅够养家糊口的工资,一定不是好来的钱!领导只不过是睁着眼装傻罢了。我所在的医院,九十年代初,科主任年底就要给院领导送“千元红包”,而院领导春节要给他的上级送“万元红包”!你要参加职称晋升,先要给院领导送礼获得“许可”,还要给评委送数千元到一万元的“辛苦费”。现如今,早不知涨到什么行情了。就连职称考试的各项成绩不及格,只要花“三万块”给某著名考试机构负责人,包你门门过关。院里5分英语“过关”的“正高”,7分的“副高”(注意:百分制),早已见怪不怪了,只要你“上面有人”,或者“钱能通神”,包你“心想事成”,“前程似锦”! 现在,作为一名正派的医生,不收病人的红包,不拿药品的回扣,就没有“闲钱”给领导送礼,再加上不肯结党营私,拉帮结伙,卖身投靠,同流合污,就没有学习培养的机会,更得不到应有的提拔和重用,甚至威胁到自己的生存,被迫端掉医生的饭碗,等于是“自断前途”!美国开国元勋汉密尔顿说过:“谁控制着你的饭碗,也就意味着左右了你的意志。”试想,当一家老小的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还有多少医生能够坚持原则!你若选择了良知,就意味着选择了被淘汰! 不管这个社会现在如何,我个人认为,大夫不应该收红包,更不应该为了拿回扣给病人开不需要的药,这是基本的职业道德。我曾在报纸上看到一位北大教授说过,医生和教师的职业道德是整个社会道德的底线,可现在这一底线早已突破,而坚守这一底线的医生在恶劣环境的重压下越来越少了,这真是社会的悲哀与倒退! 回顾我们的老祖宗李时珍,一辈子济世悬壶,积德行善,不知拯救了多少病人的生命,难道我们现在的医务界,竟敢数典忘祖,连老祖宗都不要了吗?同仁堂药店,同仁医院那可是开在旧社会,现如今,解放五十五年了,连“一视同仁”这样的医德医风都不讲了吗?医生的眼睛都变成“钱眼”了吗?这些年,医疗道德急剧下滑到冰点,医疗纠纷,事故急剧上升,医患冲突层出不穷,到了“以命抵命”的程度。难怪老百姓眼里的“白医天使”变成“白医恶魔”了呢。 解放后,我们也把林巧稚,吴阶平,李月华这样的医生作为医务界的楷模来学习。吴阶平曾经说过:“作为一名医生,不但要一切为病人,还要为一切病人,为病人的一切。一个好医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好人,没有医德就谈不上责任心,同情心。”这是何等的思想境界,这难道不应该成为每个医生的座右铭吗!真不知吴阶平对医务界医疗道德世风日下现状做何感想!他的这些至理名言,对现在很多医生来说,简直就是“天书”!就是“痴人说梦”!吴阶平医生还在世,难道他的思想就过时了吗? 我曾在《凤凰周刊》上看到一位西方记者写到,希腊人认为,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医生的职业操守岂能用金钱来调动!她对我国目前医务界现状不可理喻。早在2300年前,古希腊的“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斯就在开业前宣读有关医务道德的誓词,1948年,世界医协大会将此誓言修改,定名为《日内瓦宣言》,把它作为国际医务道德规范。我国也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难道搞了市场经济,就可以把世界公认的医疗道德踩在脚下,甚至颠倒黑白,西方哪个国家搞的不是“市场经济”?!在美国,医生都要经过严格挑选,只有道德人品,智力才力极佳的人才能被选中。而我国,满大街的游医,骗子横行霸道,草菅人命,全国闻名的“新兴医院”的院长是劳改释放犯,居然没有人管,腐败卫生部官员领导下的各级卫生部门都干了什么!难道中国医务界的良心都让狗吃了! 医生大多数是受过大学教育的,理所当然被列为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是应该讲“社会良知”的。如果全社会的大夫都是一群只知拼命捞钱,不讲医德,不顾病人死活,甚至堕落成只讲吃喝玩乐,天天歌舞升平的腐败分子,甚至医务部门的领导也是这样的人掌权,这个社会有多可怕!全体社会公民的健康和生命掌握在一群什么样的人手里!而SARS的肆虐,恰恰验证了这场天灾加人祸! 我想披露一些医务界的内幕。大家从报纸,电视上看到,北京垂杨柳医院和酒仙桥医院,因反复使用旧心导管而被暴光遭到指责,可是实际上,很多大医院都是这么干的,比如这次在SARS中赫赫有名的人民医院。这早已是行业内的半公开秘密,大家早已司空见惯。这些大医院最早在国内开展心导管业务,各个小医院都是从那里学来的新技术而后开展的,我院一名进修生90年代初曾在那里学习此项技术,亲眼看到护士反复冲洗用过的旧导管,消毒并重新塑封后给病人重复使用,塑封后的导管连医生都看不出来,完全可以与新导管以假乱真,更何况对此一无所知的病人!这样就可以大大降低成本,获取高额利润,据说,当时该护士的月奖金可高达8000元,怎不令人无比震惊!大医院术前还查甲乙丙肝,梅毒,艾滋等项目,许多小医院由于病人少,试剂昂贵,根本不做这些检查,照样反复使用,不知会造成多少交叉感染的机会!我想,这些大医院的科主任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难道他们不知道这是违法的吗?不,他们是利欲熏心,忘乎所以,眼里只剩下“钱”了!哪里还有“以人为本”的社会良知呢?!就在现在,据我所知,又有医院开始这么干了。光靠卫生局监督得过来吗,真可谓,“猫捉钱老鼠,太难了”。 现在,凡是能产生“经济效益”的医疗项目,都被大大开发,利用,而不管什么适应症,并发症,禁忌症,更没有良知和医德的约束。口腔科靠烤瓷牙挣钱,眼科靠人工晶体发财,放射科的CT及核磁检查的阳性率究竟几何,不愧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但是,适应症无疑都被扩大化了,不仅浪费了许多可贵的医疗资源,有些还给病人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我的一位政府官员朋友,仅仅因为心前区有些不舒服,到人民医院就诊,大夫看他是“公费医疗”,死气白咧劝他住院,非要动员他做“心导管”检查,他说,幸亏曾经听我说过,吓得他赶紧逃离了医院。现在,很多人都不得不有自己的“医疗防欺诈顾问”,因为医生里骗人,害人,抢人,不讲医疗道德的人太多了 ,真让人防不胜防。我的一位长辈,84岁了,身体相当衰弱,因患心肌梗塞,到西苑中医院抢救,大夫看她是离休,享受“全额报销”,非要动员家属同意给她做心脏支架,得花数万元,家属什么也不懂,只能同意,最后因抢救无效而没有做成。事后,我问了一位心内科医生,她说,心脏支架的年龄适应症一般掌握在70岁,还要看病人的全身情况,年大体弱的病人绝不是适应症。就我国目前的经济水平而言,还不能给所有的病人做此手术,象给一些生命已经走到尽头的衰弱老人做此手术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我国的医疗资源太有限了。可怜我这位长辈本人就是一位医生,从抗日战争救治伤员作为人生的起点,一辈子兢兢业业为病人服务,最后临死前,还被自己的同行,自己的“后来人”算计了一把。作为一个医生,我最最担心的事,是在自己将来患病时被自己的“同行”进行敲诈,勒索,从医疗改革开始,我就天天为自己祈祷,愿上帝保佑。但我知道,上帝也救不了我。 目前最让人寒心的是,这些问题的揭露往往都是记者捅出来的,可行业内的人都紧闭着他们的嘴。难道大多数的医生就没有一点职业道德,他们的良心都泯灭了吗?我想,并不完全如此。大多数的医务人员还是好的,但是,当行业内的不法行为成为一种心照不宣的“制度”时,就没有人敢站出来为病人说句公道话而砸掉自己的饭碗了,因为,谁破坏了行业内现行的“潜规则”,谁就不得不离岗了。医院每年向科室下达高额经济指标,科里层层转包,每个医生都有具体的定额,不完成就得下岗,光靠老老实实干,完成是很困难的。高额奖金的利诱必然导致歪门邪道盛行。如果大家都这么干,我为什么要成为同行里的“异类”呢,若再站出来揭发检举,你就会成为“行业公敌”,院里不容,科里不容,本行业不容。 最近,我从报纸上看到,某省一位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著名医学专家,就因为拒收红包和其他灰色收入而与同行对立,遭到排挤,被迫下岗而且四处求职无果,只好再次远离祖国,回美国就业。“海归派”还有退路,“坐地户”若敢于坚持真理就只剩下死路一条了。这就是香港著名学者张五常先生所说的“制度腐败”,行业腐败”。朱熔基总理一身清廉,曾为会计学院题词“不做假帐”,可要是一个会计不做假帐就找不到工作,没有饭碗而无法生存时,他又能怎么办呢?堂堂大国总理都要面对“万丈深渊和地雷阵”,老百姓更是早掉进“十八层地狱”了。现如今的社会,行行腐败,业业黑暗,暗无天日,一个坚守职业道德,洁身自好的人连饭都吃不上,放眼全球,有几个国家象中国这样搞呢!我认为,医疗改革的目的决不可以放弃“以人为本”,而搞什么“以钱为本”,医生也决不可以堕落为“医商”!如果这样,必将被国际社会耻笑,必将被老百姓唾弃。 滥用抗菌素 一天上午,我正在看病,一位危重病人请我会诊。患者79岁高龄,退休老工人。病人主诉,两周前,颈侧部有一个拇指肚大小的“疙瘩”,稍有疼痛,来院就诊,内科大夫未请外科会诊,就说:“输点液吧!”一次开了十五瓶利复星,结果输了几天下来,症状反而越来越重,局部高度红肿,约小拳头大小,体温高达39.7度持续不退,晚上急诊收入外科。我科会诊意见为,颈深上淋巴结感染引起局部脓肿形成。B超显示,脓腔的下壁与其下方颈鞘中的大血管仅剩下2mm的间距了,何其危险!作为大夫都知道,如果再不及时切开引流,脓腔将会腐蚀颈部大血管,造成病人大出血死亡,病人被报了病重。当天,病人经急诊切开引流才转危为安。 就这样,一个打几天青霉素就能治愈的小小淋巴结炎,在一位“医商”的演绎下,变得“惊心动魄”,让人“触目惊心”,差点丢了性命。这个病人的门诊治疗明显存在两个错误,第一,没有选择敏感的抗菌素,而且未根据病情变化及时调整用药;第二,外科病内科治,根本不请外科会诊,哪能不出问题!这里面可不全是技术问题,作为医生都知道,这种病人用药三天必须复诊,然后医生要根据病情变化来及时调整用药。而医生为什么第一次就给病人一次性开出十五瓶利复星,这恐怕与药品的回扣大大有关了。按照常规百分之十的回扣,你就可以知道大夫可以从这个病人身上捞多少钱了,这位门诊医生恰恰是我院有名的“开药高手”。 可以说,这个医生的良心大大地坏了,根本就不是从病人的病情着想,而是完全从自己的经济利益出发,他怎么能不把病人越治越重,差点治死呢!这哪里是在“治病救人”,分明是在“谋财害命”!本来几十块钱,几百块钱就能治好的病,最后花了将近一万块钱还差点要了病人的命,更何况病人在这场疾病中遭遇的巨大身心痛苦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当时,病人极端痛苦无助而对大夫求助,在绝望与希望中挣扎的眼神,让人永生难忘,面对这样的病人下毒手的医生,只能管他叫畜生!病人对这样杀人不见血的医生,恨不得千刀万剐。更可悲的是,这样的医生在医院里比比皆是,而且,毫无疑问,还因为为医院创造了经济效益而成为领导眼中的红人,大家学习的先进榜样,这样“利己利院”的人,能不前途远大,节节高升吗?倒是那些不肯出卖良心,坚持不滥用抗菌素的大夫,被人看做“死心眼”,“老古董”,“假正经”,甚至“行业公敌”,不但得不到领导的重用和赏识,丧失学习进修和升迁的机会,很可能让你下岗,因为你在那里碍别人的事了,如此下去,好医生会变得凤毛麟角,成为“稀有动物”了。 现在,是否滥用抗菌素就是检验医生良心的试金石,可是,在这种大环境下,又有多少人经得起这一检验呢!我毕业多年了,看到现在门诊医生给仅仅患感冒,有点发烧的病人就用“头孢三代”的抗菌素而感到不可思议.1998年底的大流感,我的一位北医毕业的主管药剂师朋友说,他值班一晚上就给某位门诊大夫拿过27支头孢三代抗生素,而这些药仅仅用于流感病人,当时每瓶药64元,按百分之十计算,他这一晚上就能从此项中提取168.8的回扣。当这位药剂师第二天反应给门诊主任,他得到的是“少管闲事”的警告。而另一位坚持用药原则的儿科主任,对前来推销头孢三代抗生素的医药代表说,我是“医生”,不是“医商”,请你从我这里滚开,我不能拿患儿的健康和生命开玩笑。遗憾的是,院里的年终总结大会上,门诊因经济效益突飞猛进得到了嘉奖,而现在,这位药剂师和儿科主任早已“提前退休”,闲赋在家。 我常常怀疑自己由于毕业年代久了,药物的进展让我落伍了,难道是我的知识老化了?我非常留心这方面的学习,最近,《南方周末》上有一篇关于养殖鱼类,禽类滥用抗菌素引起生态平衡失调的文章旁边,特别附属了一篇南方医院某著名专家关于抗菌素使用原则的短文,我一看,与我多年前在学校里老师教的并无两样!我院曾请304医院一位抗感染专家讲课,她介绍,在香港,像开胸那样的大手术,仅仅在术前一小时和术中一小时各用一次抗菌素,术后完全不用,直至拆线,这与国内现在做个皮脂腺囊肿小手术用药到拆线相比,不能不让人吃惊。很可惜,这样的学术讲座因“不合时代潮流”而早已听不到了。在美国,买抗菌素比买枪难,更是受到严格的管理。 我也曾经问过一位全国著名外科专家,一,二类手术后用哪类抗菌素,他回答,在他看来,用几天青霉素就足够了。但是,他说在他所主持的手术科室里,他说了也不算,因为他已退居二线,别人在用药上不会听他的。科室每年要完成院里下达的经济效益指标,而用青霉素这样的药物,得益的是病人,医生和医院都没有任何好处,也没什么经济效益,科里没有奖金发给大家,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怎么调动呢,所以他只能闭上他的眼,闭上他的嘴,看着下面的医生胡滥用药。温家宝总理提出要专家治国,可是专家的话没人听,或者,专家也都闭上了嘴,甚至专家怕“屠夫”,那不是太可悲了吗。 我想,不管你是平民百姓,还是医生护士,大款高官,你总有一天会是一个病人,在这一点上,老天爷是公平的。致病菌与抗菌素之间这种“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恶性竞争,目前国内医务界这种竭泽而渔的自杀方式,定会给全人类带来可怕的后果。 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这样一段话:人的本性原是脆弱的,遇到有暴利可图,又只要牺牲一些孤苦无告者的利益就可达到目的时,往往容易屈服于利欲的引诱,心肠变得狠毒起来。可怕的是,变得狠毒的是理应最该积德行善的“白衣天使”,有些医务人员把服务对象当成敲诈对象,这种行为还受到体制内的支持和鼓励,代表着“医疗改革的先进方向”,难怪老百姓管医务工作者叫“披着人皮的大白狼”,这样的称呼表现出群众对医务人员极大的失望和愤怒!我从报纸上看到,异地出差的医生在出租车上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否则,司机就会绕远道“宰你没商量”,由此可见一般。 我想,医疗改革的目的决不应该放弃“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让“钱司令”挂帅,把“为人民服务”变成“为人民币服务”,让医院变成“趁人之危”的场所,让医生变成“见病人就宰”的“医商”,把病人当成任人宰割的羔羊!不幸的是,这只是腐败卫生部所领导的医疗改革的冰山一角,那位病人,那位药剂师以及儿科主任只能是“滚滚改革洪流”历史车轮下的几只蚂蚁。我虽无力回天,但是,我要在等待下岗的同时,把这些都记录下来,并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国医疗改革的真相,做一位历史的见证人。我也想让那些能看到此文的“父母官”,“公仆”,看看在他们的领导下,自己都干了什么“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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