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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香港立法会就申亚拨款表决现场。下排左数第三人为霍震霆。(注:依照惯例,立法会主席未投票。)(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在香港,政府花钱,一分一毫都要经过立法会的批准,来自各阶层各行业的议员,对政府往往不留情面。
政府惨败
14票支持,40票反对。
1月14日,香港立法会财务委员会毫不留情地否决了政府申办2023年亚运会的拨款申请。
将近两个小时的辩论里,议员们轮番上阵发难,政府颜面尽失:
“如果这样包装一下就能获得我们立法会通过,那真当我们是橡皮图章了!”
“为了面子却罔顾民意豪花数十亿元,议员作为民意代表,必须坚决反对,这个就是给你们的教训!”
香港体育协会暨奥委会会长霍震霆也坐在议员席上。此前,他游说各方,甚至得到了亚奥理事会给香港提交申亚文件的宽限期,但此时,在几乎一面倒的对政府的声讨中,他手中的这一票赞成显然杯水车薪。霍震霆事后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原来没想到会有这么多反对票。
议员黄国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立法会中占据多个席位的民建联投反对票,是左右形势的关键因素,一些没有党派背景的议员起初打算投赞成票,见到大势已去,也跟着投了反对票。
作为香港最大的建制派团体,民建联一反亲政府的立场,早在政府出台咨询文件时,就第一个出来反对。外界的揣测是,年底马上要进行区议会的选举,民建联想博取民众的支持,借此取得先机。黄国健透露,其实民建联在立法会中的议员,有一半私下是赞成申亚的,因为太早提出反对,最后想反水也不行。
民建联主席谭耀宗告诉本报记者,他们也要听取民意,市民不赞成,他们当然不会赞成。投票当日,民建联的八名立法会议员中,有四名身兼全国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为了投反对票,缺席了在珠海举行的港区人大、政协预备会议。
“2010年6月,特区政府向亚奥理事会发信,支持港协暨奥委会提交申办意向书,但附带条件是政府的最终决定需视乎公众咨询的结果,以及立法会财务委员会是否接纳主办亚运会可能涉及的财政承担。”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发言人梁嘉瑜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在香港,政府花钱,一分一毫都要经过立法会的批准,来自各阶层各行业的议员,对政府往往不留情面。“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也知道香港的特殊情况。”霍震霆对本报记者说。
这一次亦如此。据香港媒体报道,在立法会辩论现场,港府各级官员到最后都弃械投降溃不成军,连拉票机会也放弃,政府派驻立法会内各个出入口的工作人员,个个无精打采,没有像以往一样,对进出会议厅的议员亦步亦趋。
“这个结果就是民意反映”
这是香港政府近年来最狼狈的遭遇。特首曾荫权说,这一次申亚过程中,政府的脊背被外界戳得到处都是窟窿。
戳得最狠的,吴志森主持的香港电台听众热线节目算一个。从2010年6月政府启动申亚公众咨询开始,听众热线几乎成为民间反对申亚的发声筒。他说,打进电话的市民,持反对和赞成意见的比例,大概是9比1。当看到立法会大屏幕显示的票数,吴志森并不感到意外,“这个结果就是民意的反映。”
吴志森说,尽管近年来香港政府的不少决策都遭到反对,但是,政府的作为从未像这次一样经不起推敲,“我做新闻十几年来,很少看到香港政府这么做,自始至终想蒙混过关”。
钱首先没交代清楚。去年9月,政府发布咨询文件,公布承办亚运的大致预算是400亿,舆论顿时哗然。“那是我看过的最粗疏的政府报告,前年民众强烈反对的高铁项目,政府预算尚且说得很清楚。”吴志森说,“为什么2000年港府申办亚运时预算只有10亿,现在就要几百亿?等到2023年实际办的时候,是不是还要加钱?这些都没有说清楚。”
尽管政府官员反复解释,在预算的400多亿中,只有140亿是跟亚运直接相关,剩下的300多亿用于改善基建、体育设施,即便不搞亚运,迟早也要花,市民还是不依不饶。迫于一波高过一波的反对声浪,港府申办亚运专责小组详细检视了申办亚运的场地计划,咨询文件公布一个月后,决定舍弃原计划中关于提升元朗、大埔、沙田三个室内体育馆的部分,预算从400多亿减至60亿。
然而,这随即成为政府蒙混过关的第二个例证。“60亿就够办一届亚运会了?一下子减这么多,未必是政府的让步,而是政府太急切希望得到支持。”议员谭伟豪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就因为这个投了反对票。
如果说钱的问题还有讨论空间的话,政府发布香港中文大学所做的民调结果,彻底把自己推向了市民的对立面。
政府官员引用中大调查报告,称支持者在结束咨询前增加,赞成和反对非常接近。马上有反对派人士站出来说,调查报告的结论是市民对申亚有一定保留,政府刻意隐瞒。
此事最终还劳得特首曾荫权亲自回应。他说,民调本身分两个部分,包括数字的事实与各方对数字的演绎意见,当局完全无意思将之隐瞒或扭曲,因为最后都要公布所有的报告,并相信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特首的解释未能挽回市民的信任。有专业人士甚至指出,调查问卷的问题设计存在诱导性,政府是刻意为之。
政府报喜不报忧,是很多议员最终投反对票的关键因素。他们认为政府选择性公布信息,有搬弄民意之嫌。“有利的拼命放大,不利的拼命隐藏,这是市民最难以接受的。”吴志森说。
必输的战役
有媒体断定,政府此次申办亚运,是一场“必输的战役”。
离咨询期满还有一个多星期时,港府申办2023年亚运会专责小组组长陈育德坦率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对立法会是否同意拨款“有点担心”。
咨询期的最后阶段,陈育德和民政事务局的人士,不停地到各区议会去游说,争取议员们的支持。走遍全港18个区议会,都没有取得特别的效果。在立法会表决前,陈育德辞去了专责小组组长的职务,尽管他自称是为了照顾家人,还是引来外界各种猜测。
立法会民政事务委员会还召开特别会议,建议政府搁置申亚的申请,但政府还是硬闯立法会,多少存有侥幸之想。
梁嘉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政府成立的申办亚运专责小组近日就将解散,因为刚被否决,政府对此次申亚得失还没来得及检讨。在给南方周末记者的书面回复中,梁嘉瑜说,“社会各界已有充分讨论,香港是多元化社会,政府方面完全知道社会对申办亚运有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关注到需投放60亿元,会否影响其它民生开支”。
更多的人认为政府申亚惨败,主要不是钱的问题。民间的反思已经开始。议员张文光在立法会上慷慨陈词,认为申亚拨款是他从政20年来最危险的拨款,如果通过,将对不起纳税人。会后,他在“申亚之死,死因何在”的文章中写道:“申亚最大的不幸,是主管官员犯下的错误:长官意志凌驾社会民情,面子工程优于民间疾苦,制造舆论报喜不报忧,动用公帑没有深思熟虑。”反观之,反对申亚成功,恰好反映了香港的底色:务实不浮夸,老实不取巧,民意不可欺,公帑不乱用。
“政府无法对申亚给出有说服力的理由,面对民众疑问含混其辞,才是失败的深层原因。”吴志森认为,“政府每次说的理由都不一样,一会说能提升香港形象,一会说能创造就业机会,一会说能增强香港社会凝聚力,自己都没有想清楚。”
相比之下,十年前香港政府首次申亚时,政府给出的理由就很清楚,当时社会上的阻力也没有现在这么大。
一位曾在回归后的香港政府中央政策组任职的人士回忆,当时有反对申办的官员认为,申办亚运一来劳民伤财,投入的资源回报率不高,社会上有其它更迫切要办的事,二来亚运机构的头头可能贪腐,欲得主办权,香港要“花点钱”。对此,特首董建华说,“我国运动员水准之高,足可囊括绝大部分亚运冠军,每得一面金牌,便奏一次国歌升一次旗,荧光幕前,几百万香港人便得一次爱国教育!”
“最根本的是香港社会的价值观有分歧。”曾两次深度参与香港申亚的霍震霆依然这样认为,“回归这么多年了,还是有价值观的问题。我希望有更多的交流,让年轻人增加对国家的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