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友遇险的法律责任与社会责任

格桑阿娃

 

            驴友遇险的法律责任与社会责任

 

10月5日，17名驴友在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忠良乡长滩河自然保护区露营时，因暴雨遇险被困。当地政府组织搜救，历经51个小时，终于将他们救出。更受舆论关注的是，根据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公开的信息，共有42名驴友冒险进入长滩河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探险，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27条“禁止任何人进入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的规定。据此，该局决定对来自柳州、河池等地的17名驴友每人处以1000元罚款。对于来自南宁的25名驴友，他们正在进一步研究处罚方案。

近年来，类似驴友遇险的事件时有发生。若危险来自不可预测的天灾，驴友们自不会受到舆论的非议。但不少危险本可避免，只是因为户外活动的组织者不专业、不负责甚至故意违规，这就难免让旁观者愤懑:凭什么你的任性要让公共财政来埋单?

救险的投入支出账并不难算。以前述的“广西长滩河救援”为例，当地政府获知险情后，紧急出动了100多名民警、消防员，派出了200多名干部群众、40多名医生护士以及300多名后勤增援人员，出动了80多台次各种车辆、冲锋舟，直接经济支出10万多元，这还不包括后续工作相关费用。

显然，这些公帑的支出，只要此次户外活动的组织者稍加注意，就可避免——哪有户外露营不关注天气状况的?而这些驴友选择的露营时间，恰逢台风“彩虹”过境。之所以会发生探险变成了冒险，露营变成了营救，完全是这些所谓的“驴友”自己造成的。

这样的例子并非个案。但每次围绕驴友应否为救援支出埋单的大争议，却并没有得到令多数人满意的答案。争论的结果往往异化成了对不负责任的驴友发起的大批判——在法律上，似乎也的确只能对这些驴友批评批评。当有公民遇险时，政府部门不可能见死不救。至于救援成本的考量，也往往被放诸生命权之后。到了要救命的危急关头，要不要救根本就没有讨论的余地。因为必须救!

另一个争议焦点在于:虽然救援为第一原则应予尊重，但救援成功之后再对这些驴友进行处罚总可以吧?问题在于，处罚也要有处罚的依据。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虽对17名驴友进行了处罚，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冒险”行动引发了救援，而是因为他们违反了“自然保护区条例”，进入了不该进入的禁区。以这条来看，既然共有42名驴友进入了长滩河自然保护区核心区，那就不能单单只罚遭遇了险情的17名驴友，其他25名违法的驴友同样应予处罚。

而这一处罚并没有回答驴友对救援支出的责任问题。处罚对象和处罚依据的特定性，决定了这类处罚的适用范围并不广。对于多数在自然保护区之外活动的驴友来说，哪怕他们的行为冒失并造成了安全事故，仍不在处罚之列。

没有任何惩罚，何来吸取教训?政府的无条件救助本是对生命的尊重，但却不幸为一些不专业、不负责的驴友在开展户外活动时兜了底。这种纵容在法律上暂时还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但这并不表示，被救援的驴友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宽容自己的不专业和不负责。法律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社会内部也会萌生无需法律的秩序。驴友开展户外活动本是一种自我挑战，这种自我挑战首先需要自我负责来保障。不负责任的驴友将被社会批评，被舆论讨伐，被真正专业的驴友鄙视，被越来越多的普通驴友抛弃，这都是逃不过的社会责任承担。

(作者系海南大学副教授)

 检察日报 如智法律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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