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几年家软刀子杀头不觉死（续）

阿飞

改革开放是为了追求整个社会整体长远的高效益，而不是仅仅为了追求局部行业局部企业局部阶段的高效益。为求一时一地的高效益而罔顾多数人的疾苦生计问题就要冒以整个社会的生存为代价的风险。“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老百姓丰衣足食就社会安定，走投无路就要动乱，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反复证明过的规律。伊郎前国王巴列维一味追求现代化、高速度，对社会转型时出现的贫富剧烈分化、贪污腐化成风及社会矛盾的激化等问题问题置若罔闻，结果社会动乱，众叛亲离，黯然下台。因为没处理好速度与安定的关系而导致社会转型彻底失败的例子不只这一个。前车之鉴，不可不察。自然科学领域的项目搞砸了一般还可以推倒重来，除了象叁峡高坝那样的。社会结构的变革则都象叁峡高坝，一旦决口就再无挽回余地，“开弓没有回头箭”，所以要改动必须慎之又慎，必须经过反复局部试验，绝不能轻举妄动，更不能全面乱铺开。开汽车速度与安全必须兼顾，为安全而不开车当然不行，但为速度而不顾安全同样不行。拼命开飞车，车一翻原先的速度再快也没意义了，“欲速则不达”。一个社会就是一个大系统。改革开放是社会转型，是从一种状态变化到另一种状态。设想一个理想的系统状态并不难，难就难在如何过渡。任何大系统的过渡过程都是最复杂也最关键的过程，必须慎之又慎。社会转型最容易诱发各种不稳定因素，而如何控制这些不稳定因素则是社会转型成败与否的关键。一个动态系统要能够保持稳定，必须有负反馈功能，必须有自适应功能，必须有恢复稳定能力。没有这些功能，任何随机干扰等不稳定因素都会被无限放大再放大，最后导致整个系统崩溃。没有线传操纵系统，设计战机就不能放宽静稳定度；没有有效的社会安定保障措施，改变社会结构就危机四伏。必要的社会服务是社会安定的保障措施，不一定全由国有企业承担，但不能没有人承担。没有把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人粘合到一起的纽带，人就会只跟自己小圈子里的人打交道，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人“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整个社会就会“沙漠化”，又变成一盘散沙。尽管现在人们可以网上交流，但虚拟世界的交流不能代替现实世界面对面的交往。没有经常性的面对面交往的人就等于是社会孤儿。除了个别“隐士”，人都是社会性动物，没有机会相互交往就会自己创造机会。纳粹集中营曾用犯人做孤独试验，把人有吃有喝地长期与世隔绝，剥夺其一切听、说、读、写的机会，结果被试验的人要么自杀，要么疯了。缺乏正常精神交流的人容易心理变态，举止失常。人有了思想问题心理障碍而无人过问，矛盾就有可能演变激化，本来非对抗性的变成了对抗性的，甚至导致犯罪。中国现在专门提出要对付自杀，可见心理保障和调解矛盾这类社会服务有多重要，也可见党、政、工、青、妇等机构的思想组织工作并非可有可无。现在流入城市的农民工越来越多。中国十叁亿人口大半在农村，十分之几出来就可能达到上亿。这么庞大的人流一下子拥进城市，如果不为之提供必要的社会服务，这些人就会自发形成自己的一套社会服务体系，形成城市中社会外的社会。 “人离乡贱”，寄居异乡的农民工往往是“弱势群体”中最弱势的。 “存在决定意识”，强者希望 “不受约束”，弱者希望 “得到保护”。强者及自以为强者的人为了不受约束，为所欲为，所以强调“个人自由”；弱者为了保护自己，寄希望于集体安全或强者庇护，为此宁愿牺牲某些个人自由为代价，所以易于接受“组织纪律”。如果弱势群体感到自己不能得到社会的起码承认和有效保护，就容易转向使他们认为能够保护自己的势力。如果没有必要的党、政、工、青、妇那样的正面思想组织引导，“法X功”、邪教组织、毒品贩子和“民运”精英就要乘虚而入，甚至从行会、帮会发展成黑社会。本来国有企业提供的社会服务功能已经不足以涵盖新形式下的社会需要，现在“精英”们再借口“经济效益”而一刀砍光，让越来越多的人处于无人过问状态，等于社会结构性的“水土流失”。如此庞大数量的人口处于“沙漠化”状态，一有风吹草动，比如外部世界的经济封锁造成外销企业倒闭，民工失业，马上可能掀起滔天巨浪，引发社会动乱（这正是李凳辉们企盼以久、“精英”们蓄意制造的局面）。即使在平时，面对这种大规模无组织状态的特殊群体，如果单纯依靠原本按照过去城市人口规模而设定的警力来维持社会治安，就是把警察累死忙疯也应付不过来。一线警察长期超负荷运转而疲惫不堪，即使业务政策水平再高也决不可能象精力充沛时那样发挥正常，这就很容易工作失误，执法粗糙，再加上警员内部败类搅局，结果是恶化警民关系，给惟恐天下不乱的人以蛊惑人心的口实，借此煽动动乱。提供必要的社会服务把这种新的“社会外的社会”纳入某种有组织状态实际是整个社会的“水土保持”，以最大限度地调节矛盾，避免激化，把问题尽可能解决在萌芽状态，防患于未然，从而减轻正规警察的负担，为社会安定提供良好基础。 .

总之对这种新形式下的社会问题和民工潮应该学大禹治水，改堵为疏；而不应该学大禹他爹，只知堵截；更不应该撒手不管，任其泛滥，酝酿动乱。这也许会影响局部单位的效益，却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总效益。“社会主义”顾名思义就是从整个社会的最高利益出发考虑问题，“资本主义”则从资本利益角度考虑一切。但资本生产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为了资本自身的最大利益又不得不把资本活动与整个社会的相互交链影响的后果计算再内，结果“既不自觉又不自愿”地来点社会主义。“精英”们借口“经济效益”而一笔勾销必要的社会服务，对因此造成的越来越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置若罔闻，让整个社会自行消受，不仅是等于“随地大小便”，只管自己通畅，不顾他人死活；而且是等于让义合团靠血肉之躯承受洋枪洋炮，让花信少女靠处女膜抵御强奸。一个国有企业被拍卖之后其党团组织要么不复存在，要么不起作用。也就是说，共产党对这个单位这部分人的组织领导就此结束。等到所有国有企业拍卖完毕，中国共产党在经济领域内的实际组织也就消灭完毕。而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则既不受共产党在农村的组织管又不受共产党在城市的组织管，共产党两头皆空，又丧失了对这部分人的领导权。前苏联是一举打倒共产党，中国的“精英”们是逐步打倒共产党。一个是“批发”，一个是“零售”；一个是一刀两断，一个是零刀碎剐。这一切都是“精英“们在“改革开放”、“提高经济效益”的大旗掩护下“悄悄的干活，打枪的不要”。所有主张都指向一个共同方向：增加不安定因素，酝酿社会动乱，打倒共产党。“咬狗不叫，叫狗不咬”， “精英”们的“软刀子”不声不响在行动，刀刀都在促进“中国崩溃”。其危害比李登辉之流的声嘶力竭大喊大叫严重得多。国有企业要不要讲经济效益？当然要讲。但要讲效益，头一条就是不能“狐狸看鸡圈”，必须杜绝管理人员贪污腐化，监守自盗，否则鸡再多也不够狐狸偷的，何来效益？中国过去的管理制度只强调过程，不强调结果。只要合乎手续，赢利与否无关紧要。西方的管理则强调结果，不拘泥过程；只要在法律许可范围内赢利，经营手法可以不拘一格。过去中国国有企业是“买酱油的钱不能打醋”，“买棺材有钱，买药没钱”，谁也别想随便做主，不容易贪污却容易浪费，办坏事不易，办好事更难。这种荒唐制度确实应该改革。但“精英”们一改则什么规章制度也不要了，企业一切老总说了算，公款成私库，不是狐狸也变成狐狸了。“精英”强调要学西方赚钱经营不拘一格，却绝口不提人家征税也同样不拘一格。美国企业老总享受的企业提供的高级服务，如公司专车，高级停车位置等都要按价计入个人应税收入，不能豁免。企业对外应酬费用也不允许全部实报实销，超过一定范围的就要算个人的应税收入。人家的逻辑是：你实际享受到了这些服务和消费，就相当于你有了相应的收入，就应该纳税。至于个人工资单上是否真收到相应的钱并不重要，无非等于钱没过手就花掉了，属于非工资形式的额外收入，所以必须纳税。此外抄股赚头、银行利息、债券收入等等都要征税，拥有房地产要交不动产税，赌博赢了要交所得税，受礼要有赠与税，否则就要由送礼的人另交同等金额的赠与税。你实际占有的财产与享用的服务越多，所要交的税也就越多。既然中国要学西方的管理原则，那也应该同样实行人家的税法原则，计算应税收入时要包括实际占有和享用到的财富和服务的价值，而不仅仅统计有形的金钱收入。头头脑脑们凡是超出业务活动最低需要之外的公款吃喝、公款旅行等耗费都必须折合成个人的实际收入而纳税，不得豁免。打牌、赌博、赠礼等方式的收入都必须申报上税。“第二套房产”之类则不能享受跟自用住房的同等税务待遇。这对制止公款吃喝、公款旅行、贪污受贿等歪风有利还是不利？对提高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有助还是无助？在丹麦请公职人员喝杯咖啡是联络感情，可以容忍，但请吃饭就算行贿受贿，要追究。如果中国也实行类似的规定，那行贿受贿的风气会越来越盛还是越来越衰？ “精英”们主张不拘一格地赚钱，却不主张不拘一格地纳税；主张西方的管理原则，却回避西方的税务原则；摈弃中国的管理制度，却保留中国的税法漏洞，哪个对自己有利就要哪个，“撒尿擤鼻子──两头都拿”。就凭这副奸商德性，怎么能指望他们公平合理地搞社会改革？又怎么能指望靠他们提高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上访的下岗职工与其找政府部门上访，不如找“精英”们上访。既然你只设计失业不设计就业，又高高在上不屑深入社会了解现实问题，更不积极考虑如何解决问题，那就干脆把问题送货上门，促进你积极考虑，免得你只想拉屎不想揩□。强调结果就得面对结果，“木匠戴枷──自作自受”。既然要学西方管理原则，强调效果，那就彻底按效果定是非。这方面中国古代有一个有名的判例：“子有余财而父贫为盗，大不孝。斩！”同理，“国有企业负责人家有横财而企业破产，必不廉。查！”谁来查？因企业破产而下岗的职工来查，至少要有他们的代表参加。现任的企业负责人要查，前任及顶头上司同样要查，免得有人先把企业底子淘光了再弄个替死鬼来顶罪。这是什么逻辑？战场纪律的逻辑，打胜仗的逻辑。上战场守阵地，没命令退就必须死守，与阵地共存亡。人亡阵地失便罢了，阵地丢了人跑了就是临阵脱逃，战场纪律是就地处决。把个国有企业交给你管就是交给你块阵地守。企业垮了你自己没发财算是“人亡阵地失”，企业垮了你却发了那就是“人在阵地丢”，不执行战场纪律就够便宜的了，查你的帐有什么不应该？过去英国皇家海军的老传统是军舰若沉，舰长要把自己绑在军舰上一起沉下去同归于尽，以此证明自己没有失职。现在虽不兴这一套，但至少得证明你没有从企业的破产沉沦中得到好处吧？查出贪污自然刑律伺候，查出清白虽不惩处，但从此几年之内不得再经营管理。因为第一，你不称职。西方企业消化被兼并的企业的用人原则和旧中国军阀收编投降军队的原则差不多，基本都是要兵不要将。兵可以改造，将不可救药。败军之将，何以再语勇；亡国之臣，何以再言谋；破产之辈，何以再经营。不懂经营就老老实实打几年工去再说，别连累别人。让人下岗者自己也下岗，也算是个交代。

第二，要防止蓄意破产的经济骗局。美国法律规定破产之人若干年内不得再当业主，就是要防止有人骗得投资后故意让企业破产，合法吞没投资者的资产，然后换个地方再立新公司，再骗取投资，再重复这种破产骗局。中国同样应该警惕国有企业负责人玩这种花招，故意让国有企业亏本破产，然后自己筹资把企业廉价买下，从而侵吞国有资产。同时还要防止外资买下中国企业后故意废掉，以此消灭竞争对手，独占中国市场。所以必须硬性规定禁止破产企业的负责人继续从事经营管理工作。国有企业如果不得不拍卖，则除规定原来的企业负责人不得再经营之外，还必须规定买家买去必须经营生产，不得转手倒买倒卖或拆光分净，否则不但没有资格再买国有企业，还要追究审查。同时还必须监督确认拍卖经手人没有从中渔利，如果经手人拍卖国有企业后私产异常增加则必然有鬼，同样要立案审查。只要真心想办事，不靠老的管理制度照样可以收拾各种国蠹家贼。国有企业改革也罢，“资产重组”也罢，只有先确保杜绝“狐狸看鸡圈”，再将企业负责人“置之死地而后生”，同时为国有企业创造出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然后才可能谈得上提高经济效益。

为什么那么多人被“精英”们的馊主意哄得团团转？因为迷信，迷信“理论权威”和“专家精英”的头衔。 “闪光的东西不一定是金子”。因盲目相信“理论权威”和“专家精英”而吃大亏的例子古今中外比比皆是。廉颇引兵抵御秦军本来打得好好的，赵王却偏偏信不过这位实战经验丰富但理论上不耀眼的老将，撤掉他换了个理论上头头是道、辩起来连其老父都不是对手的“权威”“专家” 赵恬。结果长平一役，这位“纸上谈兵”的“精英”一下子就断送了四十万赵军的性命。诸葛亮精明一世，兵出祁山捷报频传，偏偏却把镇守街亭要害的重任交给了“自幼熟读兵书，颇知兵法”的“理论权威”马谡，让有经验无理论的王平打下手。结果马谡拒谏失街亭，诸葛亮满盘皆输，前功尽弃，差点被俘，不得不唱“空城计”，挥泪斩马谡。毛泽东反围剿连战连捷，本来局势很好，偏偏来了一群吃过洋面包、有着洋学位的“理论权威”，一口咬定“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土包子没学历，不配指挥打仗”，只有自己才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硬是撤了毛泽东的职，换上洋专家来指挥“现代化战争”。结果一败涂地，叁十万红军剩不到叁万，靠了毛泽东重新指挥才免于全军覆没。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本来“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还不至于混不下去，偏偏迷信盖达尔、丘拜斯这些“经济精英”，请来 “世界经济权威”、正牌子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搞“休克疗法 ”。结果恰恰就是这些“专家”“精英”们把俄国人整惨了。 中国闹“非典”，盲目迷信“权威”院士的 “依原体”专断结论害得中国抗“非典”全局误入歧途，狼狈不堪，使中国学术界在全世界面前丢人现眼，好不容易才挽回局面。中国从一穷二白起家奋斗了几十年，在最严厉的经济封锁条件下建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许多尖端技术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偏偏突然冒出一堆改革“精英”、经济“权威”来到处指手画脚，说中国过去一切全错了，应该推倒重来，卖光国有企业，“产权重组”，“全面私有化”“跟国际接轨”“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这帮人号称“精英”“权威”，但怎么看怎么象赵恬再世，马谡重生，王明路线再现，“休克疗法”重演。“聪明人不在同一个地方摔两跤”。蠢材悟性虽差点，但总不至于盯住一个地方一跤一跤又一跤地摔个没完没了。猪八戒蒙上眼“撞天婚”，撞了几十个跟头摔得鼻青脸肿之后尚且知道罢手不干。中国人在“纸上谈兵”“书生误国”这点上栽跟头栽了两千多年了，历史如此悠久，经验如此丰富，即便是“撞天婚”的猪八戒那样两眼一抹黑的发情蠢猪也该摔出点悟性了。偏偏一帮“精英”“权威”硬是连蠢猪的悟性都没有，硬是接碴继续搞“纸上谈兵”“书生误国”那一套，硬是逼着中国人继续当蠢猪，想不当都不行。这帮“精英”们真的犯蠢吗？非也！“大奸似忠，大智若愚”，人家如不这般装傻，如何把中国搞垮？“皇帝的新衣”根本就不存在，那两个骗子裁缝岂能不知？明明知道却偏要故意装傻，不就是为了行骗诈财吗？盲目迷信“精英”“权威”，落得让人牵着鼻子光着屁股溜大街还是小意思。想想赵恬手下那一夜之间被坑杀殆尽的四十万赵兵的命运，想想王明路线指挥下损失的27万红军将士的命运，想想“休克疗法”后8年内“自然减员”的580万俄罗斯人的命运，不难想象任凭这帮“改革精英”们为所欲为会给中国人带来什么样的命运。

盲目相信“理论权威” 、“专家精英”是一个极大的思想误区。其中又分为二：一是迷信“精英”们的人品，以为学问高的人人品自然好，知识渊博的人一定可靠。二是迷信“精英”们的理论专业知识，以为既然是赫赫有名的专家，那一定代表真理。这都是误解。学问地位与道德人品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有学识、有地位的人可以是好人，也可以是坏人；可以很高尚，也可以很卑鄙。清道光朝的曹振镛都当到“武英殿大学士”了，还天天微服上街跟菜贩子讨价还价，为了一文钱的便宜就摆出大学士的架子来要把对方送步军统领衙门，一定要吓得对方让步、自己占到便宜才罢休。一部“儒林外史”把各类伪君子行径描绘的淋漓尽致。有些只会“空对空”的“精英”平时一付道貌岸然的人模狗样，但一当上访问学者出了国马上原形毕露，捞外快捞到涮盘子，过把瘾过到逛窑子，拉关系拉到拉皮条，至于为了几块钱的电话费、一杯牛奶的便宜而闹得面红耳赤的事就更不在话下，丑态种种再编一部新“儒林外史”绰绰有余。如此混个一年半载回到国内又摇身一变，屁股上插上几根野鸡毛就满世界乱窜，摆出一付“权威”“精英”的架子到处冒充大尾巴雕。这种人说他搞改革是一心为大家你敢相信吗？古今中外学术有成而人品低下的人屡见不鲜。学识渊博也得看他愿意为谁所用。方励之是学术专家，他给中国造成的伤害别人干不来。李登辉是“农业专家”、“留美博士”，却把个“百年老店”国民党整得死去活来。学问越多、地位越高，一旦干起坏事来危害越大。“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满地打滚的泼妇无赖或 “二王”、张君之类的亡命徒的危害决比不上李登辉、戈尔巴乔夫、盖达尔、丘拜斯、萨克斯之类的“精英”“权威”的危害。科学技术如果用来搞生产就是第一生产力，如果用来搞破坏就是第一破坏力。

看人首先要看他为谁打算，“精英”也不例外。凡主张别人吃亏在先自己发财在先的，不管后面有什么许诺，一定是骗子。美国有人在报纸登了条广告说：“寄给我10元钱，我就告诉你一个赚100元钱的办法。”有人当真寄去10元，得到的答复是：“去找10个你这样的。” 捞了别人的钱还振振有词说自己没撒一句谎。这就叫合法行骗。中国的“精英“们也是这德性，一边让别人下岗，一边自己捞“第二套房子”，还说这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他自己连同老婆孩子七大姑八大姨个个暴富时问他另一部分人什么时候能富，如何富，他马上支支吾吾哼哼哈哈，最后干脆赖帐：“结果平等是不应该的，机会均等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弘扬一种来自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式公平观念：好比一个大家庭，家长指定老二上大学，老大去打工做苦力供养老二，但由于他们对大家庭有“群体认同感”，就不会认为这有什么不公平！”闹了半天是指定别人打工做苦力供养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变成了“只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中国几千年来早就实现了“只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还用得着他来改革？他这一番话把共产党的历史作用和现实存在的基础全给彻底否定了。如此“精英”，谁信谁倒霉。判断“精英”的本质看结论就够了，推导过程大可不必理会。除非是专门研究骗子伎俩的反骗子专业户，普通人让“精英”们牵着鼻子纠缠推导过程很危险。“精英”们最拿手的就是用名词概念术语和数学公式跟非专业人士摆诸葛武侯的九宫八卦迷魂阵，不懂行的人没有向导撞进去几步就给绕晕了，最后稀里糊涂当俘虏。这就是美国墨菲定律的具体应用：说不服，饶糊涂（If you can not convince them, confuse them.）。但不管“精英”们怎么绕，一到了结论狐狸尾巴非露出来不可。 一个蚊子哼哼哼，不管哼的是经典巨着还是高等数学，反正结论一定是吸血有理。对这种蚊子哼哼听都不用听，见了就是一巴掌。总之要分清大是大非看结论就够，看立场就够，看为什么人就够。比如“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谁有理要看你从哪个阶级的角度看问题。对于大款大腕而言产业化不产业化有什么了不起，商品而已，反正买得起。对普通老百姓来说那就是生死之差，天壤之别。对“精英们”来说则是敲诈勒索、横征暴敛的天赐良机。对一个民族而言，教育和医疗究竟是义务，还是商务？究竟是普通商品，爱买不买；还是关系国家前途未来，绝非可有可无？说“教育是投资，教育是产业”、 “谁投资、谁受益，家长应当支付教育费用” 完全是信口开河。要说投资，教育是一个民族对自己的未来的投资，是提高整个民族整体竞争能力的必由之路，最终受益人是整个国家，是整个民族。孩子上学，家长只有付出，哪有受益？世界上哪个先进国家忽视教育？一八一四年，俄、奥、普联军兵临巴黎城下，理工学校学生要求参战。面临灭顶之灾的拿破仑却说：“我不愿为取金蛋杀掉我的老母鸡！” 中国人从“五四”时代就开始闹教育兴国，“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所有这些到了“精英”手里一概颠倒，“为国育才”变成了“为己敛财”。自己靠“精英”“权威”的招牌发了大财，乘机把教育当成一本万利的好买卖，整天挖空心思巧取豪夺，利用中国人望子成龙的舔犊之情敲竹杠，拿孩子前途当人质绑票勒索，纯粹孔夫子当叁陪──斯文扫地，要钱不要脸，赤裸裸连裤子都顾不上穿了。一口一个 “与国际接轨”，但欧洲国家的高等教育不是免费就是费用极低，这个轨为什么不接？美国私立大学学费高，但公立大学学费则受到严格控制，从预算开始就不允许有利润，更不允许学费高到普通家庭望尘莫及的地步。不管公立私立，没有哪个大学敢宣称自己是为赢利而存在的企业，更不敢以此为荣，大项目缺钱主要靠向校友募捐。况且美国善于通过移民吸收外国的人才，等于享受了外国低学费教育的成果。也就是说，美国也并非全靠高学费教育混日子。这个事实“精英”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当真把教育当产业，那学校就是企业，而企业该由工商行政部门管理，要教育部干什么？是企业就该交税，“精英”们交了吗？是商品就应该接受质量检验，“精英”们的“商品”质量由谁来检验？学中医中药古汉语中国史却要先看英语过不过关，到底是不用英文就学不成，还是“精英”们擅自修改了中国宪法，规定英语是中国第二官方语言？过去殖民地国家的人不会宗主国的官方语言就寸步难行。现在“精英”们在本不必须英语的地方也强行考核英语，到底是把中国变成了殖民地，还是是强行搭配，逼着人买不需要的消费？就算教育是企业，也该有人管管这种霸王买卖吧？从事产业赚钱赢利又不交所得税，提供商品又不接受质量监督，这算什么混帐企业？“教育产业化”的后果只能是“文凭商品化”，然后是“专家骗子化”。要解决学校经费困难，要切实提高教师的待遇，关键首先是采取果断改革措施杜绝教育管理系统城狐社鼠的贪污挥霍，而不是借口“教育产业化”把这些吸血鬼造成的亏空转嫁到学生家长身上。说“医疗产业化”，是不是说人命健康都是商品，可以按质论价？现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只有美国没有全民义务医疗保障体系。克林顿一上台就想搞全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却受到既得利益的大公司集团强烈反对而败得灰头土脸，自己也从此麻烦不断。这至少说明即便美国人自己也有相当多数并不觉得“医疗产业化”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只是因为斗不过享受既得利益的大公司集团而不得不如此。世界上那么多发达国家都没有搞什么“医疗产业化”，可供“国际接轨”的地方有的是。医疗教育想公平合理收费，完全可以参照美国政府为低收入者提供福利房的房租收费原则，按家庭实际收入的百分比例收费，地区内调剂，不足部分国家补贴。当然实行的前提是先建立健全严密的收入税收管理体系，但这不是可望而不可即，至少是个努力方向。这种“接轨”“精英”们为什么想都不想？可见所谓“国际接轨”只是“精英”们巧取豪夺的借口而已。光是为了应付下岗失业、子女教育及生病求医这叁大威胁就足以霸住普通老百姓的全部积蓄，那样一来人们还有多少余力购买其它？这样国内市场怎么能不疲软？（十叁亿人口的国家居然对外贸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简直是咄咄怪事。）国内市场越疲软，上述问题就越严重，于是形成恶性循环，到头来政府老百姓全吃亏，只有“精英”们发足了财。算算总帐，“精英”们借口“全球化”取消中国政府为本国企业服务的义务；借口“经济效益”取消中国政府为社会安定所必须提供的社会保障服务义务；借口“教育产业化”取消中国政府的全民义务教育义务；借口“医疗产业化”取消中国政府的人民健康保障义务。七扣八扣，算下来“精英”们主张的是除了捞钱什么正事也不干，整个一个属母狗的──只进不出。如此“精英”到底为谁谋利益还用得着问吗？

“精英”们百思不解为什么毛泽东去世了那么多年，为什么他们泼了那么多年污水之后中国老百姓还那么喜欢毛泽东。其实对老百姓来说这有什么难理解的？毛泽东送孩子上战场，“精英”们帮孩子捞商场；毛泽东的孩子人人两袖清风，“精英”们一家子个个大腕富翁；毛泽东动员人民为中国作贡献做牺牲，自己没有从中捞私利，“精英”们要求人民“打工做苦力”，自己乘改革之机大发横财；毛泽东坚持官兵一致，上下一致，党员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精英”们个个先富起来，高高在上，整天纸醉金迷，根本不顾老百姓死活；毛泽东坚持“为人民服务”，“精英”们主张“为‘精英’服务”；毛泽东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精英”们鼓吹“精英，只有精英，才有资格决定中国的一切”；毛泽东“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搞合作医疗，为小民百姓送医送药；“精英”们搞“医疗产业化”，搞得普通老百姓根本看不起病，“小病不治，大病没治”；毛泽东大搞扫盲运动，普及免费义务教育，让无数过去只能梦想着“我要读书”的高玉宝们得以成材，包括成为“神洲”工程的技术骨干；“精英”们大搞“教育产业化”，把教育变成 .自己横征暴敛搜刮全社会的工具，逼得不知多少家长为子女筹集学费而节衣缩食甚至倾家荡产，不知多少穷乡僻壤的孩子重新只能在梦中哭喊“我要读书”；毛泽东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精英”们让外国人消气中国人低声下气……这样的区别，“精英”们看不见，也不想看见，但老百姓看得见。鲁迅说：“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 所以不管“精英”们如何颠倒黑白，如何诬蔑诽谤，如何“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中国老百姓就是喜欢毛泽东。跟着毛泽东是为公。公起码可以理解为人人有份的私，所以跟着毛泽东为公心里踏实。成功了，即使别人不知道不承认，自己仍然心中有数：“你的名字，默默无闻；你的贡献，与世同存”；失败了，不管别人如何讽刺挖苦，自己照样心中有数：这是探索真理过程中必要的代价，能让后来人避免重蹈覆辙，仍有历史价值，仍可问心无愧。而跟着“精英”们谋私利则大不相同：“苦恨年年压金线，为它人做嫁衣裳”。得手了，道声侥幸，总算可以分得一杯羹；失算了，一肚皮鸟气：又叫老板当猴耍完一脚踹了。号称“精英”却弄不懂如此浅显的常识，难怪人们说“高贵者最愚蠢”。

盲目迷信“精英”们的理论专业知识是另一大误区。以为“权威”“精英”们一开口就是真理，“吐词为经，举足为法”，别人休得多言，这大错特错。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而不是“精英”。别迷信“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假行家到处都有。假酒假药假钞票能到处泛 滥，假冒伪劣的“专家”“精英”到处乱窜又何足怪哉。不经过真刀真枪的检验就来者不拒只能让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们心花怒放。相信“权威”和“专家”的头衔甚于相信自己的实践经验和常识是自信心不足的表现。人的抵抗力不足，病菌就会乘虚而入；自信心不足，骗子就会乘虚而入；盲目相信“专家权威”， “软刀子”就会乘虚而入。哈佛大学经常办各种短期培训班，来者不拒，交钱入学，个把月结业，发一张哈佛出具的短训班结业证书。这是美国大学创收的常用方式之一。世界各地附庸风雅的肉头财主们对此非常踊跃。上不了哈佛，就上哈佛短训班，反正结业证上有哈佛大名。要问这张纸有什么用处？对知根知底的人来说，这是齐天大圣的猴子尿，用处是立此存照：“孙悟空到此一游”，一个昂贵的旅游纪念品而已。对于不知底细的人来说，这是荷兰人的玻璃珠子，用处是糊弄印地安乡巴佬，拐走他们的曼哈顿岛。如果一见来人身带“哈佛”印记就如雷贯耳，双膝发软，敬若神明，那就正好上当。所以参加短训班的财主们也并不亏本，无非是“你骗我骗大家骗，一遍一遍又一遍”。即便“货真价实”“正牌子”的理论权威的理论也未必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没有一个“精英”预言到“小米加步枪”的共军对抗飞机加大炮的“国军”，从中国大陆落荒而逃的竟然是“蒋委员长”；西点军校的“精英”们则无论如何想不通那么原始那么土的志愿军怎么能顶得住天下最现代化的军事机器。轻视实践是中国文人从孔夫子起就根深蒂固的臭毛病，一直流传迄今，不知道坏了中国多少大事。毛泽东从井岗山开始，一生用实践不知打破了多少“理论”误区，不知让多少“理论权威”们无地自容，对只会空谈的“精英”们的危害体会极深。所以毛泽东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这一点对破解“软刀子”尤其重要。 “真理过头一步就是谬误”。“软刀子”最厉害之处就是故意抹掉这一步之差，把真理变成谬误，既破坏了真理，又用“真理”的名义堵住别人的嘴。先开错药方再振振有词：你敢怀疑这药？没有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践经验就不可能看破这一步之差，就只能对“软刀子”无可奈何。“精英”们为什么那么恨毛泽东？因为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办他们的“软刀子”就混不下去。按毛泽东阶级斗争的学说查阶级立场和民族立场，他们为什么人服务的老底就要露馅；按毛泽东的“实践论”联系实际来检验他们的理论，他们种种似是而非的胡说八道就要穿帮。凭这两条就足以叫他们扬名立万的吃饭家伙血本无归，“精英”当不成，以后还怎么混？他们能不气急败坏吗？跳大神的江湖骗子最恨科学，招摇撞骗的“精英”最忌实践。道学先生一边妻妾成群一边嚷嚷“处女贞操”和“从一而终”，与其说是为了风化，不如说是怕碰上个有经验的验出自己床上功夫不过如此，从此再也神气不起来。解放前河南的土皇帝别庭芳有个规矩，自己地盘上发现在大地方当过官的人就杀，逻辑是这些人见过世面，自己那套土匪般统治行径哄不过人家。既然不能为己所用，留着是祸害，杀了放心。无论是假道学真土匪还是活“精英”都忌讳有经验的人。但“精英”毕竟是“精英”，挡次比假道学和真土匪高得多，应对之策也巧妙得多。秦兵的诡计瞒不过廉颇，却瞒得过赵恬，秦王便下“软刀子”，帮助赵恬取代廉颇。“精英”门的“软刀子”瞒不过今天的“廉颇”，却瞒得过今天的“赵恬”，“精英”们便专门设计了一整套高招，排斥今天的“廉颇”，帮助今天的“赵恬”飞黄腾达。首先一个 “四两拨千斤”，把“干部知识化”变成了“干部文凭化”。本来“赵恬”的书本理论是知识，“廉颇”的实践经验也是知识。“知识化”应该既包括“廉颇”的实践经验，又应包括“赵恬”的理论知识，而且应该两相结合，来个“将相和”。但一个“文凭化”就只认“赵恬”，不认“廉颇”了。想摆脱“弱势群体”吗？想当“精英”吗？开门见山第一件：拿文凭来。“没有文凭，二等公民”，“文凭到手，高人一头”。知识与文凭本来相互联系但并不等同。假冒的文凭是废纸，真正的文凭只能说明一个人经受过什么样的理论训练，并不保证理论联系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那么快，隔不多久就需要来点知识更新。所以文凭能说明的理论训练也有时间性，并不是万古不变的保值储蓄。如果文凭真能决定一切还打什么仗，两军将士坐下来一个个自报家门，按人头数博士定胜负算了。理论上头头是道未必真敢实践。教股票的有几个用自己的钱炒股票的？有几个这样炒股炒发了的？又有几个这样炒发了还继续教股票的？你要问他按他的一套炒股能不能赚，答案保险是“似乎好象不一定，大概也许很可能”。这种文凭有跟没有差别多大？本来文凭只是说明理论训练的一种参考，但被“精英”们一折腾不仅变成了知识的象征，而且变成了从事各种“白领”工作的必须文件。这又是偷梁换柱。证明具备从事某种专业行为必不可少的强制性训练和资格的文件叫执照，不叫文凭。无论是把文凭当执照用还是把执照当文凭用都是胡闹。即使是博士要开车也得先考本，把博士证书当驾照用照样要吃罚单。把文凭炒得那么热并不是实践需要，而是一种政治权术。“干部知识化”意味着理论联系实际，既可以是“廉颇”向“赵恬”学理论知识，也可以是“赵恬”向“廉颇”学习实践经验，来个“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总之是双向的。“干部文凭化”则只要理论不要实践，一笔勾销了“廉颇” 们的实践经验。在整个文凭体系中，无论是高考，考研，考职还是晋职都只考理论，不考理论联系实际。而且越脱离实际的东西考得越凶。最典型的是英语考试走火入魔，各行各业横扫一切。如果英语是工作需要天天离不开，这么考倒也应该。但如果天天离不开就等于工作本身天天在考试，何必“六个指头挠痒──额外多一道子”？其他行业既然不是天天离不开英语，那也把英语当令箭就岂有此理。一个读完初一的北京孩子来到美国读了一年中学后告诉家长，中国初中一年教的英语语法修辞比美国中学教的还多。中国的中学英语教学居然比美国人还美国人。连一封英文信都写不来的日本工科教授有的是，人家照样当终身教授，也没人因此说日本的教育水平不怎么样。中国的官方语言是中文，在非英语环境中学英语本来就事倍功半，学到手的东西如果天天用不上自然学完就忘，竹篮打水──装的没有漏的快。这个道理谁都懂，但明明知道还硬要滥考那就有名堂。对“精英”们来说这样滥考妙用无穷。头一条是自抬身价。鲁迅曾指出士大夫最喜欢让文字越难越好。因为“如果文字易识，大家都会，文字就不尊严，他也跟着不尊严了。”经过毛泽东时代的大力扫盲、普及教育，中国文字已经几乎大家都会，仅仅仗着“识文断字”没法再唬住老百姓。中国文字玩不转，“精英”们便傍上了外国文字。反正英语不易识，没法大家都会，把英语捧尊严了，他就可以靠着英语继续尊严下去。第二可以借机发财。大家一窝蜂学英语，教英语的做辅导的卖教材的自然大发利市。不管“精英”们在里边有没有股份、当没当“托”，反正“精英”们是这一行所有老板的衣食父母，想写点英语学习辅导材料之类捞点外快决不会无人理睬。第叁可以排斥“廉颇”这样有实践经验的人，又能防止“赵恬”也去学“廉颇”，不再整天纸上谈兵。不天天用英语又要考英语实际是考记性，考时间。考记性，年轻的占便宜；考时间，有条件整天不干别的光啃英语的占便宜。“廉颇”这样有实践经验的一般年龄都不会太轻，而且有工作负担和家庭负担，记性和时间自然都不如在校和初出茅庐的“赵恬”。即便是“赵恬”那样的书生，如果改邪归正学“廉颇”，老老实实搞业务也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练英语，除非不务正业不理家务整天“干私活”。摔跤、举重等体育比赛要按性别、体重等分级，尽量做到公平比赛。滥考英语则根本不管叁七二十一，不管性别年龄经历负担等实际情况，一律按分决高下。这貌似公平，实则歧视。歧视搞具体实践的，偏袒搞空头理论的；歧视老老实实搞业务的，偏袒整天不务正业攻英语的。寓言中狐狸请仙鹤吃饭，把饭菜全装到浅底盘子里端上来。表面一视同仁，实际损人利己。饭菜全装在浅底盘子里，仙鹤的大长嘴怎么啄也叼不着几粒，狐狸则舌头一卷一扫而光，独吞了一切还捞了个请客的名声。这就叫表面公平实际歧视，根据对手的特点在技术上耍花招。美国的选举也玩这套把戏。说是“选民选政客”，实际是“政客选选民”。美国选举是选区制，简单说就是一个选区算一票，最后按赢得的选区算胜负。选区的划分没有统一规定，谁在各州势力大谁说了算。怎么划分选区大有文章，诀窍是假如支持对手的选民多，就把他们都划到同一个选区去，丢了这个选区不过只丢一票。把支持自己的选民多划分成几个选区，一赢就赢好几票。“田忌赛马”按场数定胜负，选区竞选按选区数定输赢。美国的政治术语把这种伎俩叫“蜥蜴脚尾”（gerrymander），因为这样划分的选区在地图上常常奇形怪状，甚至出现过沿着一条公路伸展几百英里、宽度却几乎不出一英里的怪物选区，就像一种名叫salamander的蜥蜴，又长“脚”又长“尾巴”。这套把戏的始做俑者是19世纪初的麻萨诸塞州州长Elbridge Gerry，于是人们把二者名字各取一半，Gerry + mander，变成了gerrymander。用了这套把戏，拥护你的选民再占多数也没有用，选区一变就选掉了。这手腕也不仅仅美国人会玩。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法国共产党力量强大，连总理和国防部长都是共产党人。但下一次选举时选区一改，一下子就把法共选下去了。因为支持法共的工人总数虽多，却大都集中居住在大城市，只要把大城市划成一个选区，工人选票再多也只赢得一个选区的一票，按选区计票法共只有认输。可见西方的选举有“选民用选票选政客”，更有“政客用选区选选民”，并非“精英”们吹的那般民主公平，能如实反映多数人的意志。工业上批生产的产品质量靠工艺保证，西方的选举结果靠程序保证，“精英”们排斥有实践经验的人则靠“干部文凭化”和滥考英语等不公平选拔手段来保证。滥考英语的第四个用处是就是“一香掩百臭，一俊遮百丑”，利用人们以为英语好就是有学问的思想误区，用英语一技之长掩盖自己其他方面不学无术专业无能的真相，以便滥竽充数，冒充专业“精英”继续招摇撞骗。蹩脚电影是“戏不够，歌来凑”，庸才专家是“专业不够，英语来凑”。第五个用处是培养文化殖民地的奴化思想。过去殖民地的人必须学会宗主国的语言才有资格读书找工作。现在滥考英语等于培养整个社会英语高于一切的潜意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精英”们傲视一切专注英语，给整个社会造成一种错觉：有知识必须英语好，英语好才算有知识。这无形中贬低了中国文化的地位，歪曲了“知识”一词的内涵，搞乱了整个社会的是非标准和价值观，潜移默化助长了崇洋媚外情绪。干得好不如英语好，那谁还努力工作？为“两弹一星”做过贡献的工程技术人员要定职称却得重过理论考试关，而且还得拼命复习英语，经得起实践检验却经不起文凭检验，而经得起文凭检验却经不起实践检验的人反而没有压力，结果成了“文凭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医生晋职不看治好了多少病人却看英语几级，考核工作成绩变成了考核英语，好象医生让病人把英语当药吃才能治好病似的。至于整个国家整个社会为学完就忘的英语耗费了多少时间精力更无法统计。凡此种种的客观效果是让人们不求实践，只尚空谈，不务正业，专攻英语。滥考英语活像昔日考八股文，逼着人们整天拼命背诵现实生活中难得一用的词句文章，用以当“敲门砖”敲开官财之门。滥考英语等于强行推广英语，把为中国培养人才变成了为外国培养奴才。英语不过硬不一定不能为中国所用，但不会英语则很难为外国所用。马克思说过外语是人生斗争的武器，但从没说过外语是人生斗争的唯一武器。各行各业兼学英语可以提倡，但不应强求。如果工作生活实际需要英语，人家自会料理，何须越俎代庖？吃饭之余吃补药是一回事，但不吃补药就不准吃饭则是另一回事。美国街头的叫化子英语比“精英”们好的多的是，能对换吗？滥考英语是“精英”们用来实现少数人对多数人专政的权术手段。这也正是“干部文凭化”的要害。 “廉颇”们的实践经验在现行的高考制度中毫无位置，无用武之地；在考职考研及晋升等考试中也不压称。而“赵恬”的文凭理论则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对一般人来说，高谈阔论、头头是道的雄辩比默默无闻、踏踏实实的实践容易吸引眼球得多。几年下来用“干部年轻化”的标准一卡，最容易被卡掉的是实践经验多而不会来事的“廉颇”，最容易颖脱而出的是夸夸其谈头头是道的“赵恬”。唐太宗兴科举，一网打尽天下英雄：“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精英”们搞“文凭化”、滥考英语，一刀砍翻中国所有人才：一个高考足以刷掉几乎所有有实践经验的年轻一代的“廉颇”，一个滥考英语足以憋住大部分踏踏实实从事实践工作的中年一代的“廉颇”，一个“干部年龄标准化”足以淘汰掉多数富有实践经验的老年一代的“廉颇”。老、中、青叁管齐下，确保只有跟着“精英”搞空头理论的新一代“赵恬”能青云直上，实现现代“赵恬”的“批生产”，这样“软刀子”就可充分发挥威力了。

“上了贼船就是寇，上了娘床就是爹”，上了“精英”们的威虎山就是叁孙子，只能对祖师爷毕恭毕敬。威虎山上“座山雕”说了算，“精英”的天下“精英”们说了算。除了“精英”们自己，谁也别想制约“精英”。天天要别人打破“铁饭碗”“终身制”，自己的“铁饭碗”“终身制”却谁也不准动。当上了“院士”就一辈子万寿无疆地当下去，“驴不死不卸磨”。头脑昏昏弄虚作假剽窃冒功悉听尊便，“聋子不怕天雷轰，死猪不怕开水烫”，社会谴责归谴责，反正你拿我没辙。哪怕出了象“非典依原体”那样影响全局的天大失误也照样“笑骂任人笑骂，茅坑我偏占之”。几个“精英”一声吼，法律也要饶着走，判了死刑的黑帮头子马上起死回生。说是有冤屈，怎么从不见“精英”们那么起劲替普通老百姓辩冤情？何况还笑纳了人家的“辛苦费”，“黄泥巴掉进裤挡里，不是屎也是屎”。总之在“精英”们的天地里只能任其信口开河。若敢牙迸半个不字那就不得了，“不尊重知识”，“不尊重科学”，“不尊重专家”，“不尊重知识分子”，“文革遗风”，等等等等。要是没有理论联系实际的能耐，要是没有实践经验，哪个人戴得起大得如此吓人的帽子，只好屁滚尿流，抱头鼠窜，“精英”们于是得胜还朝，高枕无忧。

破解“精英”们的“软刀子”必须有叁条：有立场，有理论，有经验。不为中国.利益着想，不为中国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着想，对“软刀子”只会感到受用，不会感到危险。即使有所顾忌，只要公心不稳，叫人家来几个小钱就打发了，还是要同流合污。没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武装，对“软刀子”只能感觉，不能认识，只能本能挣扎，不能有效反击。正如毛泽东所言：“感觉的东西我们不能深刻的理解它，只有理解的东西我们才能更深刻的感觉它。”没有亲身经历的实践经验，面对种种理论推导，似乎这也头头是道，那也振振有词，大眼瞪小眼，就是看不出真理和谬论的一步之差，更看不出“失之毫厘，谬之千里”。“精英”们大闹“干部文凭化”也好，滥考英语也好，归根结底是要把有立场、有理论又有经验的人层层过滤掉，这样自己的“软刀子”才好打遍天下无敌手，耗子抗枪──窝里横。

“精英”们的“软刀子”无所不在，整个社会一网打尽。“干部文凭化” 罩住了大多数没机会上大学的人；“滥考英语”罩住了所有上了大学的人；“干部年龄标准化” 罩住了实践经验丰富的“廉颇”；“国有企业破产”、“产权重组”罩住了所有国有企业职工；“与国际接轨”剥夺了中国政府为中国民族企业服务的权利，罩住了整个中国民族企业；“经济效益”论取消了中国政府必要的社会服务义务，罩住了整个社会居民，更罩住了流入城市的农民工；“教育产业化” 罩住了整个下一代；“医疗产业化” 罩住了全体人民的健康保障……无论哪行哪业，无论男女老少，无不受到“精英”们的控制，受到“软刀子”的威胁。 “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软刀”。“精英”们就是这样建立了一个“权威弄权、专家专政”的国中之国。

面对“精英”们的“软刀子”攻势如何是好？听之任之不行，用对付“硬刀子”的办法，“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揪出反革命集团”、“深挖细找暗藏的阶级敌人”同样不行。对“软刀子”只能以软对软。原则还是对事不对人。对挥舞“软刀子”的具体人，适当的做法应该是“分清是非，明确责任，记录公布，敬而远之”。

“分清是非”就是识别“软刀子”，剥去其伪装。“分清是非”只能以中国国家利益和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根本利益为标准。否则“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永远纠缠不清。是非问题决不能含糊，更不能客气。“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鲁迅说：“用绅士服将‘丑’层层包裹，装着好面孔，就是教授，就是青年的导师么？中国的青年不要高帽皮袍，装腔作势的导师；要并无伪饰，──倘没有，也得少有伪饰的导师。倘有戴着假面，以导师自居的，就得叫他除下来，否则，便将它撕下来，互相撕下来。撕得鲜血淋漓，臭架子打得粉碎，然后可以谈后话。这时候，即使只值半文钱，却是真价值；即使丑得要使人‘恶心’，却是真面目。略一揭开，便又赶忙装进缎子盒里去，虽然可以使人疑是钻石，也可以猜作粪土，纵使外面满贴着好招牌， ……毫不中用的！”“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万一那些虚伪者居然觉得一点痛苦，有些省悟，知道技俩也有穷时，少装些假面目，则用了陈源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教训’。只要谁露出真价值来，即使只值半文，我决不敢轻薄半句。但是，想用了串戏的方法来哄骗，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们来敷衍。” .

“明确责任”主要指的是道义上的责任。如果某“精英”涉及了具体的法律责任、行政责任、经济责任等等，那是具体主管部门的事。但“软刀子”是思想问题，决策问题，这种责任基本属于道义上的责任，纪律法律管不了。试图用法律纪律来制约“软刀子”一不对路，二不可能。但对搞“软刀子”的人也不能听之任之，好象没事人一样。至少要弄清楚是谁在不声不响落实“软刀子”。鼓吹“软刀子”的人是明的，好查。但落实“软刀子”的人就不一定。一个“红头文件”上只有单位，没有人名，谁知道是谁的主意，谁的手笔？光是追问谁批准的意思不大。美国的情况是凡能拿出来让你竞选的都是选砸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把关的位子，如法官，情报骨干，军事骨干等等都不准选，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即使美国的总统议员等都突然消失了，政权机构经济活动照样运行不误。中国的情况是一件事只要时间允许，凡有权批的都是批砸了也垮不了的。批错了就得垮的人决不会批，一定往上推。比如批准某个小型国有企业拍卖，如果是企业负责人自己批了就算数，万一错了，这个负责人就吃不了兜着走。如果闹到局长部长批，若无其他情况你能因为一个小企业拍卖错了就撤掉个局长部长吗？于是似乎谁也不必负责。直接负责人没有责任，因为他请示过了。中间领导也没有责任，因为他不过是下情上达。最高领导也没有责任，因为他相信下级上报的情况属实。要打板子，人人有份。而“人人有份”的实际含义是人人没事。这其实是书生之见。岂能无人负责？最有责任的是直接负责人，因为只有他才最了解实际情况，上级下决心的依据靠他提供，出了问题他必须负责。拿破仑说过：“一位统帅因为执行了远离战区、未明战事近况、或根本不知战况的君主或首相所下的命令，以致在战斗中铸成错误时，不能免罪。在执行命令时，如果知道计划不妥或有失败危险，就应向上陈述理由，请求修订计划，并不惜在最后以辞职力争，甚至宁可不干，也不要使自己成为毁灭自己部队的工具。”只要不是上头亲临现场直接指挥直接下令的“军令如山倒”的情况，出了问题即使是属于执行批示也不能免责，更不能借口经过批准而把责任往上推。一个系统的最高首脑一天也只有24小时，就算他批一份文件只用半个小时，一天到晚不吃不睡不上厕所也最多批48份文件。要是再算上吃喝拉撒睡的时间，一天能处理的文件连一半都不到。十叁亿人口的大国，即便只是一个方面，一天之中需要处理的事情也不会只有24件吧？一份文件涉及方方面面，要在半个小时内调查研究、核实情况，作出判断然后决定是否批准并确保无误，可能吗？不批，误了事是官僚主义；批，出了错也是官僚主义。反正批不批都是官僚主义。干这批文件差事的头头脑脑几乎成了个签字机器，一般文件只要看不出大庇漏就只好签字画押。真正决定文件实际内容细则的是提议的，论证的，拟稿的，初审的和会签的。最后审批的人对文件要负责，但文件产生过程中所有参与者更要负责。别以为“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瞎参谋”“烂干事”完全能坏大事。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一般以法案提案人的名字来命名，赞成反对的议员都记录在案，公布于众。这往好了说是尊重提案人，实际也是落实决策责任制：大名在上，出了事你别想溜。一旦要追究责任谁都可以拿着纪录对名单，数着脑袋打屁股，谁也别想装没事人。中国要查“软刀子”，就应该落实这种“决策责任制”，对所有环节都不放过。一项公开的政策是谁酝酿，谁鼓吹，谁提议，谁论证，谁拟稿，谁审核，谁批准都要一清二楚，记录在案，公布于众。特别是公布于众这一条最要紧。“红头文件”手续上都没问题，要查底稿找责任人不难。但如果只有少数人知道则对“软刀子”操刀手毫无压力。只有让全社会都清楚到底是谁具体制定了“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拍卖国有企业”之类规定，是谁提供的理论依据和统计数字，谁提供的论证材料，张叁李四王麻子指名道姓一个不漏，这样才能分清“软刀子”的层层责任，免得“黑狗偷嘴，白狗遭灾”。


明确责任并不是为了惩罚人，而是为了跟踪记录，以便用统计数字描绘出一个人的行为轨迹，为大家判断此人提供依据。一个医生看了十个病人，死了九个，那就得调查调查。如果是闹天灾、闹人祸、闹瘟疫，或者是“临终病房”，那也没什么可说的。如果是蓄意杀人就得治罪，是庸医误诊就得吊销执照。如果什么责任也查不出来，那也至少得帮着他扬扬名，让以后的病人上门求医之前先斟酌一番，看有没有胆量来冒这九死一生的风险。这就得有个记录公布。否则谁知道这位医生看病有十个病人九个死的水平呢？同样，如果没有人记载并告诉大家某“精英”的主意十个主意九个馊，剩下一个有怪味，那别人就不虞有诈，还会前赴后继，上当不绝。具体一时一事不一定看出一个人，但累积起来就能说明问题。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采集样本越大，曲线趋向越明。只有把“精英”们一贯的主张一一记录公布，这才能让“精英”自己给自己定性，让大家都看出名堂。这是不惩之惩，无罚之罚，比用对付“硬刀子”的办法蛮干有效得多。

只要分清了是非，明确了“精英”跟“软刀子”的关系，“软刀子”就等于破解了。要做的事就是对“精英”们敬而远之。“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精英”们要鼓吹“软刀子”，想拦也拦不住。但说不说在他，听不听在我。只要知道“精英”是“软刀子”高手，不买帐就是了。这就是“以软对软”，在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的基础上坚持毛泽东思想对付“软刀子”的办法。

任凭“软刀子”横行必然“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软刀子”真正的克星是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阶级斗争的学说和“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实践第一的思想。继承毛泽东思想，等于站到了巨人的双肩之上继往开来，不伟大也伟大了。放着毛泽东思想的利器不用而另起炉灶，顶多重复发现毛泽东早已阐明的规律，搞不好还会弄巧成拙，贻笑大方。

茫茫宇宙空间中的地球，周围充满了无数致人死命的宇宙射线，靠地球大气的臭氧层才能把它挡住，保护人类得以生存繁衍。

莽莽丛林世界中的中国，周围充满了无数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靠毛泽东思想才能把它制服，保护中华民族得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人，珍惜自己的“臭氧层”吧！

白袜子

顶！！！！！！！！！

非典型蛤蟆

要赚钱也不用这样赚呵...